原標題：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流風餘(yu) 韻

作者：楊忠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廿三日丙申

     耶穌2018年10月31日

書(shu) 名：《中國書(shu) 院文獻叢(cong) 刊》（第一輯，全一百冊(ce) ）

主編 ：鄧洪波  

出版社：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

出版時間：2018年9月30日

書(shu) 院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影響最大的教育文化機構。鄧洪波教授認為(wei) 書(shu) 院是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所謂獨特，我以為(wei) 大概是因為(wei) 它既非官學，亦非純粹的私學，但又與(yu) 官府、官員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一直得到各級官府的支持和資助。例如朱熹修複白鹿洞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阮元創詁經精舍、學海堂，張之洞建尊經書(shu) 院、廣雅書(shu) 院，都是任官期間的事。許多官員也將創建書(shu) 院、講研義(yi) 理學問視為(wei) 一種可以自豪的政績，希望以書(shu) 院長育人才、開啟民智、移風易俗。比如湯顯祖貶徐聞典史時創立貴生書(shu) 院，親(qin) 往講學；任遂昌知縣時，建相圃書(shu) 院，撥寺廟道觀部分食田歸書(shu) 院收租，以作修葺房屋之費及諸生膏火之助。他自己亦在書(shu) 院中“與(yu) 諸生講德問字”“陳說天性大義(yi) ”而不疲。但書(shu) 院又非官學，書(shu) 院的科目設置、講論內(nei) 容都由著名學者擔任的書(shu) 院山長、主講設定與(yu) 主持，官府幹涉有限。書(shu) 院與(yu) 官學既相區別又有聯係，故清末廢科舉(ju) 、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使中國教育由古代邁入現代，便能自然銜接而水到渠成了。

書(shu) 院與(yu) 私學的關(guan) 係也十分密切。春秋以降，學在王官漸變為(wei) 學在四夷，私人講學之風漸盛。孔子的講學活動，既有與(yu) 弟子講論六藝、切磋琢磨的謹嚴(yan) 與(yu) 認真，亦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散淡與(yu) 閑適，與(yu) 書(shu) 院自由講學的精神一脈相通。兩(liang) 漢經師講學，受業(ye) 者不遠千裏而至，講讀之所則“講堂”“精舍”隨意立名。馬融“教養(yang) 諸生常有千數”，設絳紗帳講學，“前授生徒，後列女樂(le) ”，是最氣派的一家。魏晉南北朝戰亂(luan) 頻仍，但講學之風不息。上述講學活動和組織形式，對後來書(shu) 院的出現有著深刻影響。

書(shu) 院之名始於(yu) 唐代。東(dong) 西二都設立的麗(li) 正書(shu) 院和集賢殿書(shu) 院，有著國家藏書(shu) 、校書(shu) 、修書(shu) 及由此而辨彰學術的深厚傳(chuan) 統，它標誌著書(shu) 院之名得到官方認可和提倡。其實，最先出現的還是民間書(shu) 院，有唐代文獻與(yu) 地方史誌為(wei) 證。《全唐詩》中也提到過13所作為(wei) 士大夫私人讀書(shu) 治學之所的書(shu) 院。也就是說，書(shu) 院源出於(yu) 唐代私人治學的書(shu) 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是官、民兩(liang) 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大唐五代之際，開始出現聚徒講學性質的書(shu) 院，江西的桂岩、東(dong) 佳與(yu) 燕山竇氏皆是其佼佼者。而書(shu) 院的大繁榮則要進入到宋代，著名的“濂、洛、關(guan) 、閩”四家，既是學派，也是講學團體(ti) ，且師生傳(chuan) 承，曆久不衰。他們(men) 中的許多人都參與(yu) 過書(shu) 院的創建和講學活動，通德鴻儒，發幽闡微，風雅相續，輝映壇席。元代書(shu) 院數百所，明清書(shu) 院各數千所，是書(shu) 院的鼎盛時期。

書(shu) 院講求敦勵品節、探研經義(yi) ，以求知行合一，長育人才。主持者往往以自身風範聲望言傳(chuan) 身教，並不刻意傳(chuan) 授係統知識。尤其是宋代書(shu) 院批判繼承了兩(liang) 漢的講經之風，注重闡釋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的儒家經典義(yi) 理，理學借書(shu) 院講學得以光大。此後，隨著時代的需要和地方學術風氣的浸潤，書(shu) 院講學內(nei) 容各有側(ce) 重，或義(yi) 理、或實學、或訓詁、或辭章，而書(shu) 院的教學方式也不拘一格，講論、問答、辯說、切磋，形式多樣，效果顯著，頗有百花齊放之勢。當然，書(shu) 院的根本任務是養(yang) 育人才，故與(yu) 唐宋元明清各代科舉(ju) 密切相關(guan) ，講論經義(yi) 、草擬試策、熟記帖括、習(xi) 練論說，自然也是書(shu) 院學習(xi) 的重要內(nei) 容。一些著名學者掌教書(shu) 院，往往能形成學派，光大學術，引領學風。不同學派學者在書(shu) 院的論辯駁難，也使書(shu) 院成為(wei) 交流學術、推廣宣傳(chuan) 學派主張的方便場所。書(shu) 院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僅(jin) 以清代為(wei) 例，著名學者如黃宗羲、湯斌、張伯行、杭世駿、齊召南、全祖望、姚鼐、盧文弨、王鳴盛、程瑤田、錢大昕、章學誠、洪亮吉、孫星衍、阮元、陳壽褀、顧廣圻、陳澧、劉熙載、俞樾、張之洞、王先謙、繆荃孫、皮錫瑞等，這些在清代學術史上閃耀的群星，無一不在書(shu) 院任過山長或主講，將他們(men) 在書(shu) 院講學的學術貢獻稍作整理，便能勾勒出清代學術史的梗概。可以說唐宋以來中國古代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實有賴於(yu) 書(shu) 院的繁榮，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晚清新學的產(chan) 生與(yu) 興(xing) 盛，都與(yu) 書(shu) 院密切相關(guan) 。書(shu) 院以及鄉(xiang) 村的義(yi) 塾、義(yi) 學，使中國儒學傳(chuan) 承的血脈貫通而達至社會(hui) 底層，從(cong) 而也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有了最堅實的社會(hui) 基礎，中國文化綿延不絕，書(shu) 院有其莫大貢獻。

書(shu) 院作為(wei) 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深深影響著唐宋以來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學者往往將古代書(shu) 院與(yu) 現代學校比照考察，研究書(shu) 院的論著日積月累，頗為(wei) 可觀。特別是近十數年來，書(shu) 院研究更有日漸興(xing) 盛之勢。許多研究已涉及書(shu) 院的各個(ge) 方麵，如書(shu) 院製度及其組織形式，書(shu) 院的課程設置、講會(hui) 製度和開講儀(yi) 式，書(shu) 院的學規章程和管理模式，書(shu) 院的經濟活動和經費開支，書(shu) 院的藏書(shu) 與(yu) 刻書(shu) 活動等，涉及麵雖廣，但研究似乎尚不夠深入全麵。究其原因，自然與(yu) 目前學術界所見書(shu) 院文獻資料並不豐(feng) 富有關(guan) 。例如，僅(jin) 清代書(shu) 院即有五千餘(yu) 所，而迄今許多論著所涉書(shu) 院僅(jin) 百餘(yu) 所，眼界和格局便受局限。大量書(shu) 院文獻散藏各處，許多文獻甚至不為(wei) 人知或少人問津，研究自然不夠全麵，也難以深入。材料的缺失嚴(yan) 重阻滯了書(shu) 院研究的進程，因此，比較齊全地搜輯目前存世的書(shu) 院文獻，分門別類地加以影印或點校出版，對於(yu) 書(shu) 院研究而言，事莫大於(yu) 此，更莫急於(yu) 此。現在鄧洪波教授主持的中國書(shu) 院文獻整理與(yu) 研究工程即將出版幾種專(zhuan) 題叢(cong) 書(shu) ，使此大事急事終獲成功,必將為(wei) 中國書(shu) 院研究的繁盛帶來新局麵。

鄧洪波教授及其團隊的成果，對於(yu) 書(shu) 院研究及與(yu) 書(shu) 院相關(guan) 的研究，至少有三大貢獻：

其一，為(wei) 書(shu) 院研究提供了相當完備的資料。他們(men) 編纂了比較完善的書(shu) 院文獻總目及總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現存書(shu) 院文獻的全貌，在此基礎上又將現存近1500種書(shu) 院文獻中的1000餘(yu) 種影印出版，成《中國書(shu) 院文獻叢(cong) 刊》，進而又擇其中尤為(wei) 重要者約150種點校出版，成《中國書(shu) 院文獻薈要》。學者研究實踐證明，書(shu) 院研究賴以深入和發展的基礎是書(shu) 院文獻的全麵搜求與(yu) 係統整理，鄧洪波教授的團隊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men) 的書(shu) 院總目及有選擇地影印、點校的占總量七成的書(shu) 院文獻，不僅(jin) 為(wei) 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為(wei) 一般讀者了解中國書(shu) 院指出了門徑。大量過去未被發掘、利用，而又相對完備、係統的資料，經他們(men) 網羅放失，搜剔叢(cong) 殘，使遺編剩稿，顯晦並出，吉光片羽，終免湮沒，而流風餘(yu) 韻亦可相因而不墜。相信今後的書(shu) 院研究一定會(hui) 有許多新發現、新視角和新課題，也必將產(chan) 生許多更近於(yu) 史實的新結論。

其二，整理與(yu) 研究高度融合，產(chan) 生了係列成果。他們(men) 的工作使書(shu) 目、《文獻叢(cong) 刊》《文獻薈要》、研究論著等互相呼應，是將整理和研究結合得比較好的範例，也為(wei) 古籍整理與(yu) 研究工作如何互相促進提供了經驗。《書(shu) 院文獻總目》揭示藏館和版本，大大提高了書(shu) 目的質量和使用價(jia) 值，《書(shu) 院文獻總目提要》本身便是研究成果，它不僅(jin) 指引門徑，也為(wei) 進一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供了基礎和方便。而《中國書(shu) 院誌史》及其他研究論集，既是書(shu) 院研究的新收獲，也是書(shu) 院研究深化的表現。他們(men) 的整理研究係列成果，不僅(jin) 大大促進了書(shu) 院研究自身的深入和發展，還旁涉中國古代政治史、經濟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等各領域，從(cong) 而也必將有利於(yu) 上述領域的綜合研究別開生麵，以至進一步推進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和發展。

其三，是大型專(zhuan) 題資料叢(cong) 書(shu) 的新收獲。大型專(zhuan) 題性資料叢(cong) 書(shu) 對於(yu) 相關(guan) 專(zhuan) 題學術研究的作用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新中國建立後，學術界一直有編纂大型專(zhuan) 題資料叢(cong) 書(shu) 的傳(chuan) 統，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史學會(hui) 主持編纂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cong) 刊》，包括《鴉片戰爭(zheng) 》《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yi) 和團》《辛亥革命》等十餘(yu) 種專(zhuan) 題資料叢(cong) 書(shu) 。這部近代史資料叢(cong) 刊，成為(wei)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外學者的必讀資料，也成就了一批國內(nei) 外的教授、博士，產(chan) 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一些出版機構如中華書(shu) 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鳳凰出版社等也組織或出版過許多大型專(zhuan) 題資料叢(cong) 書(shu) ，一些專(zhuan) 題檔案也陸續刊布。專(zhuan) 題資料叢(cong) 書(shu) 提供的材料比較全麵、係統，使用方便，學者在比較研究中更易發現問題、解決(jue) 問題，也可以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弊端，故頗受學者歡迎。鄧洪波教授主持的書(shu) 院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產(chan) 生的幾種大型資料叢(cong) 書(shu) ，是近年來專(zhuan) 題資料叢(cong) 書(shu) 的新收獲，也必將會(hui) 為(wei) 中國書(shu) 院研究作出巨大貢獻。

鄧洪波教授是較早注意整理書(shu) 院文獻、研究中國書(shu) 院的學者之一，也是當代中國書(shu) 院研究的名家。數十年的潛心研究和執著追求，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有很好的影響。現在他又主持完成了這樣一件嘉惠學林的大功德，實在令人感動和欽佩，故不避淺陋而為(wei) 之序，以表達對鄧洪波教授及其團隊學者的敬意。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