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作者：孫隆基 

來源： 轉載自“我們(men) 都愛宋朝”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初二日乙亥

         耶穌2018年10月10日

吳鉤按：本文作者為(wei)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先生。2001年，孫教授在《二十一世紀》雜誌刊發了長文《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本文即為(wei)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其中之一節，我節選出來，以饗讀者。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鹹平三年。宋代中國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說法，不限於(yu) 內(nei) 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學者。當代美國的比較曆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也說：”本書(shu) 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wei) 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ge) 關(guan) 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ge) 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wei) 這一點上，從(cong) 價(jia) 格和私人或小團體(ti) (合夥(huo) 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hui) 有些什麽(me) 成果。”

麥克尼爾中國在近千年之始領先於(yu) 世界之說，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發展出全麵的市場經濟為(wei) 歸依，並舉(ju) 出慣用的解釋，如中央集權的官僚體(ti) 製對商人的抑製之類。問題在於(yu) ，中國曆史發展的形態是否含有達到全麵市場經濟這個(ge) 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們(men) 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yu) 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舉(ju) 製度以來，世襲的門閥對政治的壟斷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貴族政治整個(ge) 沒落。宋代上承此勢，由科舉(ju) 製度出身的文官政治變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創立者有鑒於(yu) 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輕武的措施，使中國成為(wei) 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統治的國家。

在財產(chan) 關(guan) 係上，宋代也由門閥私有製和國家分配土地製轉變為(wei) 土地自由買(mai) 賣和契約化。世族門閥的消失，使魏晉以來一直盛行的莊園製度為(wei) 地主製度與(yu) 小農(nong) 耕作所取代。至於(yu) 國家方麵，也基本上放棄用國有土地授田給無耕地農(nong) 民，以減輕土地兼並、調節貧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製不立”"不抑兼並”。國有土地雖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積極。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買(mai) 賣，國家隻收登記費用。至於(yu) 租佃的契約，則多半由私人之間決(jue) 定。

自漢代以來，中央一視抑製兼並為(wei) 正途，不但為(wei) 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也盡量避免因貧富不均導致農(nong) 民戰爭(zheng) 暴發。雖然，這個(ge) 政策成功的時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競爭(zheng) 或勾結，對無權無助的農(nong) 民進行蠶食，結果總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麵。從(cong) 漢末經魏晉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莊園製度，長達四個(ge) 世紀。中央試圖調節貧富不均是基於(yu) 皇權生存的考慮，但其立論常依據烏(wu) 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複”井田製”，與(yu) 北魏北周的”均田製”，都宣稱是對古代周禮的回歸。

但自從(cong) 中唐推行”兩(liang) 稅製”以來，（此處有刪節）國家基本上放棄大規模的平均土地的嚐試，雖然這個(ge) 思想深入民心，時隱時現。由於(yu) 均田製的崩壞，唐朝於(yu) 公元780年實行”兩(liang) 稅製”，基本上是對兩(liang) 項現實——私有製和貨幣經濟——的讓步。在均田製底下，農(nong) 民對土地隻有使用權，死後必須歸還國家，由國家對新戶主重新分配，而國家在這個(ge) 基礎上抽取租庸調，並建立寓兵於(yu) 農(nong) 的府兵製。兩(liang) 稅製把稅製簡單化，隻收戶稅和地稅，分攤夏秋兩(liang) 季征收，地稅征收穀物，戶稅則全以現錢計算。宋代上承唐代兩(liang) 稅製，也輕丁口稅而重田產(chan) 稅。

從(cong) 此國家基本上認可私有財產(chan) ，並著眼於(yu) 政府的現款運轉。它”從(cong) 由來以久的國家必須負責糾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義(yi) 全麵撤退。”至於(yu) ”井田製”或”均田製”，雖然與(yu) 現代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引起共鳴，卻是財產(chan) 關(guan) 係與(yu) 市場關(guan) 係不發達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夠實行均田製，正因為(wei) 華北落後，而執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統後，均田製並不實行於(yu) 較發達的華南。

宋代”不抑兼並”，並不造成魏晉南北朝式的世族莊園所有製，因為(wei) 科舉(ju) 製度已大致上決(jue) 定社會(hui) 地位的升降，造成社會(hui) 階層的流動性，市場的發達也促進地產(chan) 轉手之快速，”三世而衰”變成常態。士大夫和官宦家族為(wei) 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資於(yu) 族田之舉(ju) ，為(wei) 了保持家族的延續，用修訂族譜人工地維持家族不散這個(ge) 風尚也開始盛行。

“不抑兼並”雖不造成世族對政權的壟斷，仍不可免導致土地兼並。這個(ge) 趨勢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已頗為(wei) 嚴(yan) 重，但王安石主張國家對社會(hui) 的幹涉，不再是平均地權而是對小農(nong) 作出貸款，亦即是提高生產(chan) 、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是搞平均主義(yi) 。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對國家的服役變成用現錢折算，地方對中央的貢改為(wei) 比較市價(jia) 後進行采購，都是市場和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現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製雖仍殘存，但政府基於(yu) 財政的考慮把全國居民分為(wei) ”主戶”與(yu) ”客戶”，亦即是隻看財產(chan) ，不看身份。擁有財產(chan) 的主戶直接承擔各種賦稅，無產(chan) 業(ye) 的客戶則不直接承擔。在鄉(xiang) 間，客戶是指佃農(nong) ，他們(men) 不再是從(cong) 前世族地主的”私屬”，而是直接編入國家的戶籍。在城市裏，主戶身份並不以房地產(chan) 之有無為(wei) 唯一標準，也包括有無店鋪、庫房，以及從(cong) 事經營的資本，客戶則是雇員或房客。這種分類法是根據財產(chan) 關(guan) 係，也把契約關(guan) 係普遍化。

唐代城市多為(wei) 行政中心，宋代市鎮趨於(yu) 工商業(ye) 化。唐代都市內(nei) 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yan) 格控製，宋代則放任自由，因此商業(ye) 區與(yu) 住宅區的界限逐漸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很大規模，例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wan) 人口。後者為(wei) 馬可波羅在元朝初所目睹，驚歎為(wei) 前所未有。至元朝後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貝圖塔(IbnBattuta)訪問杭州，亦稱之為(wei) ”世上最大的城市”。當時在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在三十至五十萬(wan) 之間。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貨幣經濟的發展。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應用，在缺銅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間出現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後來為(wei) 政府接辦。中國發展至宋代，商稅也日形重要，它成為(wei) 城鎮征收的主要項目。從(cong) 遠洋貿易抽取的稅收，也達史無前例的比重。

學者們(men) 曾為(wei) 宋代為(wei) 什麽(me) 沒有出現”工業(ye) 革命”而進行討論。在北宋，中國人已懂得用燒煤煉鋼，大型企業(ye) 雇傭(yong) 數百全職的產(chan) 業(ye) 工人，而政府的兩(liang) 處軍(jun) 工業(ye) 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ye) 規模。華北的鋼鐵業(ye) 以1078一年為(wei) 例，達年產(chan) 一百二十五萬(wan) 噸的水平，而英國於(yu) 1788年亦即工業(ye) 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chan) 七萬(wan) 六千噸。此外，礦冶、造紙業(ye) 、製瓷業(ye) 、絲(si) 織、航海業(ye) 也高度發達。宋代中國是前現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紙、印刷、火藥、羅盤雖然多發明於(yu) 前代，但至宋代成為(wei) 大規模製造業(ye) 。

宋代中國的”現代性”，也表現為(wei) 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來臨(lin) 。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藝術之時，宋代的繪畫題材已開始表現市集與(yu) 貿易，而文人創造的山水畫則呈現一種寫(xie) 實主義(yi) ，宋代的原創不像後來被注入禪學的明代山水畫，而是對自然界忠實的模擬。這個(ge) 入世的精神也表現為(wei) 儒家理學之抬頭。理學以人倫(lun) 為(wei) 天理，在今日或被視為(wei) 一種宗教，因為(wei) 今日對世俗化的定義(yi) 是個(ge) 人從(cong) 任何權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設定。宋代的理學不妨視作中國式的集體(ti) 主義(yi) 人間觀的哲學體(ti) 現。對不服膺神道觀的中國人來說，這就是他們(men) 在現世的行為(wei) 方式，在現代社會(hui) 中也如是。

宋代承繼隋唐帝國，卻不能重組”天下”，而必須和遼、西夏、金、蒙古等敵國並存，在中國曆代的皇朝史中呈現一種非常態，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國。宋朝長期積弱，非但沒法重建漢唐的規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為(wei) 國民生活的常態。長期下來，一種初期的”民族意識”開始形成。宋代已經有印刷術這種傳(chuan) 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說法，印刷術是形成近代國家這個(ge) ”想像的團體(ti) ”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嶽飛和文天祥後來在中華民國誕生時期編織的”民族英雄”譜係裏變成先烈，正因為(wei) 宋朝有點像近代列強交侵底下的受難國家。

宋代這幅圖像”近代化”得有點驚人，有加以修訂的必要。該指出：它不可免遮蓋了地域性差異，一般來說，先進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是江南盛於(yu) 華北，東(dong) 部盛於(yu) 西部。整體(ti) 來說，宋代的市場和契約關(guan) 係的普遍化不及工業(ye) 革命後的西方。雖然從(cong) 宋代以後，土地關(guan) 係是以契約為(wei) 主導，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國家對殘留的人身依附關(guan) 係還得頒布最後一次解除法令。”兩(liang) 稅製”軔始的重產(chan) 業(ye) 輕丁口的措施，後起的朝代又必須重新執行——如明代的”一條鞭”和清代的”攤丁入畝(mu) ”，似乎並非一勞永逸，而是循環出現。宋代的文官統治，在後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屢受貴族統治的幹擾。至於(yu) 宋代印刷術雖然發達，但大多數人仍是文盲。當時或許已有近代”民族”觀念的萌芽，但這和近代國家用國民教育和大眾(zhong) 傳(chuan) 媒塑造”國民”的積極措施還差得很遠。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