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簡《孔子詩論》“大雅”論殘簡闕文臆補與(yu) 相關(guan) 詩學問題

作者：徐正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十八日壬戌

         耶穌2018年9月27日

關(guan) 鍵詞：大雅;文本;小雅;邦風;簡文;歌頌;孔子詩論;詩經;詩樂(le) ;音樂(le)

內(nei) 容提要：上博簡《孔子詩論》“大雅”論簡殘嚴(yan) 重，學界皆略而不論。根據對殘簡闕文性質的推測，所缺簡文文字當為(wei) “《大雅》盛德也，多言[周]，□□□□□□□□□□”“[孔子]曰：詩其猶平門”“[有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簡文的詩學意義(yi) 在於(yu) ，“盛德”論揭示出“大雅”文本內(nei) 容實質是對周民族革故鼎新、除舊布新之維新精神的歌頌；“多言[周]”“[有怨王者]”概括了“大雅”正反兩(liang) 方麵內(nei) 容性質；“□□□□□□□□□□”啟示發現《詩經》四大門類的詩樂(le) 分家不同步，孔子時代“大雅”、“小雅”、“邦風”詩樂(le) 已分家，而尊貴的“頌”類還一直堅守著樂(le) 歌詩三位一體(ti) 的最後領地。簡文還透出另一信息：詩樂(le) 分家後，“大雅”“小雅”“邦風”仍可能保留著“徒歌”《詩》之文本的遺風。

關(guan) 鍵詞：《孔子詩論》/“大雅”論/闕文“臆補”/詩學史問題

筆者以為(wei) ，孔子的詩學思想是有完備體(ti) 係的，這一點在上博簡《孔子詩論》[1](P119-168)中體(ti) 現得較為(wei) 集中。《孔子詩論》是迄今發現的我國最早的一篇“詩學”專(zhuan) 論，2001年正式公布前後學術界曾就其講授者問題有過熱烈討論，後逐漸歸向整理者馬承源、濮茅左等人的意見，確認授《詩》者就是孔子。①《孔子詩論》對《詩經》的討論分三個(ge) 層麵：先分組逐篇解讀《詩經》63首(包括6首逸詩)作品的文本內(nei) 容；再分類歸納評述“頌”“大雅”“小雅”“邦風”四大門類作品各自的整體(ti) 內(nei) 容性質與(yu) 整體(ti) 風格特征；最後揭示出詩、樂(le) 、文三大文藝類別的各自本質。其中第二個(ge) 層麵開啟了“頌”“大雅”“小雅”“邦風”理論正式研究的先河。惜《孔子詩論》的“大雅”論簡殘嚴(yan) 重，故學術界皆略而不論，本文嚐試就其文本原貌與(yu) 詩學價(jia) 值做些臆測，以就教方家。

一、“大雅”論殘簡簡析

上博簡《孔子詩論》共29支簡，滿簡54～57字，其中2～7簡上下兩(liang) 道編繩之外的部分被用刀削去而無文字，學術界稱之為(wei) “留白簡”，6支“留白簡”滿簡38～43字。綜合歸納評述《詩經》四大門類詩歌內(nei) 容與(yu) 風格特征的簡文為(wei) 2～5簡，正好全部集中在“留白簡”中，其中對“大雅”歸納評述的內(nei) 容在第二支、第四支、第五支簡中。2～5簡滿簡依次為(wei) 38字、40字、43字、38字，若不是因為(wei) 上下兩(liang) 端被用刀削去，即便滿簡皆從(cong) 少按54字計算，此4簡兩(liang) 端對半平分亦當依次各缺8+8字、7+7字、6+6字、8+8字。②據此，過錄馬承源整理本2～5支殘簡原文如下：

[第二簡]□□□□□□□□寺(時)也，文王受命矣■。《頌》平德也，多言後(後)，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篪(逖)■，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簡]□□□□□□□也，多言難而怨懟者也，衰(哀)矣少(小)矣。《邦風》其納物也溥(博)，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孔子曰：惟能夫□□□□□□□[第四簡]□□□□□□曰：詩其猶平門■。與(yu) 賤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罷(戚)惓(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第五簡]□□□□□□□□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wei) 其本；“秉文之德”，以為(wei) 其業(ye) ；肅雍□□□□□□□□。③

通讀如上《孔子詩論》依次綜論“頌”“大雅”“小雅”“邦風”內(nei) 容性質和風格特征行文，據文意和語序能補出一些缺字(外加補文符號[ ])和標點，補足之後全文如下：

[第二簡]□□□□□□□□寺(時)也，文王受命矣■。《頌》平德也，多言後(後)，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篪(逖)■，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簡]□□□。[《小雅》□德]也，多言難而怨懟者也，衰(哀)矣少(小)矣。《邦風》其納物也溥(博)，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孔子曰：惟能夫□□□□□□□[第四簡]□□□□[孔子]曰：詩其猶平門■。與(yu) 賤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罷(戚)惓(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第五簡]□□□□□?[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wei) 其本；“秉文之德”，以為(wei) 其業(ye) ；“肅雍[顯相”，以為(wei) 其□]。□□

將“大雅”論殘簡內(nei) 容摘取出來則為(wei) ：

[第二簡]……《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簡]□□□。……[第四簡]……[孔子]曰：詩其猶平門■。……□[第五簡]□□□□□?[曰：《大雅》]是也。

由如上殘簡可知，除第一句“《大雅》盛德也”有實質內(nei) 容外，其餘(yu) 原有和新補足的文字都無關(guan) 緊要。該句意思是說，“大雅”的基本內(nei) 容是歌頌盛大功德。另一完句“詩其猶平門”是對“頌”“大雅”“小雅”“邦風”分類形式的一句總評，不是專(zhuan) 對“大雅”而言的。春秋吳國城門四麵八門，北麵的兩(liang) 門稱為(wei) 平門和齊門，當是“平門”的原始義(yi) ，由平門齊門從(cong) 黃懷信之解就是平齊行列，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平分“門類”之義(yi) ，該句句意為(wei) 《詩》就好像平分的門類。可見此句對理解“大雅”之評幾無幫助。類比“《頌》平德也，多言後(後)”④“《小雅》□德也，多言難”依次論“頌”“小雅”內(nei) 容性質的行文，“《大雅》盛德也”之後的“多言□”一句也當是論“大雅”內(nei) 容性質，是說在“大雅”歌頌盛大功德的內(nei) 容中重點書(shu) 寫(xie) 了某項內(nei) 容。類比“與(yu) 賤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依次歸納“邦風”“小雅”“頌”內(nei) 容性質的行文，其“[曰：《大雅》]是也”之前的“□□□□□□”6字也當是歸納“大雅”內(nei) 容性質，大意是：有書(shu) 寫(xie) 某項內(nei) 容的詩歌如何歸類?說：歸到《大雅》中去。類比“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逖，其思深而遠”評“頌”整體(ti) 風格特征的行文，“大雅”論“多言□”之後的“□□□□□□□□□□”10字亦當是評“大雅”的整體(ti) 風格特征。如上“大雅”論殘簡闕文的具體(ti) 文字會(hui) 是什麽(me) 呢?筆者不揣固陋，擬作些“妄加臆補”。

二、“大雅”論殘簡闕文“臆補”

先說“多言□”殘句。筆者之所以在此斷句，乃基於(yu) 以下理由：“大雅”和《周頌》(上麵簡文中孔子所評之“頌”當專(zhuan) 指《周頌》，詳見另文專(zhuan) 論及孔穎達疏解《毛詩序》“頌者……神明者也”一段文字)⑤的內(nei) 容性質更接近，“小雅”與(yu) “邦風”的內(nei) 容性質更接近，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善用同類句式排比，是《論語》中孔子言論行文的一貫特征，《孔子詩論》也當不例外。由上錄2～5簡全文與(yu) 空格數目不難發現，孔子論“頌”與(yu) 論“大雅”的句式和字數更接近，而論“小雅”與(yu) 論“邦風”的句式和字數則更接近。既然孔子用“多言後(後)”3字概括《周頌》內(nei) 容重點，同樣也會(hui) 用“多言□”3字概括“大雅”內(nei) 容重點。而相比之下，用概括“小雅”內(nei) 容重點的“多言難而怨懟者也”8字句式來概括“大雅”內(nei) 容重點的可能性不大，這不僅(jin) 由兩(liang) 者內(nei) 容性質的相去較遠所決(jue) 定，更由殘簡空格數目所製約，若按歸納評述“小雅”或“邦風”的句式斷句歸納評述“大雅”內(nei) 容，後麵所餘(yu) 評述“大雅”整體(ti) 風格特征的殘簡缺字空格就遠遠不夠用了。

那麽(me) “多言□”的“□”這個(ge) 關(guan) 鍵字有可能是個(ge) 什麽(me) 字呢?我們(men) 不妨把眼光放得寬一點，先看《孔子詩論》對“頌”內(nei) 容性質的歸納概括符不符合《周頌》文本實際。孔子從(cong) 三個(ge) 方麵歸納了《周頌》的內(nei) 容性質，所謂“平德也，多言後”“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認為(wei) 《周頌》的主要內(nei) 容，一是歌頌了平定天下之功德，二是在平定天下之功德的作品中又重點歌頌了周文王，三是向先王匯報成功的作品也劃歸到“頌”詩中去。綜合西漢至當代學人對《周頌》31首作品的解讀定性，其共識為(wei) ：祭祀歌頌周文王的詩6首(《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我將》《雍》《賚》)，祭祀歌頌周武王的詩5首(《載見》《武》《酌》《桓》，另含1首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執競》)，祭祀歌頌成王的詩2首(《昊天有成命》，另含1首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執競》)，祭祀宗廟以報告成功的詩5首(《烈文》《天作》《有瞽》《潛》《閔予小子》)，若將匯報豐(feng) 收的5首農(nong) 事詩《臣工》《噫嘻》《豐(feng) 年》《載芟》《良耜》也算在祭祀宗廟以報告成功的內(nei) 容之中，幾項內(nei) 容多達22首，占全部作品三分之二還強。可見，歌頌平定天下功德確實是《周頌》的主體(ti) 內(nei) 容，而其中讚美周文王的作品又確實占的比重最大，匯報成功也確實是主要內(nei) 容之一，因此孔子的“頌”論是大體(ti) 符合《周頌》文本實際的。依此類推，我們(men) 可否回過頭來先假定《孔子詩論》對“大雅”內(nei) 容性質的歸納概括也是大體(ti) 符合其文本實際的，進而用“本末倒置法”由對31首“大雅”文本的探研逆推出孔子“多言□”之“□”字的可能性。雖知這樣做違背學術常理，但又實在是不得已之舉(ju) 。

筆者不具備為(wei) 《詩經》具體(ti) 作品定性的權威性，隻能依據古今較為(wei) 一致的代表性意見確認之。

孔子之前的賦《詩》引《詩》乃斷章取義(yi) ，《孔子詩論》則僅(jin) 論及3首“大雅”作品且隻有《文王》1首屬於(yu) 為(wei) 作品定性，戰國時期稱引《詩》句也非出於(yu) 解《詩》目的，故依據隻有從(cong) 漢代開始。在汗牛充棟的曆代解讀《詩經》著述中毛詩序傳(chuan) 及鄭箋孔疏、朱熹《詩集傳(chuan) 》、馬瑞辰《毛詩傳(chuan) 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高亨《詩經今注》、程俊英《詩經注析》可代表各個(ge) 曆史時期的權威觀點(雖然毛詩解讀作品被後人譏為(wei) 穿鑿附會(hui) ，但那僅(jin) 限於(yu) 對“邦風”“小雅”之解，而其對“大雅”“頌”的解讀則是尊重文本的，因為(wei) “大雅”“頌”的創作者與(yu) 解讀者的立場與(yu) 出發點基本一致，故解讀無須穿鑿)，古聖前賢對31首“大雅”作品的基本定性為(wei) ：《文王》，是歌頌文王德業(ye) 的詩；《大明》，是敘述文王武王統一天下的詩，乃周民族史詩之一；《綿》，是周民族史詩之一，從(cong) 古公亶父一直歌頌到文王受命；《棫樸》，是歌頌文王任用賢人或歌頌文王善育人才的詩；《旱麓》，是詠文王祭祖得福的詩；《思齊》，是歌頌文王美德的詩；《皇矣》，乃周民族史詩之一，敘述周人從(cong) 太王開岐山到文王伐崇的曆史；《靈台》，是記文王建靈台遊賞的詩；《下武》，或稱歌頌武王能繼承先王德業(ye) 的詩，或稱歌頌成王康王繼承德業(ye) 的詩；《文王有聲》，是歌頌文王武王遷都的詩，亦可視為(wei) 周民族史詩之一；《生民》，乃周民族史詩之一，是追述周始祖後稷事跡的詩；《行葦》，古今意見各異，或稱周內(nei) 睦九族的詩，或曰述周祖先公劉事跡的詩，或雲(yun) 周王宴饗族人的詩，當以後者為(wei) 是；《既醉》，是祭祀祖先時祝官代神主(屍)對主祭者周王的祝詞；《鳧鷖》，古今意見不一，或稱乃頌守成之德，或稱是祭祀活動之後周王謝屍的歌，當以後者為(wei) 是；《假樂(le) 》，古今意見不一，或雲(yun) 讚美成王的詩，或雲(yun) 屍答《鳧鷖》的詩，或雲(yun) 為(wei) 周王祝福的詩，當以後者為(wei) 是；《公劉》，是周民族史詩之一，主要述周祖先公劉遷豳曆史，舊說召康公為(wei) 告誡成王而詠公劉之史實；《泂酌》，意見不一，或說召康公戒成王詩，或說諷刺詩，或說頌德詩，當以頌德為(wei) 是；《卷阿》，舊說召康公戒成王詩，今認為(wei) 是頌周王之德詩，當以今說為(wei) 是；《民勞》，古今皆以為(wei) 刺厲王詩，唯朱熹疑為(wei) 同僚相戒詩，當以眾(zhong) 說為(wei) 是；《板》，古今或以為(wei) 刺厲王詩，或以為(wei) 戒同僚詩，或以為(wei) 刺厲王兼同僚詩，當以後者為(wei) 是；《蕩》，古今皆以為(wei) 借古諷今刺厲王詩，唯陳子展認為(wei) 是武王伐紂詩，當以眾(zhong) 說為(wei) 是；《抑》，古今多以為(wei) 是衛武公刺厲王並自警的詩；《桑柔》，是芮良夫刺厲王的詩；《雲(yun) 漢》，舊說是讚美宣王的詩，今以為(wei) 是宣王求雨的詩，當以今說為(wei) 是；《崧高》，古今皆以為(wei) 是尹吉甫為(wei) 申伯送行的詩，唯毛序傳(chuan) 以為(wei) 是讚美宣王的詩，當以眾(zhong) 說為(wei) 是；《烝民》，古今皆以為(wei) 是尹吉甫送別仲山甫的詩，唯毛序傳(chuan) 以為(wei) 是讚美宣王的詩，當以眾(zhong) 說為(wei) 是；《韓奕》，或以為(wei) 讚美宣王的詩，或以為(wei) 讚美韓侯的詩，當以後者為(wei) 是；《江漢》是述宣王命召伯虎伐淮夷的詩，《常武》也是歌頌宣王平定淮夷之亂(luan) 的詩，都可視為(wei) 周民族史詩；《瞻卬》《召旻》，皆譏刺幽王亂(luan) 國的詩。

由古聖先賢對31首“大雅”作品的如上體(ti) 認可知，頌德之作占去三分之二，而在頌德之作中敘述周族各個(ge) 時期發展曆程或重大曆史事件的有8首(《大明》《綿》《皇矣》《文王有聲》《生民》《公劉》《江漢》《常武》)，專(zhuan) 頌周文王的有5首(《文王》《棫樸》《旱麓》《思齊》《靈台》)，泛頌周王的有3首(《假樂(le) 》《泂酌》《卷阿》)，分頌臣下之德的有3首(《崧高》《烝民》《韓奕》)，專(zhuan) 頌武王德業(ye) 的有1首(《下武》)。不難發現，在頌德詩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重大題材的周族史詩，其為(wei) 重點中的重點，若將8首鴻篇巨製有序排列便是一部完整的周民族發祥發展史。由此臆測，竹簡殘句“多言□”之“□”是否有可能是個(ge) “周”字?“多言[周]”是說“大雅”的頌德之作多寫(xie) 周族史。盡管“大雅”中頌文王之德的詩篇也不少，並且“史詩”篇中也有涉及頌文王德業(ye) 內(nei) 容者，但此處的“□”不大可能是指文王，因為(wei) “頌”論中已有了“多言(後)後”一句，其“後”便指周文王⑥，句意是說《周頌》的頌德之作多寫(xie) 周文王。“大雅”論不可能再重複指稱。因此，最具衝(chong) 擊力和代表性的一批周民族“史詩”成為(wei) 孔子關(guan) 注的“大雅”重點當在情理之中。

再說“□□□□□□?[曰：《大雅》]是也”殘句。此處缺字空格正好與(yu) “頌”論“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完句字數相等，類比“頌”論是講主體(ti) 內(nei) 容之外另一項內(nei) 容的歸類問題，此處殘句也應該是講“大雅”主體(ti) 內(nei) 容“盛德也，多言[周]”之外另一項內(nei) 容的歸類問題。對讀31首“大雅”作品，除了主體(ti) 的頌德之作外，所餘(yu) 這個(ge) “另一項”內(nei) 容自然就是一組諷刺周厲王和周幽王的《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7首作品了。據此，類比“頌”論句式，筆者妄測，空格闕文是否有可能為(wei) “有怨王者何如”6字?若然，則“[有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之意為(wei) ：有怨刺周王內(nei) 容的詩歌如何歸類?說：劃歸到“大雅”當中去。結合孔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2](P92)的自述，體(ti) 會(hui) 簡文語氣，這裏似當是孔子晚年整理較為(wei) 混亂(luan) 的《詩》篇次序時對一些作品歸類問題所持的態度。

依筆者理解，孔子認為(wei) ，那些向祖先匯報功績的作品屬於(yu) 祭祖的廟堂之作，所以應該劃歸到“頌”詩當中而不應該竄亂(luan) 到其他門類中；而直接怨刺最高統治者周王的作品，則應該統一調整到“大雅”門類中，而不應該混雜在怨刺諸侯或各級官員的“小雅”“邦風”門類中。這一點從(cong) 晚出的《毛詩序》所下定義(yi) 也可得到印證，《毛詩序》認為(wei) “雅”與(yu) “風”區別的關(guan) 鍵在於(yu) “風”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而在“言王政之所由廢興(xing) 也”的“天下之事”中，“大雅”與(yu) “小雅”區分的關(guan) 鍵則又在於(yu) “政有小大”，而反映小政內(nei) 容的“小雅”自當不可能直接頌王德、述周史、怨周王。無疑，“大雅”對應的所謂“大政”就應該是簡文孔子所歸納的“盛德也，多言[周]”“[有怨王者]”三項內(nei) 容了。

如果以上“臆測”不太荒謬的話，“臆補”後的“大雅”殘簡簡文當為(wei) ：

[第二簡]……《大雅》盛德也，多言[周]，□□□□□□□[第三簡]□□□。……[第四簡]……[孔子]曰：詩其猶平門■。……[有[第五簡]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

　三、“大雅”論簡文對詩學問題的揭示

首先，“《大雅》盛德也”之評是對周詩和周族精神本質的恰當揭示。該句，整理者與(yu) 眾(zhong) 多後釋者多失解，可能認為(wei) 無須解釋，其字麵確實無須解釋，是說“大雅”的基本內(nei) 容是歌頌盛大美德；若“德”字單義(yi) 複指“功業(ye) ”和“美德”，則句意為(wei) “大雅”的基本內(nei) 容是歌頌盛大功德。問題在於(yu) ，什麽(me) 是盛大美德或盛大功德?其實，孔子此處的歸納評述既非指超凡的品德修養(yang) ，也不是指一般意義(yi) 上的治國平天下之功，歌頌治國平天下的德業(ye) 是簡文對《周頌》主體(ti) 內(nei) 容的歸納評述，所謂“《頌》平德也”(平定天下之德)即是。依筆者理解，孔子的“盛德”之論，用的是原意。《周易·係辭上》雲(yun) ：“日新之為(wei) 盛德。”孔穎達正義(yi) 雲(yun) ：“聖人以能變通體(ti) 化，合變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極，故謂之盛德也。”[3](P162)由此可見，“《頌》平德也”之論，說明孔子認識到《周頌》歌功頌德之作主要局限在對周文王周武王平定天下曆史時段的歌頌，而“《大雅》盛德也”之評，則說明孔子同時認識到“大雅”的歌功頌德之作是著眼於(yu) 對整個(ge) 周民族發展曆史的歌頌，這一歸納評述不僅(jin) 準確地揭示出了“大雅”內(nei) 容的本質特征，更是深刻地揭示出了周民族的精神特質——革新精神。周朝在各個(ge) 方麵的開拓創新及巨大曆史意義(yi) 在王國維的經典之作《殷周製度論》中早有精辟分析，無須贅言。深度體(ti) 悟“大雅”詩歌文本，確實不難發現，在一篇篇樸實無華的曆史故事和曆史人物敘述中多首作品的價(jia) 值指向都匯聚一處，那就是對周民族生生不息、開拓進取、興(xing) 利除弊、革故鼎新精神的充分展現與(yu) 熱切謳歌。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宜鑒於(yu) 殷”“宣昭義(yi) 問”(《文王》)、“肆伐大商，會(hui) 朝清明”(《大明》)、“百堵皆興(xing) ，鼛鼓弗勝”(《緜》)、“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棫樸》)、“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思齊》)、“無然歆羨，誕先登於(yu) 岸”(《皇矣》)、“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下武》)、“四方攸同，王後維翰”(《文王有聲》)、“篤公劉，匪居匪康”“幹戈戚揚，爰方啟行”(《公劉》)、“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江漢》)等，僅(jin) 從(cong) 字麵看便透出了豐(feng) 富的“維新”信息，更不要說各篇作品的核心內(nei) 蘊了。由此可見，孔子的“盛德說”不僅(jin) 是最早對“大雅”內(nei) 容實質做出深層發掘的言論，也是較早透過作品之評對周朝體(ti) 製特質和民族精神有所揭示的言論，同時也是豐(feng) 富了先秦詩學思想內(nei) 涵的一項認知理論。

其次，“多言[周]”後麵“□□□□□□□□□□”10字“大雅”整體(ti) 風格特征之評，客觀上揭示出了《詩經》四大門類作品詩樂(le) 分家不同步的可能性。因線索太少，此處所缺10字原為(wei) 何字已難妄測，無法補出。但是，經過與(yu) “頌”論、“小雅”論、“邦風”論簡文綜合比較，則發現了另外的詩學問題：那就是春秋時代《詩》的四大門類詩樂(le) 分家、詩歌文本走向獨立很有可能不是同步的，也許“邦風”“小雅”甚至“大雅”的詩樂(le) 先行分家，而“頌”卻遲遲未分。如前所述，“大雅”論簡文行文句式和字數應該更近“頌”論而與(yu) “小雅”“邦風”論相去較遠，論“頌”整體(ti) 風格特征的文字“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逖，其思深而遠，至矣”是3句15字(外加“至矣”2字實17字)，而這裏論“大雅”整體(ti) 風格特征的闕文是10字，類比“頌”論句式應該是正好少1句5字，闕文原來可能隻有2句話。即便按滿簡最多的57字計算，此處“留白簡”兩(liang) 端至多也隻能再各補1.5個(ge) 字的空格，其所補空格又基本可與(yu) “頌”論的“至矣”2字類比抵消，所以闕文終究還是少1句話的5字空格。那麽(me) ，“大雅”論缺少的這句話是論音樂(le) 的1句呢，還是論歌唱抑或是論詩歌文本的1句呢?筆者認為(wei) ，缺少的應該是論音樂(le) 的1句。理由是：論“邦風”風格特征的簡文“其言文，其聲善”隻論到了詩歌文本“言文”和歌唱“聲善”，而未言及音樂(le) ；而論“小雅”風格特征的簡文“哀矣小矣”則幹脆隻論到了詩歌文本而音樂(le) 和歌唱皆未論及。也就是說，“小雅”論和“邦風”論都未論及各自門類的音樂(le) 特征。依此類推，“大雅”論的2句空格中，肯定有1句論到了詩歌文本特征，因為(wei) 整篇《孔子詩論》都是講《詩》之文本，此處當不會(hui) 例外；而另1句則很有可能如同“邦風”論一樣論的也是歌唱特征而沒有言及音樂(le) 。傳(chuan) 世文獻《論語》涉及孔子對“大雅”作品態度的隻有一處，也是隻反複吟誦其《抑》詩句而未及音樂(le) ⑦，此可作為(wei) 旁證。這說明，至孔子時代“邦風”“小雅”“大雅”中的詩樂(le) 已經分家，詩歌文本已走向獨立，除宮廷演奏仍樂(le) 歌詩合為(wei) 一體(ti) 之外，貴族士人日常生活中學習(xi) 的已主要是三類作品的文本本身。《詩》之文本此時走向獨立的原因很簡單，主要就是百餘(yu) 年來風靡於(yu) 各諸侯國外交場合賦《詩》言誌活動的促成，因為(wei) 外交場合賦《詩》言誌、斷章取義(yi) 的臨(lin) 場發揮性和隨機應變性，決(jue) 定了現場配樂(le) 的無法操作性，長此以往，其決(jue) 定了詩樂(le) 分家、詩被重視、樂(le) 被淡化的必然性。

但是，至孔子時代，“頌”這一大門類的樂(le) 歌詩很可能仍未分離，這一點在傳(chuan) 世文獻中本就透露出了相關(guan) 信息。《論語》載孔子17次談《詩》，其中12次涉及詩歌文本，3次專(zhuan) 談其音樂(le) ，隻有2次詩樂(le) 並談，而正是這僅(jin) 有的2次詩樂(le) 並論之言恰恰都是針對的“頌”⑧，這說明孔子是將其詩樂(le) 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的；而《孔子詩論》評述“頌”整體(ti) 風格特征時更是正麵依次將樂(le) 歌詩三者分層並論，更印證了其三位一體(ti) 的事實。據此可見，孔子時代詩樂(le) 分離有可能僅(jin) 局限於(yu) “邦風”“小雅”“大雅”三個(ge) 門類，而“頌”詩門類仍在堅守著詩歌樂(le) 三位一體(ti) 的最後一片領地。筆者以為(wei) ，這一詩樂(le) 分家不同步現象的發生，主要是由“頌”的尊貴性質決(jue) 定的。“頌”乃最高統治者廟堂祭祀樂(le) 歌，人們(men) 出於(yu) 對其神聖性的敬畏感，不敢輕易地賦之以斷章取義(yi) 、借題發揮，故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的使臣外交場合所賦之詩主要是“邦風”和“小雅”，其次是“大雅”，而“頌”則很可能在賦詩言誌之風大盛的時代卻一直未能走出宮廷，進入外交場合。筆者的這一推斷可從(cong) 《左傳(chuan) 》《國語》記載中得到證實。由董治安教授列表統計[4](P41-44)可以發現，《左傳(chuan) 》《國語》載從(cong) 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開始至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結束的賦詩言誌活動，共計132年，賦“邦風”29首、“小雅”34首、“大雅”6首，而40首“三頌”則在賦詩言誌活動興(xing) 盛的前112年中都未曾被賦過1次，隻是到了魯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才有晉國大夫韓宣子出使鄭國時首賦《周頌·我將》，此時已距該活動的最後驟熄隻剩下20年時間，其後也再未發生過，並且韓宣子此次所賦借用的又是原詩中“畏天之威”句意，充滿敬畏，絲(si) 毫不敢發揮。這一切都說明，受賦詩活動之風的巨大衝(chong) 擊，晚期“頌”詩雖有所鬆動，但整體(ti) 而言這場曠日持久影響巨大的賦詩言誌活動並未能真正將“頌”請出肅穆高貴的廟堂，而在廟堂裏的演奏自當仍保留著詩樂(le) 歌三位一體(ti) (此時舞可能已脫離)的存在形態。所以《孔子詩論》對其詩歌樂(le) 分三層論之，對“大雅”“邦風”則詩與(yu) 歌分兩(liang) 層論之，而對“小雅”則僅(jin) 論其詩。“大雅”論簡文啟示我們(men) ，孔子對《詩經》四類作品整體(ti) 風格特征的分層評論是依其實際存在形態進行的。

再次，“大雅”論簡文還啟示我們(men) 推測孔子時代可能仍保留著“徒歌”《詩經》文本的遺風。風靡於(yu) 春秋時期外交場合的賦《詩》言誌活動是促成詩樂(le) 分家的直接原因，這一點早已為(wei) 學界所證實，而筆者這裏想要說的是，外交場合的賦《詩》言誌活動雖難予配樂(le) ，但其並不意味著臨(lin) 場隻賦不歌，因為(wei) 孔子評“大雅”“邦風”整體(ti) 風格特征的簡文皆不評其樂(le) 而卻又評到與(yu) 樂(le) 相伴的歌唱特征，這隻能有一個(ge) 解釋，即評“大雅”歌唱特征的5字闕文和評“邦風”歌唱特征的“其聲善”，也許評的是當時已不配樂(le) 的“徒歌”之聲。依生活常理，當時各國使臣們(men) 根據現場談判情景及外交辭令表達效果的需要，很可能有時是賦《詩》有時是歌《詩》的，其歌《詩》的方式隻不過是不配樂(le) 而“徒歌”罷了。我們(men) 知道，在《詩經》四大門類作品中，除“頌”是先有音樂(le) 後填歌詞之外，其他三大門類都是先有歌詞而後配樂(le) 的，其納入宮廷配樂(le) 之前在社會(hui) 上流傳(chuan) 時本就靠的是賦誦或吟唱，因此不難推測，到了孔子時代，在詩樂(le) 走向分離的情況下，“徒歌”《詩》之文本的遺風被長久地保留下來不是沒有可能。“大雅”論殘簡闕文的如上啟示不可忽略。

最後，“大雅”論殘簡簡文的大致詩學史定位。這一問題將“大雅”論簡文與(yu) 其前後的相關(guan) 言論作一比較還是容易看清楚的。人們(men) 知道，最早言及《詩經》內(nei) 容分類的文獻是《周禮·春官·大師》，其雲(yun)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xing) ，曰雅，曰頌。以六德為(wei) 之本，以六律為(wei) 之音。”[5](P495)可見，該文獻首言“雅”是《詩》的六大門類之一，同時又強調其德化功能和音樂(le) 主體(ti) 地位，為(wei) 後人認知“大雅”性質提供了文獻基礎。但是，其隻是泛泛提出“風”“雅”“頌”等“六詩”的名稱而已，甚至連“大雅”與(yu) “小雅”的分稱都沒有；同時，所言德化功能也明顯是指其音樂(le) 而非文本，是將文本作為(wei) 音樂(le) 的附庸看待的。其代表的是早期以樂(le) 為(wei) 教階段對《詩》的認識，對文本的體(ti) 認還處於(yu) 蒙混狀態。

之後則是《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公子季劄適魯觀周樂(le) 的著名評論，雲(yun) ：“為(wei) 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ti) ，其文王之德乎?’”[6](P1164)由“為(wei) 之歌”而非為(wei) 之“奏”或為(wei) 之“賦”，說明當時的魯國宮廷演奏是音樂(le) 、歌唱、詩歌文本渾然一體(ti) 的，但季劄的評論則仍是著眼於(yu) 音樂(le) ，其目的是為(wei) 觀樂(le) 以知政，說明在詩樂(le) 走向分離時期仍堅守著傳(chuan) 統的重樂(le) 理念。所謂“廣哉”，是感歎樂(le) 曲的寬廣；所謂“熙熙”，是樂(le) 曲和樂(le) 的樣子；所謂“曲而有直體(ti) ”，是指樂(le) 曲有抑揚曲折之妙，而本體(ti) 則勁直。唯“文王之德”是講文本內(nei) 容。說明季劄是先感受到了“大雅”之樂(le) 的寬廣和美風格，由音樂(le) 風格才進而以疑問的口氣體(ti) 認到其文本內(nei) 容，認為(wei) “大雅”內(nei) 容可能主要是歌頌周文王德業(ye) 。因樂(le) 譜失傳(chuan) ，我們(men) 已無法對季劄的“大雅”樂(le) 曲風格之論做出評判，而就其對“大雅”基本內(nei) 容的推測看，雖然並非全無道理，因為(wei) 歌頌周文王的作品比例確實相對較大，但此論畢竟與(yu) 31首作品的主體(ti) 內(nei) 容有一定差異。不論孔子整理沒有整理過《春秋》和《左傳(chuan) 》，其熟悉季劄如上言論是沒問題的。可貴的是，孔子在接受季劄言論影響的同時，又明顯超越了季劄對“大雅”內(nei) 容的認識程度：一則“盛德說”是對“大雅”內(nei) 容精神實質的認知，更有深度，超越了“文王之德說”的流於(yu) 表麵化；二則不論殘簡“多言□”之“□”是不是我們(men) 所臆補的“周”字，也不論“□□□□□□?[曰：《大雅》]是也”的空格是不是我們(men) 所臆補的“有怨王者何如”6字，但這兩(liang) 處闕文都指的是“文王之德”之外的其他內(nei) 容則是肯定的。如此，從(cong) 多個(ge) 方麵概括“大雅”內(nei) 容比僅(jin) 從(cong) “文王之德”一個(ge) 方麵概指“大雅”內(nei) 容，無疑更為(wei) 全麵，對31首作品內(nei) 容的覆蓋率更高。也就是說，孔子的“大雅”文本內(nei) 容之評無論是深度、廣度還是準確度，都超越了季劄之評，並且是對季劄的糾偏。同時還說明，僅(jin) 從(cong) 音樂(le) 視角去感受文本內(nei) 容而不是著眼於(yu) 對文本本身的深切分析，其對作品性質的確認往往會(hui) 出現偏頗。當然，季劄對詩歌文本風格特征就更未涉及了。因此，整體(ti) 而言，季劄的言論還算不上對“大雅”之《詩》的正式研究。

孔子之後的“大雅”論主要見於(yu) 漢儒《毛詩序》的意見，雲(yun)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xing) 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7](P568)對讀《孔子詩論》“大雅”論殘簡簡文不難發現，漢儒對孔子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其繼承主要體(ti) 現為(wei) 一點，即和孔子一樣主要從(cong) 文本角度體(ti) 認“大雅”，而不再像季劄那樣從(cong) 音樂(le) 角度體(ti) 認“大雅”，這一繼承雖然可能是由於(yu) 漢代《詩經》之詩樂(le) 進一步分離甚至其樂(le) 消亡所致，但也不排除漢儒讀到過《孔子詩論》而受其觀點影響的可能性。漢儒對孔子“大雅”論的超越也體(ti) 現為(wei) 一點，那就是其揭示了“大雅”的本質是“言王政之所由廢興(xing) 也”即總結王朝的興(xing) 廢原因，這一點殘簡雖然可能有意從(cong) 歌頌與(yu) 怨刺兩(liang) 方麵歸納了“大雅”內(nei) 容性質，惜並未透露出從(cong) 曆史興(xing) 亡高度看問題的明確信息。

統觀《周禮》“六詩”說、季劄之評、孔子之論、《毛詩序》之學，可以發現，《周禮》是提出問題，說明有“雅”這個(ge) 概念存在；到季劄則是重在從(cong) 音樂(le) 角度談對“大雅”特色的感受；到孔子方才正式開啟了對“大雅”整體(ti) 內(nei) 容性質和整體(ti) 風格特的正麵歸納評述與(yu) 研究；至漢儒《毛詩序》則發展到了為(wei) “大雅”正式下定義(yi) 的階段。筆者以為(wei) ，這一“大雅”理論在先秦秦漢發展演變過程中，《孔子詩論》“大雅”論殘簡簡文處於(yu) 正麵開啟的曆史關(guan) 節點位置。

綜上，通過對上博簡《孔子詩論》“大雅”論闕文的“臆補”和探討，發現簡文具有重要的詩學史價(jia) 值：第一，其不僅(jin) 指出了周“民族史詩”是“大雅”作品的核心內(nei) 容，還正視了揭露周王無道之行也是“大雅”內(nei) 容的重要方麵，這些都符合“大雅”文本實際。第二，簡文還揭示出了“大雅”文本內(nei) 容的實質是對周民族生生不息革新精神的歌頌，這一揭示頗有現實啟示意義(yi) 。第三，簡文還啟示我們(men) ，《詩經》中“邦風”“小雅”“大雅”“頌”四大門類詩樂(le) 分家並非同步進行，直到孔子時代，“頌”類還在堅守詩樂(le) 歌三位一體(ti) 的存在形態。同時，簡文還透露出另一信息：詩樂(le) 分家後，“邦風”“小雅”“大雅”仍可能保留著“徒歌”《詩》之文本的遺風。如上揭示，都為(wei) 我們(men) 更為(wei) 全麵客觀地認識先秦文學思想體(ti) 係的建構狀態、發展水平提供了新的依據。

　注釋：

①確認《孔子詩論》內(nei) 容為(wei) 孔子言論的理由有二：一是文中的“”隸定為(wei) “孔子”無疑，二是這個(ge) “”的言論貫穿全篇。參見徐正英：《上博簡<詩論>作者複議》，載《中州學刊》，2004(6)；徐正英：《先唐文學與(yu) 文學思想考論——以出土文獻為(wei) 起點》，56-7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119-16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關(guan) 於(yu) 6支“留白簡”兩(liang) 端是先寫(xie) 後削還是刀削處本就未寫(xie) 文字，學術界有爭(zheng) 議，筆者原來傾(qing) 向於(yu) 隻削未寫(xie) ，因竹簡照片刀削處未見殘存墨跡。但後來改變了看法，因為(wei) 6支“留白簡”是依“頌”“大雅”“小雅”“邦風”順序集中討論其內(nei) 容和風格特征的，說明當初是編在一起集中被削的，這一點學術界無異議；而現在所見“留白簡”幾乎都是削後滿簡，若上下兩(liang) 端本就沒寫(xie) 文字，幾簡內(nei) 容就應該是連貫無缺的，但卻缺失嚴(yan) 重難以連讀，所缺內(nei) 容又無法與(yu) 其他非“留白簡”簡文對接，故所缺內(nei) 容應該就是被削去的文字。整理者馬承源推測第三簡之後有可能缺失兩(liang) 支簡，可備一說，但即便如此，也與(yu) 現有簡文所缺“大雅”論內(nei) 容無關(guan) ，因“大雅”論所缺失的文字在第二簡之末至第三簡之首、第四簡之末至第五簡之首。

③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127-13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通假字、異體(ti) 字、轉讀字、難造字直接用整理者釋文中的規範字替換，括號中的字為(wei) 筆者另外專(zhuan) 文考釋後所加，並用闕文符號□補足缺字)。

④“後”通假為(wei) “後”，而“後”特指周文王，詳盡考辨參見徐正英：《上博簡<孔子詩論>“頌”論及其詩學史意義(yi) 》，載《文藝研究》，2017(8)。

⑤徐正英：《上博簡<孔子詩論>“頌”論及其詩學史意義(yi) 》，載《文藝研究》，2017(8)。孔穎達疏《毛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yu) 神明者也”時，也認為(wei) 其“頌”專(zhuan) 指《周頌》而不包括《魯頌》和《商頌》，雲(yun) ：“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yu) 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ti) 異於(yu) 《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yu) 《商頌》異也。”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yi) 》(清嘉慶刊本)，568頁，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

⑥此句的“後”當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通用的“君王”。《說文·後部》曰：“繼體(ti) 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之。從(cong) 一口。發號者，君後也”。盡管此解為(wei) 後起引申義(yi) ，但在先秦文獻中已普遍使用。而具體(ti) 到《詩》《騷》文獻，則又多用來指代周文王，如《大雅·下武》“三後在天，王配於(yu) 京”，《毛傳(chuan) 》“三後，大王、王季、文王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毛傳(chuan) 》“二後，文、武也”；《離騷》“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zhong) 芳之所在”，王逸注“後，君也。謂禹、湯、文王也”；《毛詩小序》“《關(guan) 雎》，後妃之德也”“《葛覃》，後妃之本也”“《卷耳》，後妃之誌也”中的“後妃”指周文王(“後”)的妃子(“妃”)太姒。所有例句指代他王雖有變化，但都包括周文王這一點卻是固定的。據此，筆者以為(wei) “多言後(後)”應是說多寫(xie) 周文王。

⑦《論語·先進》：“南容三複‘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子。”譯文：“南容把《詩經·大雅·抑》篇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wei) 也’詩句反複吟誦，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參見楊伯峻：《論語譯注》，111頁，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

⑧一為(wei)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yu) 三家之堂?”此處孔子所引的兩(liang) 句歌詞出自《詩經·周頌·雍》，由孔子的表述可知，其指的是“三桓”祭祖時演奏歌唱《雍》的情況，是詩樂(le) 歌三位一體(ti) 的；二為(wei)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這裏“樂(le) 正”似當單指音樂(le) ，而他讓“各得其所”的“《雅》《頌》”又似乎樂(le) 詩並指，究竟孔子是詩樂(le) 並舉(ju) 還是單指音樂(le) ，目前學術界認識還不統一，但不論哪種意見，都不妨礙本文的結論。

參考文獻：

[1]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

[3]阮元刻：《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yi) 》(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

 [4]董治安：《先秦文獻與(yu) 先秦文學》，濟南，齊魯書(shu) 社，1994.

[5]徐正英、常佩雨譯注：《周禮》，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5.

[6]楊伯峻：《春秋左傳(chuan) 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1.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