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家族為(wei) 何紛紛編家集

作者：堯育飛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初四日戊申

         耶穌2018年9月13日

《清代家集敘錄》（3冊(ce) ），徐雁平編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定價(jia) 880.00元

1896年正月初一至初四，晚清著名學者繆荃孫都在編校一部名為(wei) 《舊德集》的圖書(shu) 。這部圖書(shu) 的重編工作始於(yu) 1895年，直至1898年，方由著名刻工陶子麟刊刻完成。接下來的三年，《舊德集》被繆荃孫作為(wei) 禮物贈送給徐乃昌、譚獻、張之洞、張謇、沈曾植、吳昌碩等69人，以彰顯家族的榮光。在繆荃孫的《藝風老人日記》中，《舊德集》出現了76次。《舊德集》是江陰繆氏的家集，所收詩文作品從(cong) 宋元迄於(yu) 晚清，作者從(cong) 繆荃孫先祖繆鑒到其堂弟繆祐孫共60人。繆荃孫為(wei) 這部繆氏家集所投注的心血，隻是清代家族強烈文獻意識寫(xie) 照下的一例。

從(cong) 17世紀至20世紀初葉的將近四百年間，像《舊德集》這樣的家集，清人編撰且存世者共計1244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清代家集包括部分編纂於(yu) 民國時期的家集）；而整個(ge) 清代以前，家集僅(jin) 存255種。首度全麵揭示這一事實，並係統地對清代家集進行予以提要式敘錄的，是徐雁平新近編著的《清代家集敘錄》（以下簡稱《敘錄》）。是書(shu) 收家集1244種，其中寓目者1006種，存目待考訪者238種，皇皇三大冊(ce) 兩(liang) 千三百餘(yu) 頁，為(wei) 徐雁平曆時十餘(yu) 年編撰的心血之作。所謂“敘錄”是對清代家集“較客觀地揭示、描述”，並作“有一些趣味”的摘錄及“略有心得的判斷”。作為(wei) 一部提要式的目錄學著述，《敘錄》自覺於(yu)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試看五萬(wan) 餘(yu) 字的《前言》諸節目：“家集的湧現及其在目錄中的位置”“家集編撰中的家族、地域觀念和時間意識”“家集的編纂及家集的特質”“家集總序的書(shu) 寫(xie) 與(yu) 地域文學傳(chuan) 統的敘說”，即可見編撰者的用心及旨趣。其中關(guan) 涉清代家族與(yu) 文學的兩(liang) 個(ge) 重要議題：一、家集何以在清代尤其興(xing) 盛？二、興(xing) 盛的清代家集在文學史上意味著什麽(me) ？以這兩(liang) 個(ge) 議題為(wei) 關(guan) 切視角，《敘錄》揭示出清代家族自覺而成熟的文獻意識，眾(zhong) 多的家集因此而催生；而清代家族的文學活動、文學理念也在家集的編纂與(yu) 傳(chuan) 播過程中得以顯現。經由《敘錄》的述寫(xie) ，清代家族的曆史風貌及文化意義(yi) 得以在文獻意識與(yu) 文學史意義(yi) 兩(liang) 個(ge) 維度上展開。

家集所見清代家族的文獻意識

“睹喬(qiao) 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中國是重視文獻的國度，文獻意識在中華文明中發端甚早。孔子深諳“文獻”征史的價(jia) 值，漢代有金匱石室的貯藏，及至最近幾十年前，民間“敬惜字紙”的傳(chuan) 統依然深入人心。文獻意識發達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到了傳(chuan) 統學術和文化總結時期的清代，催生出大規模的文獻成果：官方層麵的有《四庫全書(shu) 》《古今圖書(shu) 集成》《全唐詩》等大書(shu) ；具體(ti) 到清代家族，則是海量的家譜與(yu) 家集。所謂家集，“是指匯合或編選的家族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代成員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數十代成員的作品。”數量眾(zhong) 多的家集正是清代家族文獻意識強烈的反映。

同治十三年（1874），江蘇宜興(xing) 人任光鬥編撰任氏家集--《宜興(xing) 任氏傳(chuan) 家集》，收錄明清兩(liang) 代任氏24世共68人的詩文作品。嘉慶十二年（1807）年，安徽休寧人程鴻緒（1756-1814）纂輯程氏家集——《程氏所見詩抄》，所收程氏作者上溯至漢魏，人數更高達650人。在清人的文獻意識中，世代越久遠，文學創作人才越多，家族的文化資本無疑更加耀眼。於(yu) 是，搜羅盡可能長的世代，納入盡可能多的成員，便成為(wei) 清人編撰家集時重要的考量指標。這種對文獻曆時性和數量的追逐，是傳(chuan) 統家族敬宗收族觀念的自然延伸，但在清代更加凸顯。

清代家族搜集和保存文獻的意識達到驚人的地步。從(cong) 時間跨度上而言，數百乃至上千年前的先輩詩文被重新發掘整理，“登賢書(shu) ，著仕籍，累累相望……卓然可傳(chuan) 者”在文獻整理中獲得新生，進一步影響後世。體(ti) 現在命名上，則是清代家集特別注意標舉(ju) 世代，如《桐城方氏七代遺書(shu) 》《張氏十世詩抄》《八葉詩存》等。為(wei) 彰顯綿延的文化傳(chuan) 統，清人甚至把家族中最早的文字著述追溯到世係並不可考的先唐，以至於(yu) 其間的詩文真偽(wei) 大是可疑，部分很可能出於(yu) 攀附或偽(wei) 托。在嘉定人張經佘編輯《賜書(shu) 樓九世詩文錄》中，數十位張氏先祖每人僅(jin) 存詩一首，且詩風相當接近，這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詩作可能出於(yu) 張經佘的偽(wei) 托。清人編撰家集不僅(jin) 力求時間的久遠，也一並追求範圍的廣大。與(yu) 元好問《中州集》“以詩係人、以人係詩”不同，清代家族提出了“人不必不以詩傳(chuan) ，亦不必定以詩傳(chuan) ”的通達觀念。在這種兼容並包的理念指引下，他們(men) 編選家集，重在“手澤存焉爾，非專(zhuan) 以馳譽文壇”，那些並未顯名於(yu) 主流文壇的作者也因此獲得入集的機會(hui) 。在廣征文獻的使命推動下，家族文獻的搜羅不僅(jin) 局限於(yu) 男性成員，家族女性成員的作品也被大量編選，甚至出現專(zhuan) 門的女性詩文集，如袁枚編選的《袁氏三妹合稿》、郭潤玉輯《湘潭郭氏閨秀集》等。此外，已出家的方外人士，甚至也被納入家集中，如《虞山屈氏叢(cong) 書(shu) 》收錄屈氏出家者釋法藏所撰《三峰藏禪師山居詩》一卷及《烏(wu) 目山峰三十景詩》一卷。宗族規訓中並沒有女性和方外人士的位置，但為(wei) 最大限度保存宗族文獻計，清人有時將那些訓誡拋諸腦後。

一家族編纂家集，常須數代人投入大量精力，期間非仰賴綿綿不絕的文獻保存信念不可。王士禛曾欲簡編一冊(ce) 先世著述，然奔走四方，“老而不能終踐，聊誌存目於(yu) 家乘”。武進楊士凝發憤搜輯先世遺稿，無間寒暑，勤苦編纂，方搜得先人《東(dong) 皋堂詩集》等著述數種，由此可見編刊家集之不易。據徐雁平統計，存世清代家集中仍有171種為(wei) 稿本形態，未得刊刻。又，晚清戰亂(luan) 頻繁，諸多家族文獻迭遭兵燹，這在家集序跋中觸目可見，“（書(shu) 板）逮粵寇亂(luan) ，毀於(yu) 兵燹”（《南張三代合集》），“遭遇兵燹，散失殆盡”（《袁氏家集序》），然而於(yu) 戰火灰燼中搶救文獻的強烈信念，卻意外促成晚清家集編纂迎來一次次高峰。“清代家族文獻尤其是家集在大災難後的恢複與(yu) 新生，這一更廣泛的文化自覺行為(wei) ，是中國文化綿綿不絕、前薪後火、息息相繼的內(nei) 在動力。”（頁28）

在最大限度保存家族文獻之餘(yu) ，清代家族的文獻意識反映於(yu) 家集者還有兩(liang) 大顯著特征：一、清代家族多自覺將家集納入整個(ge) 清代文獻體(ti) 係中；二、清代家族十分注意發揮家集文獻的社會(hui) 功能。

清代文獻體(ti) 係甚為(wei) 龐大，不易概說，然從(cong) 文獻生產(chan) 方的角度而言，略有如下特征：國家層麵有《四庫全書(shu) 》等官修大書(shu) ，省、府、縣等地方又有地方總集及誌書(shu) ，家族層麵則有族譜和家集，個(ge) 人而言則有別集與(yu) 年譜。諸種文獻“大小呼應，古今關(guan) 聯，形成層級的文獻體(ti) 係”。清代家族對這一彼此牽涉的文獻體(ti) 係有相當的認識，他們(men) 在編纂家集中，認為(wei) “一家之集，即鄉(xiang) 邑文獻之一部；而鄉(xiang) 邑文獻，亦即全國文化之基礎”（《平湖屈氏文拾》卷首）。家譜中藝文部分豐(feng) 富，則另編家集。家集編成後，地方修誌、編總集時，家族往往熱衷獻書(shu) ，甚而有編家集即為(wei) 地方總集作準備者，如潘道根所編《南陽葉氏詩存》，即是為(wei) 編纂《勝朝昆山詩存》作準備。《續杭郡詩輯》編者向管庭芬征詩時，管庭芬即奉送《管氏家集》。此外，清代家族編家集時，也十分注意國家層麵的影響。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對家集的著錄和論述，就影響了後來的家集編纂。陳澧在為(wei) 湘陰蔣氏《莫如樓詩抄合刻》作序時即雲(yun) “獨以兄弟數人合為(wei) 一集，考之《四庫書(shu) 目》，惟唐有《竇氏聯珠集》，為(wei) 竇常及其弟牟、群、庠、鞏五人之詩，至宋之《柴氏四隱集》，則從(cong) 兄弟也。”《四庫全書(shu) 總目》影響了清代家族對家集的理解、命名以至於(yu) 編纂形態。

家集不僅(jin) 被置於(yu) 國家文獻體(ti) 係中，其重要的社會(hui) 功能也為(wei) 清代家族認識並加以利用。家集編纂過程中，隱藏著敬宗收族、聯絡族人的意圖；編纂完成後，邀約名人題詞的舉(ju) 動，又使家集成為(wei) 家族進行社交的媒介。以江蘇無錫顧氏《勤斯堂詩匯編》為(wei) 例，集中所收阮元題詞雲(yun) “餘(yu) 與(yu) ……（顧氏）昆仲久為(wei) 莫逆交，其名望聲動天下”，又洪亮吉題識雲(yun) “吾於(yu) 顧氏累世舊識，讀此又可窺見一斑矣”。名人的稱譽，正可視作家族社交運作的成果。而家族內(nei) 部，編者顧森書(shu) 在先通議公《青琅玕館遺集》刻成之後，“爰取族祖南岡(gang) 公……殘缺詩冊(ce) ……皆洞陽公一脈相傳(chuan) 之裔，以公勤斯堂名是編，溯所自出，數典而不敢忘祖也。”顧森書(shu) 在家族門衰祚薄之際，通過編刊家集去聯絡族人，希圖複振家聲的意圖也很明顯。家集刊刻之後，並非如家譜一樣秘不示人，而是廣泛外贈，卷入意味深長的人際關(guan) 係中。其中既有如繆荃孫那樣作為(wei) 禮物贈給友朋，也有充當地方文獻呈送郡邑名流及修誌者。經由這一係列的社會(hui) 化運作之後，家集成功地升華了家族文化資本，有效地為(wei) 家族帶來了聲望，使某一家族無論在文學上還是文化上都提升了相當的名氣，有的甚至成為(wei) 一地文風的象征。如論及桐城文風，論者以為(wei) “如方氏之有《方氏詩輯》，馬氏之有《馬氏詩抄》，嗚呼盛哉！是皆一邑鍾毓之秀，非徒為(wei) 一族之光顯也”。

文獻意識影響下的清代家集風貌

清代家族強烈的文獻意識，促成了大批家集的誕生，而編纂者對家集功能的自覺認識和把握，又使清代家集呈現出迥異前代的風貌，從(cong) 而在傳(chuan) 統的文獻學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清代家集成為(wei) 整個(ge) 帝國文獻體(ti) 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清代社會(hui) 形成了編刊“家文獻”的文化氛圍，受此影響，少數民族也編纂家集；三、家集突破集部的限製，為(wei) 文獻生產(chan) 帶來新的理念，開創出家族文獻的新型體(ti) 例。

編纂家集是清人所熱衷從(cong) 事的一項文化事業(ye) 。於(yu) 清人而言，家集編纂不僅(jin) 限於(yu) 本朝，眾(zhong) 多回溯性質的家集也成於(yu) 此期。整個(ge) 社會(hui) 對家集的認識在《四庫全書(shu) 總目》中得到較為(wei) 集中的反映，由此，嘉道以後的眾(zhong) 多家集在述說家集源流時有了共同的講求。官方著錄的影響，清代家族編撰家集的興(xing) 盛，以及家集越來越成為(wei) 地方文獻、地方詩文傳(chuan) 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凡此，最終使得家集這一前清不甚為(wei) 人注意的文獻，成為(wei) 清帝國文獻體(ti) 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盡管如《澄遠堂三世詩存》這樣的家集在《四庫全書(shu) 》中多被列入“存目”，表明家集在整個(ge) 文獻體(ti) 係雖占據一席之地，但地位仍不夠突出。不過雍正間《浙江通誌》和光緒《湖南通誌》等書(shu) 在著錄文獻類目時已開始標舉(ju) “家集”，顯示家集在地方層麵初步取得官方的認可。家集在傳(chuan) 統目錄學類目中取得相對獨立的地位，意味著家集重要性的提升，從(cong) 而引來許多名人實際參與(yu) 這項事業(ye) ，王士禛、袁枚、黎庶昌、繆荃孫等人都花費了許多精力編纂家集。從(cong) 中可見，家集在家族屬性之外，產(chan) 生了更為(wei) 廣闊的影響，編刊家集不止是家族成員應盡的義(yi) 務，而且具備產(chan) 生更大文化影響力的可能。

清代社會(hui) 形成編刊“家文獻”氛圍，1244種家集即是這種時代風氣的寫(xie) 照。在文化昌盛的桐城，方氏、馬氏、劉氏、許氏、周氏、房氏等家族爭(zheng) 相編纂家集。具體(ti) 到桐城方氏一族，又有《述本堂詩集》《續集》《桐城方氏七代遺書(shu) 》《桐城方氏詩輯》《桐城方氏時文全稿》等六種家集前後輝映。即使向來文化較為(wei) 落後的西南地區（貴州、雲(yun) 南、廣西），在清代也產(chan) 生了30種家集。清代社會(hui) 編刊家集的風尚還影響了少數民族的文化，譬如《敘錄》正編收錄滿洲地區家集9種：愛新覺羅氏《曉亭詩抄·鶴鳴集》《富察氏朱卷匯本》、瓜爾佳氏《貴和堂三代詩存》《馬佳氏詩存》、鈕鈷祿氏《英額和氏詩集》、彥佳氏《春雲(yun) 集》、葉赫那拉氏《一家言》《於(yu) 氏詩抄》《東(dong) 鄂氏一家詩稿》；待訪及存目的家集中收滿洲索綽羅氏《索綽羅氏家集》一種。這些清宗室、漢軍(jun) 旗人及滿洲八旗人的家集，是清代滿漢文化融合的鮮活例證。東(dong) 鄂能泰所編《東(dong) 鄂氏一家詩稿》收錄其先祖東(dong) 鄂嵩山《餘(yu) 廉堂詩》，詩集末載乾隆乙亥（1755）何福乾序雲(yun) ：“公先世居長白之東(dong) 瓦爾喀地，世為(wei) 愛曼國主，至公十世祖耨公遷於(yu) 東(dong) 鄂地，遂以為(wei) 氏焉，雄踞一隅，曆宋明以來，未曾近於(yu) 中華之境，至公五世祖和公際太祖高皇帝龍飛長白之初，欽遵天命，率國土軍(jun) 民歸附焉，距公之身又六世矣。公以世代公侯生於(yu) 富貴，不驕不淫，少喜讀書(shu) ，慣騎射，精刀法，解音律……”又所收東(dong) 鄂峒山《柏翠山房詩》末有乾隆壬寅（1782）序雲(yun) ：“見其（詩）出入三唐，上追陶謝。”這兩(liang) 段話可看做東(dong) 鄂氏的家族史詩，也可見其家族到乾隆年間逐步漢化，從(cong) 狩獵家庭變化為(wei) 詩書(shu) 之家的曆程。“新清史”將傳(chuan) 統中國地區的文化視作清帝國文化普通的組成部分，然而從(cong) 家集的角度而言，滿洲地區的文化仍是以漢文化為(wei) 中心進行遷移轉化，“新清史”的觀念在家族層麵不能成立。

整個(ge) 社會(hui) 競相編纂家集，使得家集形態在清代得以充分發展。清人所編家集突破已往集部限製，有些近乎於(yu) 總集，有些類似叢(cong) 書(shu) 。如《長沙瞿氏叢(cong) 刊》，收錄《長沙瞿氏家乘》《天逸道人存稿》《蘇常日記》《超覽樓詩稿》《使豫閩日記》六種書(shu) ，其中既有家譜類著述，又有詩文集，還有日記，該家集形態更接近於(yu) 叢(cong) 書(shu) 。趙士春所編《常熟趙氏家集》，則在詩文集之外，還收錄《歸耕圖》《明瑟山莊課讀圖》兩(liang) 種手卷題詠文獻。此可見在清代手卷文獻大量湧現的時代背景下，家集的編纂也與(yu) 時俱進，注重吸納當代極具特色的文獻。哀啟、聯語、課藝、語錄等傳(chuan) 統集部少收的文獻也被納入家集收羅範圍，由此清代家集很難被傳(chuan) 統目錄學的四部所囊括。要之，家集體(ti) 例在清代方得以確立，清人編家集正如司馬遷撰《史記》一般，不必拘束於(yu) 所謂的例法。清代家族的家集編刊活動在豐(feng) 富傳(chuan) 統集部之學的同時，似亦表明傳(chuan) 統四部分類在家集歸類上麵臨(lin) 失靈的危機。

又由於(yu) 家集承載著為(wei) 家族爭(zheng) 光的使命，故不同家族之間的家集時常存在競賽關(guan) 係。徐雁平早前統計過的“382篇家集總序中，有48篇可列入比賽範圍”（頁41）。清代家集間的比較在世代、文詠之才的數量、收羅範圍、家聲等多個(ge) 維度展開，於(yu) 此，諸多家族充分提煉本家族特點，故編纂出的家集各具特色。世代綿延者，則注意將收羅的曆史上溯甚遠，如前所述《程氏所見詩抄》所收詩文上溯至漢魏；文詠人數眾(zhong) 多的家族，則巨細靡遺地搜羅家族作品，如《高密單氏詩文匯存》收入單氏明清兩(liang) 代45人共57種著述；閨秀人才輩出的家族，則注重編纂女性詩文，如陽湖張氏家族在張惠言父子歿後，男性文名不顯，倒是閨秀人才輩出，故該家族編有《陽湖張氏四女集》《棣華館詩課》兩(liang) 種專(zhuan) 門的女性家集；擅長科舉(ju) 考試的家族，則編纂墨卷，如河南光州吳鏡沆等編《光州吳氏家墨》專(zhuan) 收家族鄉(xiang) 墨、會(hui) 墨、製藝、經藝文章；擅長諸體(ti) 文學的家族在詩文之外，也競相編撰具有文體(ti) 特色的家集，如安徽涇縣吳學洙長於(yu) 辭賦，故吳氏家集名《茂林賦抄》《茂林賦抄二集》，浙江海寧查氏尺牘見長，故有《二查尺牘》，錢塘金繩武夫婦長於(yu) 詞，故有《評花仙館合詞》。清代家族在編纂家集時各美其美，美美與(yu) 共，使得家集成為(wei) 清代文獻體(ti) 係中十分活躍的一支生力軍(jun) 。

清代家集的文學史意義(yi)

標明清代家族的文獻意識，見出清代家集的文獻價(jia) 值，於(yu) 《敘錄》而言隻是題中應有之義(yi) 。對清代家集作文學史層麵的抉微與(yu) 探尋，則顯示出《敘錄》別樣的學術旨趣。譬如針對安吉施氏的《安吉施氏遺著》，《敘錄》摘取楊峴光光緒庚寅年（1890）序雲(yun) ：“即論（施浴升）詩文，當其時詩宗隨園、文宗惜抱，一篇出，嘩然以為(wei) 袁也、姚也。夫舍隨園、惜抱寧無詩文哉。”從(cong) 此斷章取義(yi) ，可管窺施浴升的詩文特點，並能為(wei) 袁枚和姚鼐各擅其長領袖文壇添一例證。於(yu) 山東(dong) 德州《田氏家集》中之《有懷堂文集》，《敘錄》則摘錄羅克昌乾隆壬戌（1742）敘雲(yun) ：“其文則準的乎司馬氏、歐陽氏，一切開闔頓挫、遙接遠應之妙，有難以言罄者。”田氏的文章學淵源於(yu) 是乎可見了。藉由這兩(liang) 則材料，不難窺見《敘錄》的文學史關(guan) 懷。

循著《敘錄》文學史旨趣的指引，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探究出清代家集在文學史上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要言之：清代家集為(wei) 清代文學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基礎；有助於(yu) 從(cong) 家族角度重新審視“文學”這一概念；揭示出家族文學和地域文學的真實軌跡；為(wei) 反思近代文學的“新”與(yu) “舊”提供了新的窗口。

於(yu) 清代文學研究而言，是時候重新審視家集這類邊緣性材料了。家集中的諸多詩文集，豐(feng) 富了清代文學文獻。研讀這批文獻，可觸摸清代文學在家族層麵的真實狀況。《敘錄》收錄女性詩文的家集高達148種，顯示女性作家群體(ti) 對清代文學的貢獻，為(wei) 從(cong) 性別角度考察清代文學圖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敘錄》提示，在這批家集中，還湧現出大批名人如姚鼐、章太炎等人的佚文，這有利於(yu) 深化作家個(ge) 體(ti) 研究，並拓展早前的文學史認知。為(wei) 便於(yu) 研究者使用，《敘錄》不僅(jin) 摘錄了幾乎每一部家集中重要的文學批評材料，標明家集中重要的文壇人物，還精心編製“人名索引”。通過索引，可知錢謙益在這部書(shu) 出現14次，王士禛30次，沈德潛25次，袁枚15次，姚鼐14次，曾國藩8次，譚獻22次，陳三立6次。盡管這項統計數據並不那麽(me) 精確，然而似並不妨礙由這些清代文壇重要人物在家集中的活躍程度，去觀測其人在清代文壇的影響力。這些文壇重要人物在家集中多是以序言和題辭作者的身份出現，由此他們(men) 的文學理念也一並擴散到各大宗族，成為(wei) 各大家族的文學傳(chuan) 統的有機部分。梳理此間的脈絡，當可初步勾勒出清代文學觀念在家族層麵的傳(chuan) 播路線圖。

量變易引起質變，豐(feng) 富的清代家集突破傳(chuan) 統體(ti) 例限製，將闈墨、聯語、日記、筆記等材料都納入家集之中，從(cong) 而對今日習(xi) 以為(wei) 常的“文學”觀念形成挑戰。家集有“以文存人”的一麵，其中所指的“文”雖多以詩文為(wei) 主，但並不局限於(yu) 此。對清代家族而言，家族的“文學”更多的指向文化與(yu) 家學。如山東(dong) 諸城《東(dong) 武王氏家集》即收有王瑋慶的《滄浪詩話補注》，對王氏家族而言，重要的是存先人手澤，承先人之誌，先人片言隻字，隻要存之既久，都“允宜珍弆，俾垂久遠”。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而言，清代家族對“文”的理解倒近於(yu) 章太炎——“有文字著於(yu) 竹帛”即是“文”。更進一步的，在“文學”內(nei) 部諸種文體(ti) 的高低及每一種題材的高下評判上，清代家集所揭示者也與(yu) 當今通行的文學概念略有差異。一般而言，清代家族特重詩文，例不收小說、戲曲，且詩文價(jia) 值優(you) 先於(yu) 詞、日記及筆記，但就某一家族而言，以填詞見長的家族很可能放棄編纂詩文類的家集，此時，傳(chuan) 統的文類次序就讓位於(yu) 家族的特長序列了。此外，傳(chuan) 統詩文觀念普遍較重視詠史、鳴國家之盛、吟詠性情之作，但家集之中，家族成員之間的酬唱、慶賀、悼亡等家事題材作品更具優(you) 先地位，並且占據相當篇幅。這似乎可見，在家集的文學傳(chuan) 統中，衡評文學成就雖籠罩於(yu) 主流文學批評的標準下，但家族自身的交往和特征等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標。

地域、家族和科舉(ju) ，為(wei) 介入清代文學研究的三個(ge) 重要維度，皆與(yu) 家集密切關(guan) 聯。家集是家族文學和文化活動的產(chan) 物，而編纂家集者多出自科舉(ju) 門第，此外，地域文學也與(yu) 家集緊密呼應。對此，《敘錄》予以準確捕捉，並著意摹繪出家集在家族文學和地域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敘錄》幾乎將每一部家集中的每一位作者都予以揭示，並盡可能標識出家族內(nei) 部成員之間的往還作品，整個(ge) 家族創作群體(ti) 因此一覽無遺，而家族內(nei) 部的文學交遊網絡也隨之浮出水麵，家族文學的整體(ti) 風貌由此得以充分展現。如浙江平湖張世昌、張世仁兄弟好學工詩，同氣相求，二人作品匯編為(wei) 《對床吟》，集中二人“所為(wei) 詩大都以空靈清婉之筆，道其眼前切實之景，不屑屑風雲(yun) 月露，比物屬事為(wei) 工”，《敘錄》標舉(ju) 出集中《初夏偶感即景成詠寄外弟曹瘦山秋漁》《聞家聲和兄計偕北上遙贈二首》《中秋夜與(yu) 香穀及諸兒(er) 分韻得三字》等詩題，切實而簡明地勾勒出該家族文學的基本情況。又，清代地域文學傳(chuan) 統，多建築於(yu) 地方性文學總集基礎上。清代家集在書(shu) 寫(xie) 序跋時，往往論及家族與(yu) 地方文學傳(chuan) 統。而地方性文學總集的編纂，也將家集視作基礎單元。如反映桐城文學風貌的《桐舊集》，其中僅(jin) 方、姚、張、馬、劉五大家族，作者即達451人，超過是集總作者的三分之一，“五姓共收詩作3584首，接近《桐舊集》收錄詩作的一半”。由是觀之，家集在一定程度上還塑造了地域文學形態。當然，清代家族在編纂家集時，也往往借鑒地方總集對本族文學人才的評述，以此揄揚本族的文學聲譽。此外，家族在編纂回溯性家集時，數代以前的文獻往往闕失，此時地方性文學總集又成為(wei) 家集的文獻源，令家集有本可依，且搜羅的時代和範圍也得以拓展。

收入《敘錄》正編中的1006種家集，有256種是民國時期刊印或抄成的，另有5種在1949年以後出版，最晚者為(wei) 曾克耑所輯《曾氏家學》八十四卷，於(yu) 1963年在香港印行。《曾氏家學》的編纂始於(yu) 民國時期，為(wei) 其題詞者有夏敬觀、張宗祥、汪辟疆、謝無量、沈尹默、柳詒徵、陳曾壽、葉恭綽、盧前、胡先驌、瞿宣穎、劉永濟、饒宗頤等86人，根據這份長長的名單，幾可繪製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人物的簡譜。家集編纂的曆史事實表明，編刊家集的傳(chuan) 統在民國時期並未中斷，且有眾(zhong) 多傑出文人參與(yu) 其中，從(cong) 中可見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家族並未應聲瓦解，而以家族為(wei) 依托的傳(chuan) 統文化的生存空間也並未完全喪(sang) 失，它還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王德威語）但“五四”之後，晚清舊學傳(chuan) 統何以仍有生存土壤？且西潮衝(chong) 刷之下，倒更能見出家集在文化傳(chuan) 承與(yu) 聯係士人上的力量。凡此，皆值得研究者注意。近年來，舊體(ti) 文學在現代文學研究中日益受到關(guan) 注，從(cong) 家集角度而言，這種關(guan) 注的確較為(wei) 符合彼時文化和文學變遷的實際狀況。家集在1911年以後的遭遇，似也可見出新舊文學和文化在民國時期的關(guan) 係並非簡單的升降可以概括，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或更接近交纏錯綜的兩(liang) 條線，隻不過最終各行其道，各奔前程。

中國古代社會(hui) 有“家天下”的一麵，反映到文化中則有“家文化”的傳(chuan) 統，家集則是這傳(chuan) 統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認識家集，並通過家集去觸摸並深入中國傳(chuan) 統文學與(yu) 文化，有許多方法切入。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家集文獻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經由家集去測度清代的家族、清代的文獻生產(chan) 及清代文學，有時並不夠全麵、準確。譬如像阮元、畢沅、曾國藩這樣對清代文獻和文學產(chan) 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在清代家集中的位置並不突出。因此，以清代家集為(wei) 基礎，去構築清代文獻與(yu) 文學的認識世界，還需綜合運用其他類型的文獻。在這方麵，《敘錄》揚長避短，力圖為(wei) 研究者提供開放性的便利。是書(shu) 立足文獻，敏銳抉擇了諸多科舉(ju) 、書(shu) 籍史、閱讀史、圖像學、書(shu) 法史等方麵的材料，隱隱透露編撰者的學術旨趣，亦頗便於(yu) 相關(guan) 研究者；文獻之外，是書(shu) 又始終以文學史的問題為(wei) 導向，從(cong) 家族、地域、文章學、文學批評、文人交往等角度對清代家集作全麵的爬梳；由此，清代家族的文獻意識及其文學史意義(yi) 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揭示。而有識者執此一編，按圖索驥，相信亦不難從(cong) 《敘錄》覓得各自所需的認識清代文學與(yu) 文化的門徑。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