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域外《左傳(chuan) 》研究路徑各異

作者：唐明亮（南通大學範增藝術館）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廿四日辛醜(chou)

           耶穌2018年5月9日

19世紀後半葉，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域外漢學界興(xing) 起了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的熱潮。其中，《春秋》三傳(chuan) 之一的《左傳(chuan) 》備受歐美和日本學者青睞。域外學者對《左傳(chuan) 》的譯介、注疏、考證等，既取得了一定的學術突破，也加深了域外文明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學者與(yu) 日本學者在文化傳(chuan) 統和知識背景方麵的差異，不僅(jin) 使他們(men) 的研究路徑呈現出不同特點，也進一步豐(feng) 富了《左傳(chuan) 》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成果。

歐美學者側(ce) 重西學視角

由於(yu) 中西語言文化差異較大，歐美學者的《左傳(chuan) 》研究是從(cong) 翻譯工作邁出第一步的。最早翻譯《左傳(chuan) 》的歐美學者是英國人理雅各（亦作雷格）。19世紀40年代，他開始係統翻譯“四書(shu) ”、《尚書(shu) 》等中國古代典籍，並於(yu) 1872年完成了《春秋》和《左傳(chuan) 》的翻譯。理雅各的活動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文化的熱潮。此後，法國人顧賽芬也開始係統翻譯中國古典文獻，1914年將《左傳(chuan) 》譯為(wei) 法文。20世紀初，受學術界疑古風潮的影響，中國學界圍繞《左傳(chuan) 》作者（如劉逢祿、康有為(wei) 提出“劉歆偽(wei) 作說”）、成書(shu) 年代、編纂過程以及經史性質等問題展開激烈爭(zheng) 論，西方學者也積極投身其中。瑞典人高本漢在《〈左傳(chuan) 〉真偽(wei) 考》中，運用語言學方法來考證《左傳(chuan) 》成書(shu) 年代，發現書(shu) 中部分常見字的用法與(yu) 《論語》《孟子》《尚書(shu) 》等有異，據此認為(wei) 《左傳(chuan) 》成書(shu) 於(yu) 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13年之間，為(wei) 某一人或某一學派所作，從(cong) 而反駁了劉、康的“劉歆偽(wei) 作說”。1931年，法國人馬伯樂(le) 在《漢學與(yu) 佛學論叢(cong) 》發表《〈左傳(chuan) 〉的成書(shu) 與(yu) 年代》；1934年，美國人卜德也在《燕京學報》發表《〈左傳(chuan) 〉與(yu) 〈國語〉》一文，均以類似方法考證《左傳(chuan) 》的成書(shu) 問題。

《左傳(chuan) 》不僅(jin) 堪稱“良史”，更因其筆法簡潔生動而被視為(wei) “古文”典範，備受曆代文人推崇，如《古文觀止》收錄《左傳(chuan) 》文章竟達34篇之多。在翻譯和考證過程中，歐美學者意識到《左傳(chuan) 》深厚的文學和語言學價(jia) 值，他們(men) 借助相關(guan) 研究成果，編纂了多部漢語字典及語言學和文學論著，如顧賽芬《中文古文詞典》、顧路柏《中國文學史》、蓋伯倫(lun) 茨《中國文法》、格拉納《中國古代的舞蹈與(yu) 傳(chuan) 說》等。1930年，美國漢學家法雷斯和駱任廷還專(zhuan) 門編纂了一本《〈左傳(chuan) 〉引得》，供歐美漢學界研究《左傳(chuan) 》之用。

日本學者善於(yu) 融會(hui) 中西

與(yu) 歐美國家不同，日本在文化傳(chuan) 統和知識背景上長期受中國文明滋養(yang) ，對《左傳(chuan) 》的接觸和了解也比歐美更為(wei) 久遠。據考證，日本接觸《左傳(chuan) 》文本不晚於(yu) 8世紀。進入德川時代（1603—1867），圍繞《左傳(chuan) 》的學術活動日趨活躍。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漢學界掀起了《左傳(chuan) 》研究的熱潮。正因如此，日本學者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與(yu) 歐美漢學界差異明顯。

日本學者的《左傳(chuan) 》研究受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方法（特別是乾嘉考據學）的影響較大，幕末時期就出現了尾張秦鼎《評注春秋左氏傳(chuan) 校本》、中井積德《春秋左傳(chuan) 雕題略》等考校成果。自19世紀中後期開始，日本的《左傳(chuan) 》注疏、輯佚成果不斷湧現。注疏方麵有安井衡《左傳(chuan) 輯釋》、竹添光鴻《左氏會(hui) 箋》和飯島忠夫《左傳(chuan) 釋義(yi) 》；輯佚方麵有重澤俊郎《左傳(chuan) 賈服注攟逸》。此外，鹽穀溫《左傳(chuan) 新鈔》、小島佑馬《左傳(chuan) 引經考證》也是卓有成果的考據專(zhuan) 著。受惠於(yu) 厚重的學術積累和文化背景上的“先天優(you) 勢”，日本學者的《左傳(chuan) 》研究得以“青出於(yu) 藍”。如《左傳(chuan) 》襄公四年中“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後羿/公曰/後羿何如”這句傳(chuan) 文，傳(chuan) 統觀點認為(wei) “有窮後羿”後麵的《夏訓》內(nei) 容似在傳(chuan) 抄中被疏漏；但同時指出，若原文中魏絳完整引述了《夏訓》，則晉侯“後羿何如”的疑問便顯突兀。竹添光鴻提出新解，認為(wei) 這是晉侯急於(yu) 獲知《夏訓》下文，急切間發問，打斷了魏絳敘述。竹添合理解釋了上述傳(chuan) 文的疑問，得到中國學者的普遍肯定。

除吸收中國學術傳(chuan) 統外，日本學者也借鑒了近代歐美自然科學知識，如運用天文學知識考證《左傳(chuan) 》成書(shu) 年代。飯島忠夫《由漢代曆法看〈左傳(chuan) 〉之作偽(wei) 》、橋本增吉《〈左傳(chuan) 〉之著作年代考》通過考證《左傳(chuan) 》記載的歲星變化，推斷其書(shu) 為(wei) 漢代劉歆偽(wei) 作。新城新藏在《東(dong) 洋天文學史研究》一書(shu) 中，係統研究了“十二次區分法”“分野法”“幹支紀年法”等中國上古天文知識，進而論證《左傳(chuan) 》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新城的研究不僅(jin) 使得當時聚訟不已的“劉歆偽(wei) 作說”告一段落，其研究方法和結論也被中國學界廣泛采納。

近代域外漢學界《左傳(chuan) 》研究呈現出中國與(yu) 西方、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人文與(yu) 自然等不同維度中兩(liang) 種不同因素的碰撞與(yu) 交匯。正因如此，其產(chan) 生的成果乃至產(chan) 生成果的過程，均具有深刻的曆史意義(yi) 。《左傳(chuan) 》作為(wei) “經學”的重要內(nei) 容，凝聚著厚重的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積澱和思想精華。歐美學者對《左傳(chuan) 》的譯介研究，不啻為(wei) 一次探尋中國古老曆史和傳(chuan) 統的學術旅程；在那個(ge) 積貧積弱的年代，歐美學者在研究《左傳(chuan) 》的過程中，屢屢為(wei) 中國古代學者的學術智慧所驚歎：高本漢毫不掩飾他對中國學者未采用西方語言學方法亦可得出精密結論的欽佩。從(cong) 中國角度來說，當清代學者已將考據學紅利運用到極致的情況下，西方學者的思路方法為(wei) 中國學者突破傳(chuan) 統起到了極大的刺激作用。在西學東(dong) 漸的曆史大潮中，日本學者再次發揮了其善於(yu) 領會(hui) 、學習(xi) 先進文化的優(you) 長，將中西學術方法融會(hui) 貫通，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yi) 。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