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簡《孔子詩論》“頌”論及其詩學史意義(yi)

作者：徐正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文藝研究》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廿五日壬申

          耶穌2018年4月10日

內(nei) 容提要：出土文獻《孔子詩論》“頌”論是今見最早的論“頌”專(zhuan) 論。其對《周頌》內(nei) 容性質所作“平德也”、“多言後”、“成功者”三個(ge) 方麵的概括，比傳(chuan) 世文獻中漢儒為(wei) “頌”所下定義(yi) 多出一項內(nei) 容，更符合《周頌》文本實際；又以“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逖，其思深而遠”分層評述《周頌》音樂(le) 、歌唱、詩歌文本風格特征，甚為(wei) 確當，尤其是對文本精神實質的評論，凸顯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有重要現實警示意義(yi) 。“頌”論豐(feng) 富孔子詩學思想體(ti) 係，顛覆先秦詩論、樂(le) 論不分的定見，昭示先秦由音樂(le) 附庸到單句取義(yi) 再到係統化文學性解《詩》的詩學走向，促使學界重估先秦文學思想整體(ti) 發展水平，反思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發展規律在學術思想領域的不完全適用性。

基金項目：本文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先秦出土文獻及佚文獻文學綜合研究”(批準號：15AZW004)、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前出土文獻及佚文獻文學研究”(批準號：15ZDA13)成果。

孔子的詩學思想是有完備體(ti) 係的，這一體(ti) 係在上博簡《孔子詩論》中體(ti) 現得比較集中①。其對《詩經》的討論分三個(ge) 層麵：先分組解讀《詩經》63首(包括六首逸詩)作品的單篇內(nei) 容；再分類歸納評述“頌”、“大雅”、“小雅”、“邦風”四大門類詩作的內(nei) 容性質與(yu) 風格特征；最後揭示詩、樂(le) 、文三大文藝類別的各自本質。其中第二個(ge) 層麵尤為(wei) 重要，正式開啟了“頌”、“雅”、“風”理論研究的先河，不僅(jin) 能夠幫助我們(men) 進一步體(ti) 認《詩經》的基本性質及孔子的詩學思想體(ti) 係，還能啟發我們(men) 更為(wei) 科學地把握先秦文學思想的整體(ti) 發展水平及先秦兩(liang) 漢詩學的大體(ti) 走向，而“頌”論在第二個(ge) 層麵中又最具代表性。

一、簡文原意及其與(yu) 《周頌》之關(guan) 係

上博簡《孔子詩論》簡文為(wei) ：

[第二簡]□□□□□□□□寺(時)也，文王受命矣■。《頌》平德也，多言後(後)，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篪(逖)■，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簡】□□□。[《小雅》□德]也，多言難而怨懟者也，衰(哀)矣少(小)矣。《邦風》其納物也溥(博)，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孔子曰：惟能夫□□□□□□□【第四簡】□□□□□□曰：詩其猶平門■。與(yu) 賤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罷(戚)惓(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第五簡】□□□□□?[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②

由簡文可見，第二簡和第三簡的行文是統一的，盡管因簡殘致行文中斷，但僅(jin) 依現存簡文中“頌”、“大雅”、“小雅”之“德”字句後的“多言後(後)”、“多言□”、“多言難”推斷，都分指三類作品所寫(xie) 內(nei) 容，並且分別是對上句“×德也”的具體(ti) 闡發。所以，幾個(ge) “德”字句都當指作品門類內(nei) 容而不是指風格特征。同時，每個(ge) “多言”句之後的文句則又都是講風格特征，如“其樂(le) 安而遲”、“衰(哀)矣少(小)矣”、“其言文”等，亦可反推“德”字句是論內(nei) 容而不是論特征，因為(wei) 不可能前後是論風格特征句而中間無端插入一句論內(nei) 容性質句。因此，“《頌》平德也”一句中的“平德”，整理者馬承源的考釋應該符合文本原意，“平德”當指平成天下之德③。

“多言後(後)”一句原考釋解為(wei) “文王、武王之後”。其實此解似難以疏通文意，是泛指後麵的一切，還是指多寫(xie) 文王、武王以後的事，抑或指多寫(xie) 文王、武王之後的各王?其他人的解釋也含混不清，似有意回避。筆者以為(wei) ，此句的“後”字不是前後之“後”，而是“後”的通假字。“後”字甲骨文、西周金文均寫(xie) 作“”，右側(ce) 上半是結繩之形，乃以結繩記世係先後之意；右側(ce) 下半是倒腳趾之形，係在結繩之下表示世係在後之意或繩索綁腳表示滯後之意。此乃上古結繩記世係舊製的遺存。“後”字甲骨文寫(xie) 作“”，左上是人之形，右下是倒子之形，合為(wei) 女人產(chan) 子之態；西周金文寫(xie) 作“”，與(yu) 甲骨文的區別在於(yu) 倒子周圍多了幾個(ge) 點，表示羊水或嬰兒(er) 頭發。可見“後”的本義(yi) 乃一族之始祖母，是母係氏族之酋長。如此，“後”與(yu) “後”的本義(yi) 指向一個(ge) 是向後延，一個(ge) 是向前溯，似走勢相反不宜通假，但事實上在先秦典籍中卻又經常通假互用。正如清代語言文字學家劉淇《助字辨略》卷三雲(yun) ：“後，又通作後。”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需部》亦曰：“後，假借為(wei) 後。”⑤先秦之所以二字互通，一則通假乃先秦同音字使用通例；二則“後()”之倒子在“人”後，故徐中舒認為(wei) 其本身即可引申為(wei) 前後之後；三則春秋、戰國禮壞樂(le) 崩，時人為(wei) 了衝(chong) 破禮樂(le) 的束縛，有時故意破壞一些禮製規定，王貴元認為(wei) 在通假字的使用上也是如此，他們(men) 偏讓取向相反的字通假。也正是因為(wei) 這個(ge) 原因，言兩(liang) 字通假，高亨《古字通假會(hui) 典》僅(jin) 戰國、秦、漢傳(chuan) 世文獻就舉(ju) 例句29例⑥，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僅(jin) 戰國出土文獻就列舉(ju) 例句12例⑦。其實，傳(chuan) 世文獻和出土文獻還有更為(wei) 典型的例句，如早於(yu) 戰國的傳(chuan) 世文獻《尚書(shu) ·洛誥》“惟告周公其後”句，《通典·禮十五》便引“後”作“後”⑧，民國尚書(shu) 學家楊筠如又進而解該句為(wei) “以周公留守洛邑之事告之文武也”⑨，也就是將“後”解作“後”，將“後”具體(ti) 坐實為(wei) 文王、武王，此解獲得公認；又如同為(wei) 上博簡的出土文獻《容成氏》，其第十二簡雲(yun) ：“堯有子九人，不以其子為(wei) 後，見舜賢也，而欲以為(wei) 後。”⑩第十七簡雲(yun) ：“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為(wei) 後，見禹之賢也，而欲以為(wei) 後。”(11)第三十三、三十四簡雲(yun)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為(wei) 後，見皋陶之賢也，而欲以為(wei) 後。”(12)文中6個(ge) “後”字無疑都是“後”的通假字，隻有解作君王而不能解作前後之後句子才通。同理，以“後”通假“多言後”之“後”，句意才能通暢，“後”當解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通用的君王。《說文·後部》曰：“繼體(ti) 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之。從(cong) 一口。發號者，君後也。”(13)盡管此解為(wei) 後起引申義(yi) ，但在先秦文獻中已普遍使用。而具體(ti) 到《詩》、《騷》文獻，則又多用來指代周文王，如《大雅·下武》“三後在天，王配於(yu) 京”，《毛傳(chuan) 》“三後，大王、王季、文王也”(14)；《周頌·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毛傳(chuan) 》“二後，文、武也”(15)；《離騷》“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zhong) 芳之所在”，王逸注“後，君也。謂禹、湯、文王也”(16)；《毛詩小序》“《關(guan) 雎》，後妃之德也”、“《葛覃》，後妃之本也”、“《卷耳》，後妃之誌也”中的“後妃”，指周文王(“後”)的妃子(“妃”)太姒(17)。所有例句指代他王雖有變化，但都包括周文王這一點卻是固定的。據此，筆者以為(wei) “多言後(後)”應是說多寫(xie) 周文王。

“詩其猶平門”是對“頌”、“大雅”、“小雅”、“邦風”分類形式的一句總評，不是專(zhuan) 對“頌”而言的。學界對“平門”的解釋更是眾(zhong) 說紛紜，此不贅引。春秋吳國城門四麵八門，北麵的兩(liang) 門稱為(wei) 平門和齊門，當是“平門”的原始義(yi) 。黃懷信解為(wei) 平齊行列(18)，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平分“門類”之義(yi) 。

綜上，上博簡《孔子詩論》中“頌”論文本的大意可譯為(wei) ：

孔子說：“頌”是歌頌平成天下功德的詩，內(nei) 容多寫(xie) 周文王。其音樂(le) 安和而遲緩，其歌聲寬緩而悠長，其歌詞思深而慮遠，太好了……《詩》就好像平分的門類……有寫(xie) 事業(ye) 成功內(nei) 容的如何歸類?說：歸到“頌”詩中。

觀孔子如上之評，他應該是專(zhuan) 門針對《周頌》而言的，當不包括《商頌》和《魯頌》在內(nei) 。理由如下：

依學界共識，《魯頌》4首屬於(yu) 後來入選作品，皆寫(xie) 魯僖公。魯僖公比孔子早百十來年，並非曆史上有重要建樹的人物，《駉》頌其養(yang) 馬眾(zhong) 多，《有駜》頌其與(yu) 群臣宴飲，《泮水》頌其克淮夷在泮宮慶功，《閟宮》頌其興(xing) 祖業(ye) 、複疆土、建新廟。整體(ti) 而言，不僅(jin) 沒有憂患之意，反而有阿諛之嫌。按常規，諸侯國國君是不可能進入“頌”詩的，頗有僭越之虞。所以不少學者認為(wei) ，是孔子在禮崩樂(le) 壞的春秋末年，最後刪定《詩經》時自違其例將母國之君補編進去的。“頌”論所評的“其思深而遠”的“頌”詩當不應包括《魯頌》在內(nei) 。

《商頌》5首，千百年來其創作時代問題成為(wei) 《詩》學史上幾大著名學術公案之一，商朝舊作說與(yu) 宋國晚出說互為(wei) 消長，迄無定論。而孔子又是如何認定《商頌》時代的呢?依筆者推測，他將《商頌》視為(wei) 宋國晚出作品的可能性較大。依據有二：

其一，《國語·魯語》最早所載周大夫閔馬父言《商頌》整理情況的那段著名文字“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yu) 周太師，以《那》為(wei) 首”(19)，出於(yu) 孔子尚年幼的魯襄公時期。後來孔子曾專(zhuan) 程到洛陽考察學習(xi) 過周禮，依時間和孔子經曆推測，這段名言他未必沒有讀到或聽到過。依常識推斷，若孔子知道此名言，他對這段文字無非進行兩(liang) 種解讀：一則如王國維所釋，“校”讀作“效”，也就是“獻”(20)，認為(wei) 要麽(me) 是正考父將自己珍藏的宋國懷念商朝故國的舊作獻給了周太師，要麽(me) 是正考父將自己創作的懷古之作獻給了周太師；二則是將“校”解為(wei) “校勘”，認為(wei) 正考父將周太師所存的作品進行了校勘整理。問題是無論孔子對“校”作何種理解，不論是正考父自作，宋人舊作，還是周太師所存，最早也隻能上推到西周，原文並沒有明言周太師所存之作就是幾百年前的商人舊作，周太師保存的也可能是西周統治時期的宋人舊作。正考父乃孔子七世祖，是跨越兩(liang) 周之際的著名曆史人物，為(wei) 宋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執政大臣，乃孔家的榮耀。依孔子強烈的貴族情結，他將《商頌》理解為(wei) 自己的先祖所存或所作不是沒有可能。

其二，以《詩經》作教材教授弟子，並對《詩經》進行過整理，使“《雅》、《頌》各得其所”(21)，是孔子親(qin) 口所言的事實。而這個(ge) “各得其所”首先考慮的應該就是“三頌”、“二雅”五類作品“類”的排列順序。依生活常理，如果孔子認為(wei) 《商頌》產(chan) 生年代最早，他又自稱“丘也，殷人也”(22)，就應該將其排在“三頌”的最前麵，可我們(men) 所見之《商頌》卻被置於(yu) 了“三頌”之末。這就說明，不論實際情況如何，但在孔子心目中《商頌》很可能是宋人晚出作品，所以應放置在最後。再說，今存5首《商頌》皆為(wei) 充滿自豪感的頌祖念宗之作，常被後人列入“吉禮”中，確實並未發現蘊有“其思深而遠”的憂患意識。因此，孔子在概括“其思深而遠”的“頌”詩風格特征時，不一定會(hui) 將他認為(wei) 晚出的《商頌》考慮在內(nei) 。另外，孔穎達《毛詩正義(yi) 》認為(wei) 《毛詩大序》為(wei) “頌”所下定義(yi) ，也是專(zhuan) 指《周頌》而不包括《魯頌》和《商頌》的(23)。

總之，孔子“頌”論認為(wei) 《周頌》詩篇主要由祭祀歌頌文王、武王的內(nei) 容和後代周王向祖先匯報功業(ye) 的內(nei) 容構成，其中頌德之作又以歌頌文王的內(nei) 容為(wei) 主。他同時又認為(wei) ，《周頌》的音樂(le) 特征是安和而遲緩，歌唱特征是寬緩而悠長，詩歌文本的精神實質和風格特征是思深而慮遠。

二、“頌”論對《周頌》內(nei) 容性質的解讀

孔子所歸納的讚頌平德、多寫(xie) 文王、匯報功業(ye) 三項內(nei) 容是否符合《周頌》的文本實際呢?需要我們(men) 研讀作品本身來驗證。筆者不具備為(wei) 31首《周頌》作品主旨定性的權威性，所以隻有借助曆代前賢的代表性結論予以分析。西漢《毛詩小序》和毛傳(chuan) 代表早期對《周頌》作品內(nei) 容的認識水平(東(dong) 漢鄭箋尊毛為(wei) 主，唐代孔穎達疏則疏不破注，無需單列)，南宋朱熹《詩集傳(chuan) 》代表中期認識水平，清朝馬瑞辰《毛詩傳(chuan) 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代表後期的認識水平，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高亨《詩經今注》、程俊英《詩經注析》則可代表曆經兩(liang) 千多年積澱和錘煉之後今人的最新認識水平，所以采信八家一致或大體(ti) 一致的詩篇定性結論，重新解讀各家定性不一致的詩篇，盡量得出較為(wei) 符合文本原意的客觀結論，應該是可行的。

綜合諸家對31首《周頌》作品的定性結論，郊祀周始祖後稷以配天的詩1首(《思文》)，祭告宗廟的詩5首(《烈文》、《天作》、《有瞽》、《潛》、《閔予小子》)，周王巡守祭祀山川的詩2首(《時邁》、《般》)，祭祀歌頌文王的詩6首(《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我將》、《雍》、《賚》)，祭祀歌頌武王的詩3首(《載見》、《武》、《桓》)，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詩1首(《執競》)，成王自戒、戒臣並求群臣輔助的詩2首(《敬之》、《小毖》)，成王謀政事於(yu) 武王廟的詩1首(《訪落》)，農(nong) 事詩4首(《噫嘻》、《豐(feng) 年》、《載芟》、《良耜》)，夏朝、商朝後裔杞國和宋國前來助祭的詩1首(《振鷺》)，設宴為(wei) 拜謁周宗廟的微子餞行的詩1首(《有客》)。另外還有4首各家意見不一：《昊天有成命》，毛序毛傳(chuan) 、馬瑞辰、陳奐、陳子展以為(wei) 是郊祀天地，朱熹、高亨、程俊英以為(wei) 是祭成王。筆者以為(wei) 後者更合文本原意，因為(wei) 首句“昊天有成命”，僅(jin) 是全詩“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yu)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24)的引子，是說文王、武王接受上天之命建立了周朝，下麵的內(nei) 容全部落腳到對成王德業(ye) 的歌頌上，說他不敢貪圖安逸，日夜為(wei) 基業(ye) 操勞，忠誠厚道，使得國泰民安。《臣工》，毛序傳(chuan) 、馬瑞辰、陳奐以為(wei) 是寫(xie) 諸侯助祭，其他四家皆以為(wei) 是告誡農(nong) 官的詩。研讀全詩，除開頭4句“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谘來茹”是周王囑咐百官重視農(nong) 業(ye) 耕作之事外，以下“嗟嗟保介”(25)14句全部都是具體(ti) 告誡農(nong) 官“保介”如何忠於(yu) 職守保豐(feng) 收的內(nei) 容，所以諸侯助祭說不合文本本義(yi) ，此詩當為(wei) 農(nong) 事詩。各家多以為(wei) 《絲(si) 衣》是祭祀之後的燕飲詩，也有人認為(wei) 是單純的燕飲詩，至於(yu) 祭祀何神、燕飲何人，說各不同。細研全詩，描述的全是繁盛的燕飲場景，參與(yu) 者究為(wei) 何人確實難以判斷，隻好存疑。《酌》或稱成王還政告於(yu) 宗廟，或稱告於(yu) 武王，或稱歌頌武王，或稱歌頌周公、召公。從(cong) 各個(ge) 角度對這首詩逐字逐句進行精細考辨與(yu) 闡釋者代不乏人，各有其理。統觀“於(yu) 鑠王師，遵養(yang) 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26)等全詩，應注意幾點：一是從(cong) 字麵看，文本並未明言歌頌何王；二是前兩(liang) 句言王師伐無道(“時晦”)的意思頗清楚；三是最後二句言後代繼承(“有嗣”)先祖(“爾公”)遺則的意思也比較清楚；四是第三句和第四句的意思不夠明晰，但蘊有局勢光明之意似無大錯；五是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也不明晰，但蘊有我周承受天恩、事功有成的意向似非妄測。據此，全詩稱頌周朝以武功平定天下的意思明顯，而稱頌平定局部叛亂(luan) 的性質不明顯，綜合判斷，其祭祀歌頌武王的可能性大於(yu) 歌頌周公的可能性，至於(yu) 是何王何公歌頌武王則隻能存疑了。

綜上，祭祀歌頌文王的詩凡6首，祭祀歌頌武王的詩(含合祭)凡5首，祭祀歌頌成王的詩(含合祭)2首，祭祀宗廟以匯報功業(ye) 的詩(匯報豐(feng) 收的農(nong) 事詩也可包括在內(nei) )9首，四項占全部作品三分之二強。可見，不僅(jin) 頌德與(yu) 報功兩(liang) 類詩歌是《周頌》的主體(ti) 內(nei) 容，而且，在頌德作品中，讚頌文王之德的作品比重又最大。因此，孔子“頌”論對《周頌》內(nei) 容性質的歸納解讀與(yu) 其31首作品的文本實際頗為(wei) 相符，確實難得。這一揭示的意義(yi) ，通過與(yu) 後出《毛詩序》為(wei) “頌”所下定義(yi) 進行比較更能凸顯出來。

眾(zhong) 所周知，《毛詩序》是傳(chuan) 世文獻中討論“風”、“雅”、“頌”理論最著名的專(zhuan) 文，其借《周頌》為(wei) “頌”所下定義(yi)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yu) 神明者也”(27)，亦為(wei) 人所熟知。其前半句有兩(liang) 層涵義(yi) ：一是說，“頌”是用來讚頌盛大美德的。什麽(me) 是盛大美德?依儒家的價(jia) 值標準，唯治國平天下才是最大的美德。所以，這裏的“盛德”應該就是孔子“頌”論中具體(ti) 所指的“平德”——文王、武王平定天下之功德。一是說，祭祀讚頌先王盛德時，用的是歌舞表演形式。“形容”即舞容，舞態姿容，此問題前賢已多有論述，當不必質疑。漢儒明確揭示出了“頌”的詩、樂(le) 、歌、舞四位一體(ti) 表現形態，這一認識與(yu) 孔子“頌”論的三位一體(ti) 相近。其後半句也有兩(liang) 個(ge) 意向：一則“成功”，無疑與(yu) 孔子所言“有成功者”同，指功業(ye) 成就；一則“告於(yu) 神明”，指周代後王在太廟裏向祖先報告自己的成功業(ye) 績，這一點比孔子的“頌”論表述明確。但是，通過如上對讀不難發現，孔子“頌”論概括《周頌》為(wei) 三項內(nei) 容，而《毛詩序》為(wei) “頌”所下定義(yi) 卻僅(jin) 涵蓋了其中頌德與(yu) 報功兩(liang) 項內(nei) 容，缺少了孔論所強調的“多言後”一項內(nei) 容，沒能凸顯周文王的特殊地位，並不太符合《周頌》全部作品實際。惜這一不全合文本性質的定義(yi) 一直被曆代後儒沿用而不自知。由此，孔子“頌”論的初創意義(yi) 和完備性顯得尤為(wei) 難得。

三、“頌”論對《周頌》樂(le) 、歌、詩風格特征的分層評述

《詩經》作品都是配樂(le) 演唱的，而其中的“頌”尤其是《周頌》，又是詩、樂(le) 、歌、舞四位一體(ti) 的，這已成為(wei) 學界共識。但是，直至《孔子詩論》麵世，我們(men) 才首次得見從(cong) 樂(le) 、歌、詩三個(ge) 層麵依次概括評述《周頌》風格特征的先秦文獻實例，盡管可能由於(yu) 特殊原因其沒有論及“舞”的層麵，也已是非常珍貴了。這一“其樂(le) 安而遲，其歌紳而逖，其思深而遠”(28)的等次評述，是否符合《周頌》風格特征的實際呢?試依次討論之。

先說孔子論《周頌》的音樂(le) 特征。因樂(le) 譜失傳(chuan) ，今已無法複原《詩經》曾經有過的演奏情況。不過，仍可據現有文獻對孔論《周頌》音樂(le) 風格的準確性做出合理推測。(一)從(cong) 孔子精通音樂(le) 的程度推測。孔子音樂(le) 造詣甚至超過專(zhuan) 業(ye) 樂(le) 師，《論語·八佾》中孔子指導樂(le) 師太師摯揭示“樂(le) 其可知也”一段音樂(le) 演奏規律的文字，《論語·子罕》“吾自衛返魯，然後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29)的自述，都足以說明問題。親(qin) 自調整、規範過《詩》樂(le) 尤其“雅”、“頌”之樂(le) 的孔子，其對“頌”樂(le) 風格特征的論述，自具權威性。(二)從(cong) 樂(le) 歌性質推測。《周頌》主要是廟堂祭祀的儀(yi) 式樂(le) 歌，依生活常識，廟堂本身莊嚴(yan) 肅穆，慎終追遠、懷親(qin) 念祖的性質，都決(jue) 定其氛圍必定是莊嚴(yan) 肅穆的，其音樂(le) 演奏也必定是安和遲緩的。(三)《詩經》為(wei) 我們(men) 認識“頌”樂(le) 風格特征提供了可靠文本。《周頌·有瞽》就是一首正麵描寫(xie) 祭祀祖先音樂(le) 演奏過程的詩：“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ye) 設簴，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ju) 。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30)依此文本體(ti) 會(hui) ，祭祖樂(le) 歌的特點明顯有三：一為(wei) 渾厚洪亮，樂(le) 器眾(zhong) 多，“喤喤”即是；二為(wei) 和諧，多種樂(le) 器“和鳴”即是；三為(wei) 舒緩肅穆，“肅雍”即是。(四)筆者讚同王國維以歌詞用韻的疏或密逆推其所配之樂(le) 緩或促的理由。其《說周頌》稱：“凡樂(le) 詩之所以用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故其聲促者，韻之感人也深；其聲緩者，韻之感人也淺……然則《風》、《雅》所以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31)王國維認為(wei) ，“頌”詩之所以多不押韻，是因為(wei) 其樂(le) 聲舒緩，不需要押韻，隻有音樂(le) 節奏急促的“風”、“雅”之詩，才需要密集押韻。另外，上博簡整理者馬承源考釋還提出了“頌”詩歌詞短而祭祀時間長，所以演奏節奏需要緩慢的說法雖並非無懈可擊，但也有參考價(jia) 值(32)。如上幾條理由，足以說明肅穆安和而遲緩確是“頌”樂(le) 演奏的基本特征。孔子對《周頌》音樂(le) “安而遲”風格特征的概括，應該符合當時“頌”樂(le) 演奏實際，有重要認識價(jia) 值。

次說孔子論《周頌》的歌唱特征。隨著樂(le) 譜的失傳(chuan) ，“頌”詩的歌唱情況也難以複原，這裏隻有從(cong) 《周頌》文本中尋找些許線索。如“肅雍顯相”(《清廟》)、“於(yu) 穆不已”(《維天之命》)、“威儀(yi) 反反”(《執競》)、“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雍》)(33)等句。“頌”詩中還有不少歌詞近似於(yu) 宗教儀(yi) 式的祈禱語，如《烈文》“錫茲(zi) 祉福”、《我將》“維天其右之”、《時邁》“實右序有周”、《執競》“福祿來反”、《臣工》“迄用康年”、《豐(feng) 年》“降福孔皆”、《潛》“以介景福”、《載見》“以介眉壽”、“思皇多祜”、《有客》“降福孔夷”(34)等句。閱讀如上歌詞，便不難感受當時歌唱隻能是寬緩的，而不可能是急促的。據此，孔子對《周頌》歌唱風格所作“紳而逖”的歸納評述也應符合《詩經·周頌》的歌唱實際。

後說孔子論《周頌》的精神實質與(yu) 文本特征。所謂“其思深而遠”，與(yu) 前言“平德也”、“多言後”、“有成功者”三項不是同一個(ge) 層麵的問題，前者論《周頌》所寫(xie) 為(wei) 何內(nei) 容，此處論該內(nei) 容表現出何種精神實質與(yu) 特征。在孔子看來，《周頌》三項內(nei) 容都表現出了作者深長的憂思特征。從(cong) 表麵看，這一概括似乎與(yu) 《周頌》文本實際反差較大，其實孔子對《周頌》深層意蘊的體(ti) 悟比我們(men) 今人深切得多。他深諳裏麵所傳(chuan) 遞出的當政者家國情懷信息的分量，頌祖則意在秉持祖德、繼承祖業(ye) ，報功則意在接受上天監督、先王檢驗，深研文本，落腳點大多如此。不少詩篇甚至從(cong) 字麵上也能看出這兩(liang) 層深意，前者如“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清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維天之命》)、“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文》)、“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天作》)、“我求懿德”、“允王保之”(《時邁》)、“永言保之”(《載見》)、“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酌》)、“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賚》)等；後者如“成王不敢康”(《昊天有成命》)、“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我將》)、“丕顯成康，上帝是皇”(《執競》)、“嗟嗟臣工，敬爾在公”(《臣工》)、“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噫嘻》)、“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振鷺》)、“假哉皇考，綏予孝子”(《雍》)、“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絲(si) 衣》)(35)等。

同時，《周頌》中還有被曆代學者確認為(wei) 周成王所作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首組詩，特別值得注意。這一小組形式同樣呆板的樂(le) 歌，表麵看遠非主流，但“其思深而遠”的精神實質與(yu) 風格特征意義(yi) 卻有可能被憂患意識極強的孔子緊緊抓住了。借此需要說明的是，清華簡第三冊(ce) 公布的《周公之琴舞》成王所作九首組詩中，第一首就是上麵4首中的《敬之》，其餘(yu) 8首內(nei) 容性質與(yu) 第一首相近，可視為(wei) 《周頌》逸詩。我們(men) 不妨將這12首詩歌放在一起整體(ti) 審視。

綜合觀之，周成王在這12首詩歌中大體(ti) 抒發了五個(ge) 層麵的深沉思考：(一)家遭國喪(sang) ，自己年輕，多災多難，祈禱先祖保佑。如《閔予小子》雲(yun)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於(yu)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雲(yun) ：“未堪家多難”、“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敬之》雲(yun) ：“命不易哉!”(36)《周公之琴舞》第四首雲(yun) ：“文文有其家，保監其有後。孺子王矣，丕寧其有心。”(37)《小毖》雲(yun)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yu) 蓼。”(38)(二)期望上天監督和保佑自己。如《敬之》雲(yun)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日監在茲(zi)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39)。《周公之琴舞》第五首雲(yun) ：“天多降德，滂滂在下”、“曰享答餘(yu) 一人，思輔餘(yu) 於(yu) 艱。”第七首雲(yun) ：“畏天之載，勿請福愆。”(40)(三)決(jue) 心自我警戒，勤勉執政，效法先王，積善修德，振興(xing) 國運。如《訪落》雲(yun)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敬之》雲(yun) ：“敬之敬之。”(41)《周公之琴舞》第一首雲(yun) ：“遹我夙夜不逸。”第二首雲(yun) ：“不造哉!思型之，思毷彊之，用求其定。”第三首雲(yun) ：“嚴(yan) 餘(yu) 不懈，業(ye) 業(ye) 畏忌”、“夙夜不懈”。第六首雲(yun) ：“惟克小心。”第九首雲(yun) ：“弼敢荒德，德非惰幣。”(42)《小毖》雲(yun) ：“予其懲而毖後患。”(43)(四)求助群臣輔助自己，勇於(yu) 進諫。如《訪落》雲(yun) ：“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敬之》雲(yun)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44)《周公之琴舞》第八首雲(yun) ：“佐事王聰明，其心不易。”第七首雲(yun) ：“谘爾多子，篤其諫劭。”(45)《小毖》雲(yun) ：“莫予茾蜂，自求辛螫。”(46)(五)告誡群臣修德敬業(ye) 莫犯錯，主要見於(yu) 《周公之琴舞》，詩句過多，從(cong) 略。

由歸納征引可知，成王居安思危、憂心國運的意識，真可謂“深而遠”，今天仍極具警示意義(yi) 。這些作品雖然在《周頌》中所占比例很小，又被後儒視為(wei) “變頌”，孔子卻最先發現了它們(men) 的獨特價(jia) 值，並與(yu) 其他作品中深藏的同類意識綜合統觀，將其視作《周頌》31篇作品的主體(ti) 風格指向。借助論“頌”貫徹自己一貫的內(nei) 省理念、憂患意識，正體(ti) 現了孔子的哲人眼光。筆者耗力梳理曆代《詩》學成果，除南宋範處義(yi) 《詩補傳(chuan) 》、清初王夫之《詩廣傳(chuan) 》與(yu) 孔子的這一揭示精神實質相通並有所細化和深化外，餘(yu) 皆或未論及“頌”詩之精神實質與(yu) 表現特征，或言不及義(yi) 。這令人不勝惋惜的同時，客觀上恰彰顯出兩(liang) 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眼光之深邃與(yu) 獨特。

　四、《孔子詩論》及其“頌”論的詩學史意義(yi)

詩學有廣義(yi) 、狹義(yi) 之分，廣義(yi) 的詩學指文藝思想，狹義(yi) 的詩學專(zhuan) 指詩歌思想。具體(ti) 到孔子，則主要是指他的《詩》學思想，不過《詩》是孔子時代的詩歌主體(ti) ，所以以其代指孔子的詩學思想亦可。孔子“頌”論的詩學史意義(yi) 主要體(ti) 現在以下三個(ge) 方麵：

首先，“頌”論對孔子詩學思想體(ti) 係的豐(feng) 富。孔子的文學思想在傳(chuan) 世文獻中有文學與(yu) 政治關(guan) 係理論“重文更重德說”，文學功能理論“興(xing) 觀群怨說”，思想與(yu) 藝術關(guan) 係理論“文質彬彬說”，文藝風格理論“中和說”，文學批評標準理論“思無邪說”；出土文獻《孔子詩論》中有“四大門類內(nei) 容與(yu) 風格特征論”，文藝本質理論“詩亡隱誌，樂(le) 亡隱情，文亡隱意說”。其中“興(xing) 觀群怨說”、“思無邪說”、“四大門類內(nei) 容與(yu) 風格特征論”、“詩亡隱誌說”，乃孔子的詩學思想，可見《孔子詩論》較大地豐(feng) 富了孔子的詩學思想體(ti) 係。隻是“詩亡隱誌說”之前《尚書(shu) ·堯典》已有“詩言誌說”(47)，非孔子首創。四大門類中的“頌”論對孔子詩學思想體(ti) 係的豐(feng) 富意義(yi) ，可從(cong) 以下分析中體(ti) 認。

“大雅”論簡文殘缺嚴(yan) 重，不少內(nei) 容已無法複原，但依“頌”論“多言後”及“小雅”論“多言難……”的行文格式類推，“大雅”之“多言”後麵的殘簡部分肯定是講“大雅”詩歌內(nei) 容。至於(yu) 講作品內(nei) 容之後的文字是否講了音樂(le) 、歌唱、詩歌文本三者的風格特征，情況不明。依理推斷，應該沒有講這一問題，因為(wei) 《孔子詩論》滿簡是54—57字，而第二簡至第七簡上下兩(liang) 道編繩之外的兩(liang) 頭用刀削去，被稱為(wei) “留白簡”，留自滿簡是38—43字，現在能看到的論“大雅”內(nei) 容的第二簡末尾缺8字，連接其後的第三簡開頭缺3字，共缺11字，即便是論“大雅”詩歌內(nei) 容的文字和論“頌”詩歌內(nei) 容的“多言後”文字一樣，“多言”之後1個(ge) 字講詩歌內(nei) 容，後麵殘缺部分最多隻餘(yu) 10個(ge) 空格，最少才餘(yu) 5個(ge) 空格。如此，即便仿“頌”論句式用最精煉的文字概括樂(le) 、歌、詩三者的表現特征，空格也是不夠用的，因為(wei) “頌”論除最後“至矣”2字外還用去了15字。“小雅”論“多言難”之後雖然隻用了“而怨懟者也，衰(哀)矣少(小)矣”9個(ge) 字，但卻是連續評論的詩歌文本內(nei) 容而未論音樂(le) 和歌唱風格特征。“邦風”論未用“多言”句式，但與(yu) “多言……”句對應的“其納物也溥(博)”句之後，“觀人俗焉，大斂材焉”2句8字也是續評詩歌文本內(nei) 容，緊接其後的“其言文，其聲善”6字則一是講詩句有文采，一是講歌聲好聽，似也含歌詞內(nei) 容美好之意，同樣未論及音樂(le) 演奏問題，且4句共用14字，也比“大雅”所餘(yu) 空格多3—8字。據此推斷，“大雅”之“多言”後失去的5—10字頗有可能也如“小雅”之“多言難”後一樣，仍是續論詩歌文本內(nei) 容。

合並觀之，孔子在總論《詩經》四大門類時，“大雅”、“小雅”僅(jin) 及詩歌文本而未及音樂(le) 與(yu) 歌唱，“邦風”則雖及詩歌文本與(yu) 歌唱而未及音樂(le) 演奏，唯有“頌”這一門類音樂(le) 、歌唱、詩歌文本三項表現特征均依次概括並論。這說明在“四大門類內(nei) 容與(yu) 風格特征論”中，“頌”類內(nei) 容性質與(yu) 風格特征乃孔子關(guan) 注的重點，是《孔子詩論》豐(feng) 富孔子詩學思想體(ti) 係的核心內(nei) 容，其文藝思想貢獻是全麵性的，明顯大於(yu) 論其他三大門類風格特征的貢獻。

“思無邪說”是孔子對“詩三百”思想內(nei) 容的總評，對後人研究《詩經》啟發很大，不僅(jin) 為(wei) 質疑宋儒的“淫詩”偽(wei) 命題提供了理論支撐，還為(wei) 回應孔子“刪詩”活動否定論者所提出的否定理由之一“孔子若刪詩不可能保留淫詩”(48)提供了實證支持。所以今人多將“思無邪說”視為(wei) 孔子的詩學批評標準，它確實是孔子重要的詩學貢獻。但是，我們(men) 也應對這一詩學貢獻有個(ge) 客觀認識，因為(wei) “思無邪”隻是對《詩經》作品內(nei) 容的整體(ti) 評價(jia) ，而沒有論及藝術水平，理論性也不夠強。“興(xing) 觀群怨說”是孔子著名的詩學功能理論，將詩歌的審美功能、認識功能、教育功能、批判功能全部發掘歸納了出來，並且理論性很強，無疑是他對詩學理論的巨大貢獻，這一詩學理論的稍顯不足處在於(yu) 重在發掘詩歌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而對詩學內(nei) 部規律顧及不夠。相比之下，以“頌”論為(wei) 核心的“四大門類內(nei) 容與(yu) 風格特征論”，既是孔子對詩學內(nei) 部特征的揭示，又有一定理論性，正可與(yu) 詩學功能理論相得益彰，較大程度上補充了我們(men) 對孔子詩學思想體(ti) 係的認識。

其次，“頌”論等文獻對先秦文學思想發展狀態的認知意義(yi) 。將上一問題放大，以“頌”論為(wei) 核心的“四大門類內(nei) 容與(yu) 風格特征論”對先秦文學思想整體(ti) 發展水平的認知意義(yi) 值得發掘。學界對各個(ge) 曆史時期的文學思想發展狀態早有定性：先秦是萌芽期；兩(liang) 漢是發展期；魏、晉、南北朝是成熟繁榮期；唐、宋是散文理論複古期，詩學理論深入開掘期；元、明、清是傳(chuan) 統詩文理論總結期，新興(xing) 戲曲、小說理論勃發期。其中對先秦文學思想萌芽期定性的基本理由有三：一是多為(wei) 片斷言論，尚沒有成篇專(zhuan) 文；二是文史哲不分，文學理論、藝術理論不分，詩論、樂(le) 論不分；三是多探討文學外部規律，少內(nei) 部規律的探討。在《孔子詩論》公布之前，對先秦文學思想的萌芽期定性乃學界共識。但隨著“頌”論在內(nei) 的《孔子詩論》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定性已麵臨(lin) 嚴(yan) 重挑戰，先秦文學思想的整體(ti) 發展水平需要重新審視。

先說第一條理由。就傳(chuan) 世文獻看，先秦諸子及《尚書(shu) 》、《左傳(chuan) 》、《國語》等所記相關(guan) 文學言論確實都是支離、零碎的，雖然也有文藝學專(zhuan) 文，但除《尚書(shu) ·堯典》樂(le) 詩歌舞並論、《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季劄觀樂(le) 樂(le) 歌詩並論外，其他都是專(zhuan) 門討論音樂(le) 的。因此，學界認定先秦沒有文學理論專(zhuan) 文大體(ti) 不錯。據此審視先秦文學思想的發展水平，確實也隻能是處在尚無明確文學意識的“萌芽”階段。然而，包括“頌”論在內(nei) 的《孔子詩論》文獻公布後，我們(men) 才驚異地發現，先秦文學思想的實際發展水平竟是那麽(me) 高。單從(cong) 簡文規模看，29簡就長達1085(包括據文意補足者)字，並且29簡中僅(jin) 有一枚完簡，其餘(yu) 皆為(wei) 程度不同的殘簡，即使折中從(cong) 少統計，原文也超過了1500字。這不僅(jin) 在先秦，即便放在古代任何曆史時期也是少見的詩學長篇巨製。不僅(jin) 如此，全文還有嚴(yan) 密的結構，從(cong) 對63首作品的分組逐首評析，到對四大門類內(nei) 容性質和風格特征的逐一提煉概括，再到對詩歌本質特征的深層揭示與(yu) 理論升華，層層遞進，體(ti) 係完備。特別是“頌”論，對《周頌》文本內(nei) 容性質的歸納不僅(jin) 全麵，而且重點突出，風格特征概括評述更是音樂(le) 、歌唱、詩歌文本分層進行，次序井然。單從(cong) 表現形式上講整篇長文的完備程度就已不亞(ya) 於(yu) 漢代詩學單文。僅(jin) 此，即足以啟示我們(men) 對所謂先秦時期文學思想尚處於(yu) “萌芽”狀態的定性提出質疑。

再說第二條理由。就傳(chuan) 世文獻而言，所謂先秦文學理論、藝術理論不分，站在文學理論角度講相當有理，因詩論常附著於(yu) 樂(le) 論之上。但是，不能因此就認定那個(ge) 時代所有人都沒有明確的文學與(yu) 藝術區分意識，其實孔子的這種區分意識在傳(chuan) 世文獻中就已表現得比較明確了。《論語》中孔子17次談到《詩》，其中專(zhuan) 談詩歌文本的就占去12次，專(zhuan) 談音樂(le) 的3次，隻有2次詩、樂(le) 不分，惜這一重要現象始終沒有引起注意。他囑咐兒(er) 子學《詩》時說的是“不學《詩》，無以言”(49)，而不是不學《詩》無以“歌”或無以“樂(le) ”。可見，詩、樂(le) 分論不僅(jin) 是孔子談話的常態，而且他對文學尤其詩學是非常重視的。孔子的詩、樂(le) 區分意識在出土文獻中表現得更為(wei) 清楚。《孔子詩論》評63首《詩》作，全部是評詩歌文本，幾乎未涉音樂(le) 和歌唱。四大門類分論，“大雅”、“小雅”僅(jin) 總論文本內(nei) 容和特征而未論其他，“邦風”先總論文本內(nei) 容，再總論文本特征，最後總論歌唱特征，分論清晰而又重在文本。

“頌”論之所以文學、藝術兼論而又各自概念清晰，一是說明孔子對文學與(yu) 藝術的各自獨立已有明確認知，二是充分尊重當時“頌”乃廟堂文學的特殊性存在。對讀孔子對“頌”類具體(ti) 作品的討論亦可印證這一點，《孔子詩論》評述了3首《周頌》作品，其評《清廟》的殘簡稱：“《清廟》曰：[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wei) 其本，‘秉文之德’，以為(wei) 其業(ye) ，‘肅雍顯相’”、“行此者其有不王乎”(50)?孔子稱他非常敬仰這首詩，更敬仰裏麵寫(xie) 眾(zhong) 多參祭者繼承先王德教的兩(liang) 句詩。不難發現，孔子敬仰這首詩的根本原因是在位周王率領群臣秉承文王之德，全部是針對詩歌文本解讀的。其評《烈文》、《昊天有成命》更是隻字未涉樂(le) 和歌。《周頌》是“樂(le) ”重於(yu) “詩”的一個(ge) 獨特門類，孔子具評時尚且能棄樂(le) 而專(zhuan) 論文本，更何況具體(ti) 解讀其他門類的作品?所以稱先秦詩論、樂(le) 論不分起碼不符合孔子的論詩實際。據此，將該時期判定為(wei) 文學思想萌芽期的第二條理由也應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複說第三條理由。按照人們(men) 的通常認知，先秦儒家重視文藝，墨、法兩(liang) 家反對文藝，道家主觀上否定文藝而客觀上較為(wei) 深入地探討了文藝規律；不論儒家對文藝的重視還是墨、法兩(liang) 家對文藝的否定，都是從(cong) 其社會(hui) 功能出發的，重視的是文藝的外部規律。因外部規律是外在的、淺層的，所以由此認定先秦文學思想尚處於(yu) “萌芽”的低級階段。《孔子詩論》的麵世對這一理由也提出了挑戰，因其討論的基本都是文學內(nei) 部問題。其對詩、樂(le) 、文的本質特征所作“詩亡隱誌，樂(le) 亡隱情，文亡隱意”(51)的揭示自不待言。其對詩歌文本的解讀也應該算作內(nei) 部探討，解讀63篇作品時分為(wei) 5組，涉及作品最多的第二組是提煉作品主要特征；揭示作品優(you) 缺點的第四組也是從(cong) 特征角度入手的；表示自己態度的兩(liang) 組，主要是摘引原詩句，所摘基本是“邦風”和“小雅”有文采者，其喜歡的原因也主要是從(cong) 特色方麵考慮的；唯第一組提煉分析主旨涉及社會(hui) 及禮學問題，而這一組隻有7篇作品，僅(jin) 占總數的十分之一。對四大門類風格特征評述自不必說，即便內(nei) 容性質的歸納，其切入點也主要在客觀揭示各門類作品內(nei) 容之間的不同側(ce) 重點，凸顯各自特色之意甚明。故不論從(cong) 孔子的“頌”論看，還是就整篇《孔子詩論》看，其主體(ti) 無疑都屬於(yu) 內(nei) 部規律討論。

統觀先秦文學思想發展水平，以孔子為(wei) 主導的較為(wei) 完備的儒家詩學思想體(ti) 係已經建立，表現形式上也產(chan) 生了鴻篇巨製。因此，所謂先秦文學思想尚處於(yu) 萌芽期的定性需要重新審視並做出調整。這一新的認知，主要得益於(yu) 包括“頌”論在內(nei) 的《孔子詩論》的貢獻。

再次，“頌”論對揭示先秦、兩(liang) 漢詩學走向等問題的啟示。《詩經》文本是文學、經學還是禮學?先秦時的人們(men) 是如何體(ti) 認它的性質的?其認知的演變軌跡和走向是怎樣的?都是“詩學”研究的最基本課題。孔子“頌”論對科學認知這些問題都有啟發意義(yi) 。

關(guan) 於(yu) 最初人們(men) 對《詩》文本性質的體(ti) 認，學界眾(zhong) 說紛紜，但筆者還是以為(wei) 劉毓慶的發掘可能更為(wei) 符合曆史實際。他認為(wei) ，西周宮廷開始編纂《詩》，是為(wei) 了舉(ju) 行禮儀(yi) 活動時作為(wei) 儀(yi) 式樂(le) 歌來應用的，而應用時關(guan) 注的主要是音樂(le) 演奏本身，作為(wei) 音樂(le) 附庸的歌詞內(nei) 容被湮沒在了樂(le) 聲之中而被忽略(52)。此前王小盾對詩、樂(le) 關(guan) 係所作樂(le) 教中心、樂(le) 語教(聘問歌詠)中心、德教(義(yi) 教)中心三個(ge) 發展階段的劃分，也從(cong) 宏觀上印證了這一點(53)。

西周是禮製的時代，而禮製就是對各種禮儀(yi) 形式所作規定，所以舉(ju) 行各種禮儀(yi) 活動時極重形式的具體(ti) 操作，各種儀(yi) 式又很複雜。在這些複雜的儀(yi) 式中，儀(yi) 式樂(le) 歌又是音樂(le) 的附屬品，本身並沒有獨立，其作用主要是為(wei) 了營造氛圍。不難想象，在舉(ju) 行吉禮(祭禮)、喪(sang) 禮、賓禮、軍(jun) 禮、嘉禮(婚禮)儀(yi) 式活動時，參加者都隻顧各自按著音樂(le) 節奏完成自己一道又一道動作程序，全神貫注的自然是音樂(le) 節奏，至於(yu) 為(wei) 營造氛圍而按《詩》的內(nei) 容分配到各禮音樂(le) 中的伴唱詞義(yi) ，確實未必留心或聽得清。因此，如屢遭宋人痛斥的所謂“淫詩”，附屬在婚禮的音樂(le) 中也就沒什麽(me) 不雅。很難說進入儀(yi) 式樂(le) 歌的民歌就定然蘊有我們(men) 今人尚難發現的禮學深意，也就是說，周人一開始應用《詩》時主要用的是其作為(wei) 音樂(le) 附庸的有感染作用的樂(le) 歌形式。

至東(dong) 周平王後，天子失位，諸侯爭(zheng) 霸，外交場合，為(wei) 了規避外交談判破裂風險，便借賦《詩》委婉表達訴求，因而導致詩、樂(le) 分家，為(wei) 《詩》文本走向獨立提供了曆史契機，使其地位迅速提高。此時人們(men) 對《詩》的解讀應用及性質認定，自然是根據外交談判的具體(ti) 需要臨(lin) 場發揮的，即所謂“賦詩斷章，餘(yu) 取所求焉”(54)。其“餘(yu) 取所求”利用的是詩歌的鮮活性、靈動性、感染力、可比附性，也即其文學性。賦詩者對詩歌文本原意應該非常清楚，唯其如此，才能取義(yi) 得當，對方也才能領悟準確。他們(men) 是在利用詩歌的文學性對原詩詩句字麵指向性作無限地延伸，可謂是“詩無定指”、“以神遇而不以言求”、“無所不可，無所不包，隻要合於(yu) 禮(人際交往之理)合於(yu) 情(特定情境之情)”(55)的“文學化”聯想。這正說明春秋時代的人們(men) 同樣主要是把《詩》當做文學來體(ti) 認的。

細研《左傳(chuan) 》一百三十二年間67處賦詩之例可知，“邦風”延伸空間最大也最靈活，相對而言，“小雅”的延伸空間略小，“大雅”的延伸指向就更受局限，“頌”則幾無延伸。這既說明四類作品文學水平的差異，也說明時人對《詩》文學性質的體(ti) 認和利用有清醒的認識。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賦詩者不論對作品字麵延伸程度如何，卻幾無指向“禮學”之例者。在《左傳(chuan) 》賦《詩》67首之例中，賦“邦風”28首，賦“小雅”32首，而賦“大雅”總共才6首，“三頌”中則僅(jin) 賦《周頌》1首，所賦基本為(wei) “邦風”、“小雅”，正說明人們(men) 普遍對文學性強的作品情有獨鍾。

至春秋末期的孔子，其體(ti) 認《詩》的價(jia) 值取向是什麽(me) ?他沿襲了春秋解《詩》特點的餘(yu) 緒還是有新的發展?是漢代經學化詩學的開啟者還是相反?這些問題單靠傳(chuan) 世文獻已無法解決(jue) ，而孔子詩學又是解開先秦、兩(liang) 漢詩學走向的關(guan) 節點，必須解決(jue) 。因此，包括“頌”論在內(nei) 的《孔子詩論》為(wei) 我們(men) 提供的學術支撐就顯得頗為(wei) 重要了。

所謂“《頌》平德也”、“《大雅》盛德也”、“《小雅》□德也”，說明孔子認為(wei) “邦風”之外的另三類詩歌都是歌頌某種“德”的，其次才是寫(xie) 其他內(nei) 容的。不論孔子的這一概括是否符合三類詩歌文本實際姑且不論，但是從(cong) 中透出孔子德化解《詩》的價(jia) 值取向是不言而喻的。由上可知，孔子對《周頌》讚頌平德、多寫(xie) 文王、匯報功業(ye) 三項內(nei) 容的歸納又是符合31首作品實際的，並未作字麵延伸和禮學化深度解讀。孔子對《周頌》詩歌精神實質、風格特征所作“其思深而遠”的發掘提煉，也是從(cong) 文本實際出發的，同樣未作禮學化發揮。其對“詩”之本質特征所作“詩亡隱誌”的揭示，更是文學化體(ti) 認而非禮學化發掘。

至於(yu) 他對63首作品文本的具體(ti) 解讀，則秉持了如下原則：一是對所有作品都首先尊重其客觀內(nei) 容；二是認為(wei) 有德化內(nei) 容的則稱讚之；三是認為(wei) 有禮學內(nei) 容的則發掘之。但孔子從(cong) 不脫離文本作主觀延伸，對禮學內(nei) 容的發掘隻局限於(yu) 關(guan) 注守禮精神而不作禮製附會(hui) ，前文所引其對《周頌·清廟》之解已略可見。其對《周頌·烈文》的解讀是：“《烈文》曰：‘乍競唯人’，‘丕顯維德’，‘於(yu) 乎，前王不忘’，吾悅之。”(56)對《周頌·昊天有成命》的解讀是：“‘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貴且顯矣。”(57)很明顯，也未作禮學化延伸。《孔子詩論》解讀《關(guan) 雎》最為(wei) 詳盡，首先肯定其是一首愛情詩(“情愛也”)，進而認為(wei) 該詩是用愛情來講守禮精神的(“以色喻於(yu) 禮”)。理由是男主人公見到心儀(yi) 的女孩子開始是感情衝(chong) 動(“則其思益矣”)，而後來則改為(wei) “以琴瑟之悅，嬉(擬)好色之願；以鍾鼓之樂(le) ，[喻婚姻之]好”(58)，即由開始的非禮相求改為(wei) 依禮相求，終獲美好婚姻。所以孔子稱讚該詩表現的是依禮求偶，並讚賞男主人公懂得如何尋求兩(liang) 性和諧(“《關(guan) 雎》之怡”)(59)。這是《孔子詩論》解讀63首作品時發掘禮學精神最典型的一首，但其發掘也始終沒有脫離文本原意。對其他“邦風”作品主旨的歸納則更與(yu) 我們(men) 今天的文學理解頗為(wei) 接近。

那麽(me) ，又如何解釋傳(chuan) 世文獻中孔子與(yu) 學生那兩(liang) 段完全脫離文本的道德化、禮學化的解《詩》對話呢?《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le) [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雲(yun)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yu) ?’子曰：‘賜也，始可與(yu)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八佾》：“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wei) 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yu) 言《詩》已矣。’”(60)《衛風·淇奧》讚美一男子的才華，子貢卻借詩句聯想到道德修養(yang) 精益求精；《衛風·碩人》描寫(xie) 莊薑臉龐之美，子夏則借孔子之解聯想到“禮”後於(yu) “仁”。而孔子卻又對兩(liang) 位學生的德、禮化延伸大加讚賞和鼓勵。筆者以為(wei) ，這一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孔子詩論》解《詩》特點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各國外交場合賦詩言誌活動，至孔子開門授徒培養(yang) 事功人才時已風靡一百一十多年，在總結人們(men) 長期學《詩》、用《詩》實踐積累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對《詩》文本的係統解讀與(yu) 講授，孔子為(wei) 學生們(men) 歸納、提煉出一套學《詩》、用《詩》方法及要求：即“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論語·泰伯》)(61)。所謂“興(xing) 於(yu) 《詩》”，為(wei) 第一層麵，是說先要將《詩》的文本本義(yi) 融會(hui) 貫通，在把握文本原意基礎上，再學會(hui) 借助字麵進行聯想、延伸，以為(wei) 外交所用。所謂“立於(yu) 禮”，為(wei) 第二層麵，是說在學會(hui) 聯想的基礎上，還要善於(yu) 從(cong) 作品文本中發掘出禮學精神，以便在外交場合出奇製勝。所謂“成於(yu) 樂(le) ”，為(wei) 最深層麵，不僅(jin) 僅(jin) 是在發掘禮學精神基礎上悟透樂(le) 曲演奏的內(nei) 蘊，更指會(hui) 親(qin) 自演奏“詩三百”，在關(guan) 鍵時刻展現超人素質，這一點就是多數人很難做到的了。方法雖如此總結，而作為(wei) 《詩》的講授者，孔子對其教材文本的講授隻能是最基本的文本本義(yi) 解讀，所以《孔子詩論》的解《詩》內(nei) 容皆未脫離原意；而融會(hui) 文本原意基礎上的聯想與(yu) 發揮，則主要靠學生自己在實踐中摸索，所以，當子貢、子夏分別對《淇奧》、《碩人》詩句作出德化或禮學化聯想時，孔子則滿腔熱情地予以鼓勵，以備“授之以政”、“使於(yu) 四方”之用。當然，孔子本人並未對這兩(liang) 首詩作曲解，“繪事後素”之解完全符合詩句原意。

由此可做出如下推斷：從(cong) 西周早期各類儀(yi) 式場合挑選少數作品作為(wei) 音樂(le) 附庸，到春秋中期外交場合賦《詩》取單句字麵之義(yi) 延伸，再到春秋末期《孔子詩論》係統解讀《詩》作文本、歸納門類特征、揭示詩歌本質，《論語》總結學《詩》方法，標誌著先秦從(cong) 零星用《詩》到係統解《詩》的發展軌跡，孔子是我國詩學史上係統化解《詩》第一人。他對《詩》的體(ti) 認基本是文學化的，是賦《詩》言誌文學化“聯想”活動的學理總結者；同時，他又是向德化方向和禮學精神方向解《詩》的引導者，這由禮崩樂(le) 壞的現實和孔子修複禮學的社會(hui) 責任感所致。但是，在具體(ti) 解《詩》實踐中，孔子始終堅持以尊重文本客觀內(nei) 容為(wei) 前提，即便對最容易找到以禮作解借口的《周頌》篇目，其解讀和門類性質的歸納、評述也未脫離文本。

之後，戰國末期的荀子，沿著孔子忠實於(yu) 文學文本性質而又初顯德、禮化傾(qing) 向的價(jia) 值取向前進了一步。至漢儒，在大一統政治體(ti) 製下，為(wei) 迎合思想統一的需要，將春秋賦《詩》文學化聯想及稱《詩》德化傾(qing) 向、孔子解《詩》法、荀子解《詩》理念發展到極致，走向文學解詩的反麵，變文學之詩學為(wei) 經學之詩學，文學之《詩》的真麵目也便就此消隱。據此，筆者以為(wei) ，劉毓慶對先秦、兩(liang) 漢詩學走向所作“從(cong) 文學到經學”的定性，比學界“由禮學時代到經學時代”的定性更為(wei) 符合詩學發展實際。這一結論的得出，主要賴於(yu) 包括“頌”論在內(nei) 的《孔子詩論》的啟示意義(yi) 。

孔子“頌”論之後兩(liang) 千多年，詩學著作汗牛充棟，大家輩出，惜唯南宋範處義(yi) 、清初王夫之之論有與(yu) 孔子精神暗合闡發之意，餘(yu) 者或未論及，或未達其認識水平，足見孔子“頌”論擁有不可替代的獨特詩學史價(jia) 值。由此啟發我們(men) 反思，所謂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規律未必完全適用於(yu) 學術思想領域。

注釋：

①確認《孔子詩論》為(wei) 孔子本人言論，可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68頁；又見徐正英《上博簡<詩論>作者複議》，載《中州學刊》2004年第6期；徐正英《先唐文學與(yu) 文學思想考論——以出土文獻為(wei) 起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74頁。

②《孔子詩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第127—132頁。通假字、異體(ti) 字、轉讀字、難造字直接用整理者釋文中的規範字替換，括號中的字為(wei) 筆者專(zhuan) 文考釋後所加，方括號中的字為(wei) 據文意所補殘簡缺字，缺字用缺文符號“□”填補，墨釘“■”(疑為(wei) 重要句子斷句標誌)、墨節“■”(段落或分章標誌)按原位置錄入。

③(28)(32)(50)(51)(56)(57)(58)(59)《孔子詩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第127頁，第127—128頁，第128頁，第133、131、123頁，第123頁，第133頁，第134頁，第141、139、141、143頁，第139頁。

④劉淇：《助字辨略》，商務印書(shu) 館1937年版，第101頁。

⑤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古籍書(shu) 店1983年版，第344頁。

⑥高亨：《古字通假會(hui) 典》，齊魯書(shu) 社1989年版，第324頁。

⑦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shu) 局2008年版，第136—137頁。

⑧杜佑：《通典》，中華書(shu) 局1988年版，第1539頁。

⑨楊筠如：《尚書(shu) 覈詁》，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3頁。

⑩(11)(12)《容成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頁，第263頁，第276、277頁。

(13)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shu) 局1963年版，第186頁。

(14)(15)(17)(24)(25)(26)(27)(30)(33)(34)(35)(36)(38)(39)(41)(43)(44)(46)(47)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shu) 局2009年版，第1131頁，第1266頁，第558頁，第1266頁，第1272、1273頁，第1302頁，第568頁，第1281頁，第1257、1258、1270、1284頁，第1261、1267、1269、1270、1273、1281、1283、1286、1287頁，第1257、1258、1261、1263、1269、1286、1303、1304、1266、1268、1270、1272、1274、1280、1284、1301頁，第1288、1289、1290頁，第1295頁，第1290頁，第1289、1290頁，第1295頁，第1289、1290頁，第1295頁，第276頁。

(16)洪興(xing) 祖：《楚辭補注》，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7頁。

(18)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詩論>解義(yi) 》，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

(19)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shu) 局2002年版，第205頁。

(20)王國維：《觀堂集林·藝林二》，中華書(shu) 局1959年版，第114頁。

(21)(29)(49)(60)(61)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92頁，第92頁，第178頁，第9、25頁，第81頁。

(22)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頁。

(23)孔穎達疏《毛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yu) 神明者也”雲(yun) ：“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yu) 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ti) 異於(yu) 《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yu) 《商頌》異也。”(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68頁。)

(31)王國維：《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頁。

(37)(40)(42)(4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西書(shu) 局2012年版，第133頁，第133、134頁，第133、133、133、133、134頁，第134、134頁。

(48)持此種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有南宋學者呂祖謙、清代學者崔述等(參見洪湛侯《詩經學史》，中華書(shu) 局2002年版，第10—13頁)。

(52)(55)劉毓慶：《從(cong) 文學到經學——先秦兩(liang) 漢詩經學史論》，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頁，第51頁。

(53)王小盾：《詩六義(yi) 原始》，《中國早期藝術與(yu) 宗教》，東(dong) 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3—309頁。

 (54)楊伯峻：《春秋左傳(chuan) 注》，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第1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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