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論語》在古代東(dong) 亞(ya) 社會(hui) 中的傳(chuan) 播和接受

作者：金慶浩、戴衛紅

來源：《史學集刊》2017年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三日庚申

           耶穌2018年3月29日

【作者簡介】

金慶浩，韓國成均館大學東(dong) 亞(ya) 學術院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秦漢史、簡帛學；

戴衛紅，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出土文獻與(yu)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成員，研究方向為(wei) 魏晉南北朝史、簡帛學。

【摘要】

《論語》作為(wei) 儒家學派最為(wei) 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國的先秦時期即已成書(shu) ,至漢武帝獨尊儒術時,成為(wei) 儒學教育的重要教材。其影響不僅(jin) 在中國,還遠及韓、日等東(dong) 亞(ya) 國家。20世紀以來,在中、韓、日等國均出土了《論語》簡牘。本文以《論語》簡牘為(wei) 中心,考察古代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儒學普及和漢字的使用。特別是通過對從(cong) 漢代以後到8世紀前後,中、韓、日東(dong) 亞(ya) 三國出土《論語》簡牘的比較分析,提供理解東(dong) 亞(ya) 世界漢字以及儒教思想傳(chuan) 播和接受的新視角。

一、序論

學者們(men) 在定義(yi) 東(dong) 亞(ya) 世界或者東(dong) 亞(ya) 社會(hui) 時,一般采用“漢字文化圈”或者“儒教文化圈”這樣的概念。這樣的解釋,緣於(yu) 一定地域範圍內(nei) 的空間概念和此區域內(nei) 共有的文化性質。空間方麵,以中國為(wei) 首,韓國(韓半島)、日本、越南同屬一個(ge) 空間位置;而在這個(ge) 地域內(nei) 漢字、儒教、作為(wei) 政治製度的律令和佛教則是共有的普遍概念。可是,若詳細地探察這樣的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特定概念,可以發現它並不是在某一個(ge) 特定的地域從(cong) 一開始就共有,而是從(cong) 中國興(xing) 起而傳(chuan) 播到周邊國家或民族。特別是漢字,若考慮到中國和周邊地區的語言體(ti) 係不同的話,對周邊地區民族而言,將漢字的普及推廣理解為(wei) 單純的文化推廣多少有些牽強。

戰國時代有“言語異聲,文字異性”的情況,而西漢末,不僅(jin) 有揚雄提取各地多樣的語言編纂成《方言》;而且,從(cong) 出土簡牘中分析邊境部署的士兵出生地的結果顯示出這樣傾(qing) 向,即同一地域出身地的兵士部署在同一地點。在《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內(nei) 史雜律”的記事內(nei) 容中,還有向上級報告時一定要使用文書(shu) 形式這樣的規定,這一規定便是在中國地域內(nei) 使用口頭語言進行溝通也存在障礙的最好例證。並且從(cong) 秦、漢簡牘可以看出,對在邊境的官吏們(men) 進行識字教育,考課之後得出“史”、“不史”的結論來確定下級官吏的晉升與(yu) 否,這都與(yu) 文字的習(xi) 得有密切的關(guan) 係。隨著帝國範圍的擴張,對邊境地區進行有效統治的文書(shu) 行政便成為(wei) 強化中央集權體(ti) 製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見,為(wei) 了帝國內(nei) 的統治能靈活地溝通,使用統一化“文字”,以此代替反映地域差異的“言語”變得尤為(wei) 重要。

以農(nong) 耕社會(hui) 為(wei) 基礎而形成、組建中國郡縣體(ti) 製,從(cong) 而形成了與(yu) 遊牧社會(hui) 性質不同的文化圈。隨著帝國領域的擴張,以農(nong) 耕為(wei) 基礎的周邊地區作為(wei) 編入對象,便意味著一旦編入中國秩序便全盤接受中國的文化。然而,事實上中國文化的普及和傳(chuan) 播,對周邊國家來說意味著在語言體(ti) 係上強製使用漢字;同時周邊國家由於(yu) 現實實力不能與(yu) 中國相較量,因此一個(ge) 以中國為(wei) 中心的東(dong) 亞(ya) 世界便形成了。由於(yu) 這樣的原因,曆來對古代東(dong) 亞(ya) 世界性質進行討論時,學者們(men) 便強調以上所述的以東(dong) 亞(ya) 世界四個(ge) 特征為(wei) 中心的冊(ce) 封和朝貢秩序體(ti) 係的形成。如果說在東(dong) 亞(ya) 世界裏,漢字的普及不是單純的先進文化的傳(chuan) 播,而是和中國的郡縣統治體(ti) 係的編入與(yu) 否以及古代國家的形成有密切關(guan) 聯的話,漢字必然地以郡縣體(ti) 製及其密切相關(guan) 的文書(shu) 簡策的形式普及,在東(dong) 亞(ya) 各國均有簡牘的出土正是論證此觀點的實證材料之一。東(dong) 亞(ya) 各國出土簡牘的形態,可以分為(wei) 文書(shu) 類和書(shu) 籍類這兩(liang) 個(ge) 大的類別;在時間上,韓國(韓半島)和日本基本上都以6-8世紀的簡牘居多。由於(yu) 這個(ge) 時期與(yu) 東(dong) 亞(ya) 各地區古代國家的發展有密切關(guan) 聯,《論語》簡牘便成為(wei) 描繪中韓日三國共有的曆史影像的唯一線索。因此,本文以《論語》簡牘為(wei) 中心考察古代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儒學普及和漢字的使用,特別是2009年公開的平壤出土的《論語》竹簡內(nei) 容,對從(cong) 漢代至8世紀前後東(dong) 亞(ya) 三國出土的《論語》簡進行比較分析,由此提供理解東(dong) 亞(ya) 世界漢字以及儒教思想接受和傳(chuan) 播的新視角。以下便以河北省定州市發現的大約為(wei) 西漢宣帝時期的《論語》簡以及和它時間比較接近的平壤出土《論語》簡的格式、記敘內(nei) 容為(wei) 中心進行探討,通過比較韓國和日本出土的木簡,從(cong) 而推究《論語》在東(dong) 亞(ya) 社會(hui) 中普及的實際狀況。

二、簡冊(ce) 的標準化和《論語》的普及

眾(zhong) 所周知,20世紀以前,在出土資料的正式發掘和介紹之前,對簡牘的形態和使用的研究,主要依靠傳(chuan) 世文獻的記載。20世紀以後隨著對實物簡牘的正規發掘介紹,逐漸將傳(chuan) 世文獻內(nei) 容和實物簡牘結合。最初的研究是1912年王國維發表的《簡牘檢署考》,50餘(yu) 年後陳夢家對王國維的學說進行了補充。王國維用“分數和倍數”的概念來說明簡冊(ce) 製度,即規定“古策長短皆為(wei) 二尺四寸之分數。周末以降,經書(shu) 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禮製法令之書(shu) 亦然。《孝經》策長一尺二寸,漢以後官府冊(ce) 籍、郡國戶口黃籍皆一尺二寸。《論語》策長八寸。漢符長六寸。”陳夢家對王國維理論肯定的同時,隻是對其進行修改增補而已,對簡牘形態的研究並沒有太大推進。王國維和陳夢家代表的研究是1970年以前的狀況,1970年以後大量的簡牘,特別是戰國、秦漢簡牘的出土、整理,反映出多種多樣的簡牘形製和敘事內(nei) 容,而他們(men) 的見解已經不能對其進行更清楚的說明了。

隨著形態多樣的戰國秦漢時代的簡牘出現,長度與(yu) 傳(chuan) 世文獻記載內(nei) 容不一致的簡冊(ce) 也呈現出來。由此,有學者對王國維的見解提出異議,認為(wei) 簡牘的長度、寬度還有厚度等形製不是絕對的,形態也並非固定。但有學者指出西漢後期或者東(dong) 漢初期,簡牘的規格和形態製度化,戰國及秦漢簡牘可以分為(wei) 遣策、文書(shu) 簡、書(shu) 籍簡、律令等,考察它們(men) 的形態和規格,可以看到秦漢以後無論書(shu) 籍還是公私文書(shu) ,最常用的長度是一尺,由此證明一尺是簡冊(ce) 和木牘通用的長度。秦代以後的書(shu) 籍簡,比戰國時代的減少了18-30厘米,長度沒有超過30厘米,這樣的趨勢持續到西漢前中期。有學者指出,漢成帝時期的尹灣6號漢墓(以下簡稱尹灣漢墓)內(nei) 出土的《神烏(wu) 賦》、《行道吉凶》、《刑德行時》等書(shu) 籍簡的長度仍為(wei) 一尺,這可以證明簡牘同一形製逐漸“標準化”。特別是尹灣漢簡24枚木牘中除1枚外,所有木牘的長度幾乎全部接近1尺(23cm),而天長漢墓34枚木牘(以下“天長漢簡”)的長度大體(ti) 也是在1尺(22.3-23.2cm)。

漢代邊境地區樂(le) 浪郡出土的戶口簿,更加確認了這一點,即西漢中、後期以後簡牘形製成為(wei) 統一規格的標準化。近年,平壤市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的標題為(wei) “樂(le) 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多少□□”戶口簿的照片得以公布,在這個(ge) 戶口簿中記載了樂(le) 浪郡下轄的25個(ge) 縣的戶口數。將其與(yu) 連雲(yun) 港出土的尹灣漢簡“東(dong) 海郡下轄長吏名籍”以及安徽天長出土的紀莊漢墓“戶口簿”相比,它們(men) 不僅(jin) 在形製規格上一致,而且在記載方式上,也使用了統一的簡牘文書(shu) 樣式。有學者指出,到漢武帝時期,書(shu) 體(ti) 從(cong) 篆書(shu) 字形特征殘存較多的古隸體(ti) 發展為(wei) 八分體(ti) ,也有學者認為(wei) 樂(le) 浪郡戶口簿書(shu) 體(ti) 也是典型的八分體(ti) 特點,某些字形中依舊使用了帶有篆書(shu) 形態的字形,在樂(le) 浪郡也可以看到和內(nei) 地類似的書(shu) 體(ti) 變化的情況。因此,考察簡牘的形製、字數、字體(ti) 等研究結果,可以看到武帝以後文書(shu) 書(shu) 寫(xie) 統一原則已經建立,而樂(le) 浪地區出土的戶口簿是驗證這一觀點的最好資料。

筆者如此煩瑣地敘述樂(le) 浪郡戶口簿的相關(guan) 內(nei) 容,是因為(wei) 關(guan) 注在統一原則下進行的文書(shu) 書(shu) 寫(xie) 、文書(shu) 行政和《論語》竹簡的關(guan) 聯性。到現在為(wei) 止,可知的代表性的出土《論語》材料,還有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市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的《論語》竹簡和以上推斷為(wei) 與(yu) 樂(le) 浪戶口簿同一墓貞柏洞364號墓中出土的樂(le) 浪《論語》竹簡。在定州漢墓620餘(yu) 枚《論語》竹簡中,殘簡占大部分。中山王劉修在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去世,因此定州漢墓中《論語》的製作年代在五鳳三年以前;其形製方麵,長度為(wei) 16.2cm(約7寸),寬0.7cm,每簡上的字數約19-21字,簡的兩(liang) 端和竹簡中間留有編綴的痕跡。尤其是以竹簡中部編綴部分為(wei) 中心,上下均寫(xie) 有10字左右。

關(guan) 於(yu) 《論語》的形態,我們(men) 可以參考《論衡》中的相關(guan) 記載:

但[知]周以八寸為(wei) 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chuan) 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根據《論衡》的記敘內(nei) 容,《論語》竹簡的長度為(wei) 8寸(18.4cm),定州竹簡除相差1寸外,沒有別的差異。

另一方麵,2009年12月筆者和李成市、尹龍九一起,對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的《論語》竹簡已公開的照片進行了釋讀,其主要內(nei) 容與(yu) 柳秉興(xing) 先生提到的第11卷《先進》和第12卷《顏淵》的部分內(nei) 容基本一致。而且在形製上,竹簡兩(liang) 端和中間部分殘存的編綴痕跡清晰可見,尤其是以中間部分的編綴痕跡為(wei) 中心上下兩(liang) 部分各均勻地寫(xie) 有10個(ge) 字,這與(yu) 上述定州漢墓《論語》竹簡形製基本一致。而且在編綴方式上,可以明確看到先編後寫(xie) 的形態。由於(yu) 這兩(liang) 種竹簡具有非常相似的係統性,因此樂(le) 浪《論語》竹簡極有可能是從(cong) 漢代內(nei) 地流入的。同時,平壤貞柏洞出土的樂(le) 浪《論語》竹簡與(yu) 清楚標明時間為(wei) “初元四年(前45年)”的戶口簿一起在同一個(ge) 墳墓出土,而定州《論語》竹簡是在宣帝五鳳三年之前製作,那麽(me) 可以忖測至少在宣帝、元帝時期統一化的《論語》版本在全國普及。由此可見,秦漢統一帝國對在國家製度運作中沒有直接幫助的《論語》這樣的典籍類木簡的樣式都要求規格化。那麽(me) ,根據出土的兩(liang) 種《論語》來看,宣帝、元帝時期具有統一樣式的《論語》存在的理由是什麽(me) ?下麵我們(men) 可以參看《論衡》的記載:

漢興(xing) 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shu) 難曉,名之曰傳(chuan) ,後更隸寫(xie) 以傳(chuan) 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從(cong) 以上《論衡》的兩(liang) 段記載可知,昭帝以後,《論語》開始被人們(men) 廣泛誦讀,使用的不是2尺4寸的“經”,而是8寸長的“傳(chuan) ”這樣的文本。這個(ge) 長度短於(yu) 教化、初學使用的《孝經》文本長度的1尺2寸。究其原因,是出於(yu) “懷持之便”的目的,從(cong) 而比較容易地在民間社會(hui) 普及儒教理念。這兩(liang) 類《論語》竹簡使用的時間在公元前55年前和公元前45年前,即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前到元帝初元四年前,由此而知,這個(ge) 時期在漢代社會(hui) ,儒家理念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宣帝時期“《詩》、《書(shu) 》、《春秋》、《禮》、《易》等經無一例外都配置了博士官,五經博士全部存在”,而且從(cong) 小就學習(xi) 《論語》的宣帝和非常“好儒”的元帝十分強調儒家理念。因此在當時的民間社會(hui) ,《論語》雖不屬於(yu) 五經,實質上被視之為(wei) 經,是從(cong) 皇太子到漢代民間私學的必讀之書(shu) ,同時也是傳(chuan) 習(xi) 《六經》的入門之作。在這種社會(hui) 氛圍中為(wei) 了學習(xi) 儒家理念,使用的文本中的一種便是定州漢墓《論語》竹簡和平壤《論語》竹簡。

事實上,在不是京師地區的中山國(現在的河北省定州市)和樂(le) 浪郡發現《論語》竹簡,與(yu) 武帝時期郡國學的建立以及公孫弘嗟歎“道”(儒家的統治理念)之沉滯的上書(shu) 內(nei) 容有緊密關(guan) 聯。公孫弘為(wei) 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nei) 及外”。這也是主張教化的現實範圍從(cong) 京師逐漸擴散到邊境這一觀點的重要依據。在這種趨勢下,參考元帝時期“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複。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wei) 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這樣的記載,那麽(me) 可推測,《論語》竹簡出土的貞柏洞364號墓的墓主可能是擔任樂(le) 浪郡戶口簿製作等行政事務的屬吏,當然也不能排除其擔任五經研究官吏的可能性。貞柏洞364號墓同一墓中既可以看到郡縣統治實際狀況的戶口簿,又存在反映強調“移風易俗”的統治觀念的《論語》竹簡,這也是漢代邊境統治典型形態的重要史料。貞柏洞364號墓中出土的樂(le) 浪郡戶口簿,與(yu) 尹灣漢簡以及戶口總計方式以縣為(wei) 單位的鬆柏漢墓木牘的形態一樣,使用“戶+戶口數+[少前.多前.如前]+增減數值/口+口數+[少前.多前.如前]+增減數值”的記載方式,由此可以確認漢代已經通過文書(shu) 行政和典籍形式的統一化來實現郡縣統治。而且典籍類的樂(le) 浪《論語》竹簡不論是形製還是簡冊(ce) 的編繩方式、類似的符號使用以及書(shu) 寫(xie) 用的環形書(shu) 刀與(yu) 它同時出土,這些情況,和內(nei) 地有簡牘出土的墓葬很類似。因此,樂(le) 浪《論語》竹簡及與(yu) 它有10年時間差異、但具有同一形製的定州《論語》竹簡極有可能同屬一個(ge) 係統。如果那樣的話,考慮到當時通行的魯論係《論語》也存在偏差不是一致的情況,有可能定州和樂(le) 浪《論語》都是在民間社會(hui) 通用的不同版本的形態,這中間有一部流入到漢代邊境地區的樂(le) 浪郡。

相反,宣帝和元帝時期儒家理念在邊境地區的普及,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樂(le) 浪地區。另外讓人矚目的還有《敦煌懸泉置漢簡》中出現的《論語》卷一九《子張》篇的殘片以及與(yu) 儒家典籍相關(guan) 內(nei) 容的殘片,主要內(nei) 容如下:

1)乎張也,難與(yu) 並而為(wei) 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qin) 喪(sang) 乎。·曾子曰:吾聞諸子,孟莊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yu) 父之……

2)子張曰:執德不弘,通道不篤,焉能為(wei) 有,焉能為(wei) 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yu) 子張,子張曰。

上述兩(liang) 簡都是敦煌懸泉置地區出土的,其中第一個(ge) 木牘長23cm,寬0.8cm,章與(yu) 章之間使用黑點作為(wei) 間隔。其主要內(nei) 容是《子張》篇的一部分,和目前通用的《十三經注疏》比較,簡文中添加了“而”字,“吾聞諸子”一句在現行版本中寫(xie) 為(wei) “吾聞諸夫子”,“其它可能”中的“它”寫(xie) 為(wei) “他”,“孟莊子之孝”的最後部分現行版本中插入了“也”字。第2枚木牘長13cm,寬0.8cm,章開始的部分也用黑點來標記,簡文內(nei) 容與(yu) 《十三經注疏》比較的話,“執德不弘”在現行本中為(wei) “信德不弘”。雖然簡文與(yu) 現行通用本文字上有若幹出入,特別是第2枚木牘的內(nei) 容,在定州《論語》簡中沒有發現,它作為(wei) 複原西漢中、後期《論語》文本的重要材料這一點還是無誤的。

而且,懸泉置漢簡中除了以上與(yu) 《子張》篇有關(guan) 聯的內(nei) 容外,還可以確認類似性質的內(nei) 容,即“之祚責,惡衣謂之不肖,善衣謂之不適,士居固有不憂貧者乎。孔子曰:‘本子來…’”及“欲不可為(wei) 足輕財。彖曰:家不必屬,奢大過度,後必窮辱,責其身而食身,又不足”,但其出處並不明確。1930-1934年羅布卓爾遺址中發現了宣帝、元帝時期使用的《論語·公冶長》內(nei) 容的1枚殘簡。與(yu) 此相同,在河西地區發現了西漢中後期以後的《論語》簡,說明這個(ge) 時期《論語》在河西邊境地區得到了傳(chuan) 播。我們(men) 要注意的是,定州和樂(le) 浪《論語》是竹簡,而西北地區發掘的《論語》簡都是木簡。這是因為(wei) 從(cong) 內(nei) 地流入的《論語》文本使用了當地的胡楊、鬆木等書(shu) 寫(xie) 材料抄寫(xie) 。

關(guan) 於(yu) 河西地區儒教理念的普及,還有宣帝、元帝以後的相關(guan) 記載:

a)河平□年四月四日,諸文學弟子出穀五千餘(yu) 斛。

b)又造立校官。(1)自掾吏(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ye) ,並免除徭役。(2)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3)郡遂有儒雅之士。

作為(wei) 武威漢簡中的一部分,可以推斷a的記載時間是在西漢成帝河平年間(前28-前25)。從(cong) “諸文學弟子”可見,這些人已經熟悉經書(shu) ,由此也可以推測西漢後期武威郡儒學的普及。b記載的是建武年間(25-55)擔任武威郡太守的任延在這個(ge) 地區建立學校的情況。b-(1)中受教育對象是武威地區具有實質性影響力的掾吏(史)的子弟,接受國家的恩澤到學校接受課堂教育,並免除徭役;b-(2)可見教授的內(nei) 容以及授業(ye) 全部結束熟練文章者將被錄用為(wei) 小吏。總之,官府為(wei) 了強化對河西地區,尤其是對外族的統治,很重視河西出身的掾吏的作用。任用河西地區本地出身者作為(wei) 郡縣屬吏是當時地方官吏任用的慣例,這樣的現象毫無例外地適用於(yu) 漢四郡地區。這可以從(cong) 漢武帝在玄菟和樂(le) 浪地區設置郡時,“初取吏與(yu) 遼東(dong) ”的記載得到確認,“初”的意思也許是漢四郡設置當時,在b-(1)、(2)記載的時間之前。換句話說,漢四郡設置以後,經過一段時間後,會(hui) 任用當地人為(wei) 屬吏。漢建武六年樂(le) 浪郡廢除東(dong) 部都尉,選拔隸屬於(yu) 縣的渠帥,代替縣設置侯國,主簿和諸曹全部從(cong) 穢民中選任,這樣的記載雖然和河西地區設置學校和教育的記載不同,但與(yu) b-(1)、(2)一樣可以反映出這一地區的本地人參與(yu) 了郡縣統治。

經曆了b-(1)、(2)所載的階段後,河西地區因為(wei) 有了b-(3)的“儒雅之士”,儒學變得普及,東(dong) 漢時期這個(ge) 地區雖然是邊境,但同樣出現了侯瑾和蓋勳這類儒者。這樣的情況從(cong) 武威地區發掘的49號墓的性質中得以確認。這個(ge) 墓的墓室長4.19米,寬1.88米,墓主可能是東(dong) 漢中期(順帝、衝(chong) 帝、質帝)的官吏,或是地主階層,引人注目的是其隨葬品中有漆驪冠即進賢冠和木印。《後漢書(shu) 》中已經說明進賢冠是儒者的服裝,木印正麵刻有“森(?)私印”、背麵刻有“臣森”,由此可見墓主人的身份是具有極強儒家性質的官吏,這也揭示出河西地區儒學普及、學校建立的結果便是儒者們(men) 的出現。

雖然在邊郡設置“學”或者任用當地出身的官吏,最初是為(wei) 了穩定邊境地區的統治,但從(cong) 根本上是為(wei) 了順應西漢統治,自然而然地實現“移風易俗”。景、武帝年間,蜀太守文翁教民讀書(shu) 法令的主要目的也是為(wei) 了教化百姓。雖然與(yu) 一些地域依據“習(xi) 俗”或者“鄉(xiang) 俗”的統治相反,從(cong) 秦簡的內(nei) 容看,教民法令是為(wei) 了消除不同的傳(chuan) 統和慣例,從(cong) 而實現統治的一元化,並且要求有效實施這些法令。而且,在《居延新簡》中有很多強調對小吏“功”、“勞”的文書(shu) ,如E.P.T50:10簡有“能書(shu) 會(hui) 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也可窺見邊境地區法律的熟知和強製程度。

那麽(me) ,文翁教民讀書(shu) 意味著什麽(me) ?河西地區發掘的漢簡內(nei) 容中,有為(wei) 了識字而使用的《倉(cang) 頡篇》或者《急就篇》,還有反映官吏的文書(shu) 寫(xie) 作能力有無的考課———“史”或者“不史”的內(nei) 容,以及《二年律令·史律》中“史”“卜”“祝”等的子弟為(wei) 學童被任用為(wei) 縣屬吏的規定。與(yu) 此相關(guan) ,《漢書(shu) 》卷三○《藝文誌》記載了學童能力考試的內(nei) 容,“能諷書(shu) 九千字以上”者任用為(wei) 史。在同一記載中,史的子弟作為(wei) 學童,在3年學習(xi) 期間能誦讀5000字以上者任用為(wei) 史,郡又以八體(ti) 課之,太史誦課,選拔成績最好的一人作為(wei) 縣令史,這樣的規定要求培養(yang) 能優(you) 先擔當文書(shu) 行政的小吏並熟知相關(guan) 法令。

因此,文翁在蜀地設置學校,其教民讀書(shu) 的內(nei) 容不是“詩書(shu) 禮樂(le) ”之類的內(nei) 容,而是通過“移風易俗”來普及的統治理念及其相關(guan) 的內(nei) 容。平帝元始三年(3)郡國設置學,同時各個(ge) 庠序設置孝經師,涼州刺史宋梟為(wei) 了風俗教化而讓各家各戶抄寫(xie) 《孝經》來習(xi) 讀《孝經》,若將其聯係起來思考,文翁教民讀書(shu) 可能是希望在邊境地區,通過使民眾(zhong) 熟知像《孝經》、《論語》這樣內(nei) 容不多的文本來提高統治效率,從(cong) 而貫徹文書(shu) 行政、普及統治理念。

因為(wei) 漢簡中有識字簡的出土,或者官吏們(men) “不史”的情況,很容易推測出邊境地區吏員識字水準相當低。由此可以看出讓民熟知經書(shu) 內(nei) 容也不是很容易。因此,在《四民月令》中可以看到,正月、十月,為(wei) 了學習(xi) 五經,成童入太學,正月、八月、十一月學習(xi) 《論語》和《孝經》,幼童入小學的命令,並且,主張“王霸混用”國家統治理念的宣帝在18歲以前也學習(xi) 《詩》《論語》《孝經》,這些至少可以反映出漢代社會(hui) 《孝經》和《論語》文本的普及,漸次普遍化,而定州《論語》竹簡和樂(le) 浪《論語》竹簡便是當時全國普及《論語》的一部分。

三、紙木並用期的《論語》普及

西漢時期,以木簡及竹簡為(wei) 主要書(shu) 寫(xie) 材料的《論語》是流通的書(shu) 寫(xie) 物,這一情況到東(dong) 漢時期也沒有大的變化,竹簡及木簡《論語》依然流通。然而,不能否定東(dong) 漢和帝元興(xing) 元年(105)蔡倫(lun) 紙的發明引起書(shu) 寫(xie) 材料變化這一事實。蔡倫(lun) 之前也有紙的使用,在肩水金關(guan) 遺址、放馬灘漢墓和懸泉置遺址內(nei) 都發現了紙。不過那時的紙不是作為(wei) 文書(shu) 和書(shu) 籍而使用的,主要為(wei) 包裝或繪製地圖而用。作為(wei) 書(shu) 寫(xie) 材料,紙的應用雖是從(cong) 所謂的“蔡侯紙”開始,隻是說蔡侯紙慢慢地在中國社會(hui) 內(nei) 普及使用,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簡牘書(shu) 寫(xie) 材料一時間就變成了紙。關(guan) 於(yu) 蔡侯紙使用後的書(shu) 寫(xie) 材料,在文獻中也有反映。《後漢書(shu) ·吳祐傳(chuan) 》載安帝時期南海太守吳恢的兒(er) 子吳祐隨父赴任,對他父親(qin) 製作竹簡書(shu) 寫(xie) 經書(shu) 進行勸諫;還有大約公元190年公孫讚偽(wei) 造詔書(shu) 的行為(wei) ;另外還有景初二年(238)曹魏明帝臨(lin) 終前決(jue) 定由曹爽代替燕王曹宇,將後事托付給曹爽,劉放、孫資同意後建議起用當時的權臣司馬懿來保護皇室,明帝準備黃紙書(shu) 寫(xie) 詔書(shu) 。這三則史料反映出並非以元興(xing) 元年(105)為(wei) 起點書(shu) 寫(xie) 材料就從(cong) 木簡轉化為(wei) 紙了。長沙走馬樓吳簡由9萬(wan) 餘(yu) 枚竹簡構成,樓蘭(lan) 地區出土的3-4世紀700餘(yu) 件木簡,書(shu) 寫(xie) 的文字材料時間相當於(yu) 三國魏到西晉時期。也就是說蔡侯紙發明後,原來的書(shu) 寫(xie) 材料木簡或者竹簡並沒有馬上直接被紙代替。

盡管如此,不能否認的是從(cong) 3-4世紀以後,書(shu) 寫(xie) 材料正在從(cong) 簡牘向紙過渡。上述樓蘭(lan) 羅布泊發掘的700餘(yu) 枚出土文書(shu) 材料的時間,可以區分為(wei) 漢代和魏晉時代,其中有70餘(yu) 枚漢代木簡,而魏晉時代的木簡和紙都有出土。魏晉時代出土文字材料可以分為(wei) 書(shu) 籍、私信、簿籍、符、檢、公文書(shu) 等類別。漢代的書(shu) 籍類和簿籍類大部分在竹簡上書(shu) 寫(xie) ,魏晉時代主要是木簡和紙並用。因此,斯坦因搜集的樓蘭(lan) 文書(shu) M.192中《論語》“學而”的一個(ge) 句節“子曰學……(殘存)”也可以反映書(shu) 寫(xie) 材料的轉化過程。一種看法認為(wei) 它是完全成型的書(shu) 籍的一部分,另一種說法認為(wei) 它是學習(xi) 《論語》並且將一部分的句節在紙上練習(xi) 書(shu) 寫(xie) ,而後者更為(wei) 妥當。因為(wei) 就像同一地點發掘出土的識字教育用的《急就篇》文書(shu) 一樣,這可以作為(wei) 學習(xi) 《論語》並在紙上練習(xi) 一部分句節的習(xi) 書(shu) 來理解。並且,這是與(yu) 後代敦煌和吐魯番地區出土的3-4世紀《論語》寫(xie) 本相同的種類。我們(men) 可以推測當時經書(shu) 是作為(wei) 學習(xi) 用的教材在樓蘭(lan) 地區得以使用。同時,這個(ge) 地區隻出土了漢代寫(xie) 成的《論語》竹簡,並沒有發掘出之後的《論語》木簡。因此,唐代的阿斯塔納古墓群中出土了在紙上記錄的《論語》完帙本的形態,與(yu) 鹹通十五年(874年,乾符元年)、署名為(wei) 學生身份的王文川的《論語序》以及寫(xie) 著大中、乾符等年號的《論語》的發現,至少可以推測在8-9世紀以後,普遍使用紙書(shu) 寫(xie) 的《論語》。伯希和、斯坦因在敦煌地區發現的文書(shu) 中,有經書(shu) 、千字文和道經共30種。在這些文書(shu) 中《論語》占有19種之多,它的內(nei) 容裏有郡學(P3783)、縣學(P2618)、寺學(P2618+S1586)等名稱,由此可知當時官學、寺學以及地方學校裏,《論語》都是必修的書(shu) 籍。

在中國,紙張發明後,未發掘出竹簡和木簡書(shu) 寫(xie) 的、即所謂的“書(shu) 籍簡”《論語》,隻出土了書(shu) 寫(xie) 在紙上的《論語》。與(yu) 這一情況不同,在6-7世紀韓半島(新羅和百濟)和8-9世紀日本的《論語》木簡被發掘出來。劉樂(le) 賢先生認為(wei) 在木簡和紙兩(liang) 種書(shu) 寫(xie) 材料並用時期,木簡僅(jin) 在特殊的情況使用。筆者推測韓半島和日本的《論語》木簡,在紙作為(wei) 書(shu) 寫(xie) 材料的情況下因為(wei) 不同用途使用。到現在為(wei) 止,韓國出土的《論語》木簡隻有2枚,即金海市鳳凰洞(1999年發掘)和仁川市桂陽區所在的桂陽山城(2005年發掘)兩(liang) 地分別發現的1枚木簡,其出土的地區不是王京的中心地,而都在地方,這是它們(men) 的共同點;另外,其書(shu) 寫(xie) 的主要內(nei) 容都是《論語·公冶長》的一部分。

根據釜山大學博物館的發掘報告書(shu) 內(nei) 容,金海鳳凰洞木簡應當是《公冶長》中半部分的內(nei) 容,殘存的木簡長20.6cm,寬為(wei) 1.5~2.1cm,四個(ge) 麵的內(nei) 容書(shu) 寫(xie) 如下:

這個(ge) 木簡的形態為(wei) “觚”,漢代形態為(wei) “觚”的木簡主要為(wei) 識字用及識字教材、文件內(nei) 容草稿,或是為(wei) 了讀書(shu) 而抄錄的經書(shu) 等。有的學者指出如果考慮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容記載原則為(wei) “一章一觚”的話,《論語》木簡也可能是記載《論語·公冶長》篇的特定章句的整體(ti) ,筆者認為(wei) 這樣的說法比較妥當。

按照木簡同一層位一起出土的陶器類型推測,木簡的年代大約在6世紀後半期或7世紀初期。雖然發掘初期有的學者推測這枚木簡為(wei) “習(xi) 書(shu) 木簡”,但是它與(yu) 中國和日本發掘出的習(xi) 書(shu) 木簡同一字句反複書(shu) 寫(xie) 不同,由此推斷這個(ge) 木簡是為(wei) 了特定目的而製作的學習(xi) 用具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具有五麵體(ti) 形狀的桂陽山城《論語》木簡,也保留了《論語·公冶長》篇的一部分內(nei) 容。根據發掘報告書(shu) ,這枚木簡長49.3cm,寬2.5cm,文字部分長為(wei) 13.8cm,這枚木簡也是按照“一章一觚”的書(shu) 寫(xie) 原則,在有比較完整文字的第3麵上一個(ge) 字大概1.3cm,由字的大小及“章”的字數來推測,木簡大略長為(wei) 96cm。直到現在可確定的主要內(nei) 容大體(ti) 如下:

與(yu) 桂陽山城出土的《論語》木簡的使用時期相關(guan) ,在遺址的集水井護岸石築上部出土了刻有“主夫十”銘文的瓦,可知從(cong) 高句麗(li) 時代到新羅時代“主夫吐郡”的存在。在木簡出土的集水井底層(Ⅶ層)還有底麵為(wei) 圓形的短頸壺出土,這個(ge) 短頸壺具有4-5世紀百濟陶器的共同特征,它和木簡的使用時代為(wei) 同一時期。即便如此,筆者認為(wei) 對此應該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從(cong) 出土的2枚《論語》木簡的特征來看,將其理解為(wei) 單純的習(xi) 書(shu) 木簡多少有些牽強。在中國漢代木簡中找不到與(yu) 《倉(cang) 頡篇》相同的字句練習(xi) 的痕跡,而《論語·公冶長》的部分內(nei) 容具有很強的抄寫(xie) 目的。

日本也出土了《論語》木簡,它的樣態和韓國木簡稍有不同。在日本,習(xi) 書(shu) 木簡出土的遺址達115個(ge) 之多,以時代為(wei) 序的話,古代有101個(ge) 遺址,中世和近世有14個(ge) 遺址。習(xi) 書(shu) 木簡的出土地點不僅(jin) 有都城及其周邊的遺址,也有地方官衙遺址。以上習(xi) 書(shu) 木簡當中,與(yu) 《論語》有關(guan) 的木簡到現在為(wei) 止介紹的有29個(ge) 。出土地域也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中央地區,而是分布在全國範圍內(nei) 。雖然發掘出土的日本木簡中,還寫(xie) 著《爾雅》、《王勃集》、《千字文》、《春秋》、《尚書(shu) 》、《本草集注》、《樂(le) 毅論》等內(nei) 容,但《論語》和《千字文》木簡占壓倒性的多數。而且,考察橋本繁先生整理的《日本的〈論語〉木簡出土一覽》,《論語》木簡可以大略區分為(wei) 經書(shu) 內(nei) 容抄寫(xie) 形態和為(wei) 了熟悉字句而抄寫(xie) 練習(xi) 這兩(liang) 類。細分之,出土的《論語》木簡可以分為(wei) 一種可見《序》、《學而》、《為(wei) 政》、《八佾》、《公冶長》、《尭曰》等篇名,同一的字句沒有重複的簡;另一種為(wei) 不見篇名而同一字句重複的簡這兩(liang) 種情況。以下我們(men) 隻引用並抽選後者情況如下:

由上表可知,《論語》木簡不僅(jin) 在平城宮宮都出土,在對當時社會(hui) 政治觀念上發揮著中樞作用的神社和東(dong) 大寺等地區內(nei) 也發掘出土。在以上地區出土的《論語》木簡中,很難認為(wei) 同一字句反複書(shu) 寫(xie) 便是單純亂(luan) 寫(xie) 的書(shu) 寫(xie) 形態。同一漢字的反複書(shu) 寫(xie) 形態中,表現出想要熟悉有關(guan) 古字的意誌,也內(nei) 含了熟悉文字的必要性。在古代日本,關(guan) 於(yu) 《論語》的流傳(chuan) ,可見《古事記》“應神天皇條”中所載百濟照古王通過和邇吉師王仁傳(chuan) 送了《論語》10卷和《千字文》1卷給日本。可是,這個(ge) 記載和史實並不相符。因為(wei) 若應神天皇實際存在的話,其時期大概在5世紀前半期,而直到6世紀初,中國南朝時代的梁朝大臣周興(xing) 嗣為(wei) 了初學者才編纂了漢字文本《千字文》,這和上述《千字文》在古代日本普及的時期不一致。不過,若考慮到最近在韓國和日本出土了形態差不多一樣的《論語》木簡這一點,《古事記》記載本身雖有不可信的一部分,但它也反映了編纂時的7-8世紀時的社會(hui) 狀況。

那麽(me) ,《論語》習(xi) 書(shu) 木簡在什麽(me) 時候、被誰、以何種目的使用呢?首先,有必要推定上述《古事記》記載內(nei) 容中“《論語》10卷”的具體(ti) 內(nei) 容。依據《養(yang) 老學令6》“教授正業(ye) 條”可知,《論語》文本中使用了鄭玄和何晏的注釋書(shu) 。尤其是平城宮出土的《論語》木簡中有“何晏集解子曰”,兵庫縣褲狹遺址中出土有《論語序何晏集解》,而《養(yang) 老學令6》的《論語》相關(guan) 記載與(yu) 以上二者相同,由此我們(men) 不能認為(wei) 7世紀後半期以後《論語》的接受和《古事記》的相關(guan) 記載絕無關(guan) 係。

與(yu) 之相關(guan) ,不是在宮都地區,而是地方出土的,我們(men) 推測為(wei) 7世紀後半期的《論語》木簡,如長野縣屋代遺址35號的“子曰學是不思”以及45號“·亦樂(le) 乎人不知而”木簡的出土,或者是德鳥縣觀音寺遺址中發掘的四麵體(ti) 《論語》木簡,似乎提供了解決(jue) 問題的線索。觀音寺遺址《論語》木簡的殘存部分左側(ce) 麵的內(nei) 容為(wei) “子曰學而習(xi) 時不孤□乎□自朋遠方來亦時樂(le) 不知亦不慍”,也和35號、45號同樣是對《學而》篇的習(xi) 書(shu) 。然而,也很難將地方上發掘的《論語》木簡判定為(wei) 單純的習(xi) 書(shu) 簡,因為(wei) 沒有看到木簡前後麵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容中同一字句的重複。因此,以上這種7世紀後半期單純的習(xi) 書(shu) 行為(wei) ,可能是想要熟悉《論語》句節,也是正式地接受漢字文化的一環。

自7世紀以來,不僅(jin) 是單純的習(xi) 書(shu) ,還通過渡來僧、留學生及留學僧的歸國,還有從(cong) 百濟亡命而來的貴族,來學習(xi) 《論語》等典籍內(nei) 容,這是吸收漢字文化的開始。一方麵,通過接受文書(shu) 行政和律令,古代國家體(ti) 製漸次完善;另一方麵,為(wei) 了統轄中央和地方的中央集權的官僚製運作,文書(shu) 行政及其吸收變得越來越必要。不僅(jin) 在中央政府采用文書(shu) 行政,地方上的國府和郡家等也廣泛普及漢字文化。以上情況可以在兵庫縣褲狹遺址出土木簡的書(shu) 寫(xie) 內(nei) 容中得到確認:

·子謂公冶長可妻【正麵】

·右為(wei) 蠲符搜求【背麵】

這支簡的正麵和背麵的意思完全不相通。背麵的“蠲符”是與(yu) “課役免除”有關(guan) 的文書(shu) 。反映古代國家的思想理念和行政層麵的文書(shu) 共存在一個(ge) 木簡上。而在平城宮遺址也出土了正麵和背麵意思完全不同的《論語》木簡。這種情況不是抄寫(xie) 論語章節的部分內(nei) 容,而是為(wei) 了單純地熟悉字句的習(xi) 書(shu) 內(nei) 容。然而,不管是何種情況,《論語》木簡的書(shu) 寫(xie) 者都是官吏。

和日本木簡比較,到現在為(wei) 止出土的新羅以及百濟木簡的最具特征的一點,便是多使用多麵體(ti) 的木簡。尤其是《論語》木簡都是多麵體(ti) 木簡,其內(nei) 容不是單純的習(xi) 書(shu) 記錄,而是《論語·公冶長》的部分內(nei) 容。這一點和日本出土的《論語》木簡,在形態和書(shu) 寫(xie) 內(nei) 容上有明顯的差異。當然也存在例外,在德鳥縣觀音寺遺址中出土的多麵體(ti) 《論語》木簡在形態上與(yu) 金海鳳凰洞出土的《論語》木簡非常類似。而且,有的學者認為(wei) 在新羅國學作為(wei) 學習(xi) 和評價(jia) 方法的“讀書(shu) 三品製”中,《論語》為(wei) 必修科目;新羅的“金官小京”地區的“骨品”身份的人是通過《論語》木簡而熟悉文字,從(cong) 而提高成績晉升為(wei) 官吏;有的學者指出日本學令所見《論語》木簡文本和學習(xi) 《文選》的背景與(yu) 新羅國學有緊密聯係。以上這兩(liang) 種觀點也可以反證觀音寺出土木簡和金海鳳凰洞出土木簡的關(guan) 聯性很高。因而,新羅設置國學的同一時期,日本也設置了國學,這反映出和新羅一樣的情況,即地方豪族們(men) 通過觀音寺遺址發掘的《論語》木簡學習(xi) 以及按照成績而晉身為(wei) 官。

新羅和日本通過《論語》學習(xi) 而進出為(wei) 官的情況,可以反證古代律令國家體(ti) 製的形成,以及同時正在向以儒家理念體(ti) 係為(wei) 中心的國家統治秩序轉變。並且,官吏們(men) 學習(xi) 論語或者書(shu) 寫(xie) 《論語》習(xi) 書(shu) 的這一特征,早在漢代下級官吏根據文字的習(xi) 得與(yu) 被區分為(wei) “史”和“不史”、“故不史今史”這樣的考課中反映出來,通過《論語》和《孝經》的學習(xi) 從(cong) 而確認為(wei) 官者的進出一樣,7世紀以後新羅的讀書(shu) 三品製中國學畢業(ye) 時考試《論語》是成績評價(jia) 方法,同時日本也以此作為(wei) 為(wei) 官者進出的途徑,地方豪族們(men) 對《論語》積極的學習(xi) 態度,成為(wei) 跟隨向律令國家轉換的時代理念而確立的不可避免的標準。

結論

在理解東(dong) 亞(ya) 古代木簡時,研究各個(ge) 地域出土的木簡形態的類似性,在說明木簡的係統發展過程中雖然有效,但通過木簡記載內(nei) 容來闡明古代東(dong) 亞(ya) 漢字文化的性質是有限的。韓國及日本的古代木簡使用的時期大體(ti) 在6世紀末到8世紀末,因此,通過這個(ge) 時期從(cong) 中國流傳(chuan) 而來的漢字文化和木簡的相關(guan) 性,對古代東(dong) 亞(ya) 社會(hui) 進行實證研究成為(wei) 可能。

古代東(dong) 亞(ya) 國家的中央集權製統治,是吸收從(cong) 中國流傳(chuan) 的律令體(ti) 製而成為(wei) 可能的,這樣說並不為(wei) 過。通過文書(shu) 行政,中央和地方的有效統治體(ti) 製的確立、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統治理念的普及等,構成了以上古代國家成立的重要要素。因為(wei) 以上要素都是以漢字為(wei) 媒介而傳(chuan) 播、被接受,所以通過熟知漢字來進行文書(shu) 行政、普及統治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對官吏們(men) 來說,具有一定水平的習(xi) 書(shu) 以及熟知《論語》《孝經》這類與(yu) 國家統治理念密切關(guan) 聯的經傳(chuan) ,是必須的要求。能確認與(yu) 此相同的古代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狀況的實證材料,便是出土文字材料《論語》。

與(yu) 中國出土的定州《論語》竹簡、敦煌懸泉置漢簡中所見《論語·子張篇》的部分內(nei) 容以及日本出土的29個(ge) 《論語》木簡相比較,韓半島出土的《論語》,隻有平壤貞柏洞364號墳出土的論語竹簡、金海鳳凰洞出土的《論語》木簡以及仁川桂陽山城的《論語》木簡這3個(ge) 。現在已經證明貞柏洞364號墓《論語》具有竹簡冊(ce) 書(shu) 的形態,和定州《論語》竹簡的形態及書(shu) 寫(xie) 方式有很多的類似。而推定為(wei) 7世紀時期的其餘(yu) 兩(liang) 處《論語》木簡書(shu) 寫(xie) 的都是《公冶長》篇的部分內(nei) 容,它們(men) 和單純的習(xi) 書(shu) 簡不同。682年在新羅設置國學,《論語》在國學入學和任用官吏時是必讀的書(shu) 目,在結束學業(ye) 的時候,通過授予大奈麻、奈麻等官位可以就任下級官吏。

日本出土的《論語》可以分為(wei) 學習(xi) 用和習(xi) 書(shu) 用兩(liang) 個(ge) 類型,韓國的木簡與(yu) 這樣的性質稍有不同。觀音寺遺址出土的《論語》木簡不僅(jin) 在形態上與(yu) 韓國木簡有很大的類似,而且習(xi) 得的過程也是通過國家製定的法令或製度進行,這一點可以解釋為(wei) 國家主導《論語》的普及,即統治理念的擴散。然而,日本《論語》木簡也有不同特征,其正麵和背麵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容找不到連續性,這樣的木簡反映出在實行“文書(shu) 行政”的律令統治和執行思想理念統治的官吏的狀態。

與(yu) 之相同,我們(men) 可以看到在東(dong) 亞(ya) 出土的木簡,不僅(jin) 在形態上具有類似性,而且伴隨著古代律令國家的成立,東(dong) 亞(ya) 木簡廣泛使用,它們(men) 和依據文書(shu) 行政及其相似的律令統治,以及並行的統治理念的普及有密切的聯係。因此,我們(men) 可以通過木簡來糾明古代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性質,理解“小天下”和“大天下”的觀念區分。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