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偽(wei) 與(yu) 醇疵：《孔子家語》的懸疑

作者：石瑊（北京大學哲學係）

來源：《文匯學人》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廿二日庚子

           耶穌2018年3月9日

▲三國魏明帝時期，王肅推出由己所注《家語》，王肅注《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即後世流傳(chuan) 之本。圖為(wei) 清玉海堂影宋蜀本《孔子家語》

作為(wei) 文獻辨偽(wei) 史上的兩(liang) 樁公案之一，《孔子家語》的辨偽(wei) 在曆史上經曆了三個(ge) 重要階段：馬昭的“增加”說，王柏的“王肅編《家語》，托名孔安國”及清人的“王肅偽(wei) 作《家語》”。而這三種不同形態偽(wei) 書(shu) 說的產(chan) 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偽(wei) 者以辨書(shu) 籍之真偽(wei) 為(wei) 名行辨義(yi) 理之醇疵之實。好在近幾十年間，隨著一批與(yu) 傳(chuan) 世《家語》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傳(chuan) 世《家語》之真偽(wei) 以及“王肅偽(wei) 作《家語》”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之中，有兩(liang) 部書(shu) 因為(wei) 十分重要卻又來曆可疑，引得後人聚訟紛紜，形成了文獻辨偽(wei) 史上的兩(liang) 樁公案。這兩(liang) 部書(shu) ，一是傳(chuan) 世《偽(wei) 古文尚書(shu) 》二十五篇，一是傳(chuan) 世《孔子家語》十卷。《古文尚書(shu) 》貴在五經之內(nei) ，地位遠較《家語》為(wei) 高，但因為(wei) 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漢儒經說經注亦見保存，所以要對此傳(chuan) 世之作二十五篇進行分辨甄別，尚屬有跡可循。因此，此《偽(wei) 古文》二十五篇現在一般認為(wei) 是東(dong) 晉梅頤所上，非複先秦舊籍。而與(yu) 之相比，《家語》的情況則更加特殊。

《漢書(shu) ·藝文誌》六藝略論語類下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這是《家語》在曆史上的最早記載。但此後該書(shu) 的流傳(chuan) 線索中斷，以致後人從(cong) 兩(liang) 漢文獻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條與(yu) 之直接相關(guan) 的記錄。待王肅推出由己所注《家語》，則已遲至三國魏明帝時期。王肅注《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即後世流傳(chuan) 之本。此本與(yu) 《漢誌》二十七卷本關(guan) 係如何，因為(wei) 可供比較的線索實在太少，沒有人能給出一個(ge) 定論。但由於(yu) 二者卷帙有別，《漢誌》本《家語》堙沒無聞，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當突兀，傳(chuan) 世《家語》可以說先天存有疑點，後人一般不認為(wei) 它就是《漢誌》著錄之本。所以顏師古在其下注雲(yun) “非今所有家語”，而《四庫全書(shu) 總目》亦稱“此本自肅始傳(chuan) ”。

如果說傳(chuan) 世本的卷帙與(yu) 來曆原本就足夠惹人懷疑，那麽(me) 王肅對此書(shu) 的推崇，則引起了更大的爭(zheng) 議。漢代經學，鄭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經學為(wei) 底，調入今文經學，對諸經融會(hui) 貫通，最終形成了一代通學，在當時和後世尊奉者甚眾(zhong) 。而經學史上，王肅是鄭玄最主要的反對者。史書(shu) 記載“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製、郊祀、宗廟、喪(sang) 紀、輕重，凡百餘(yu) 篇”（《三國誌·王肅傳(chuan) 》）。王肅與(yu) 鄭玄學術的差異主要集中在禮學儀(yi) 製上，但禮學儀(yi) 製本是實學，講求的是證據。漢儒議禮，聚訟紛紜，原因就在於(yu) 去聖久遠，無所據依，倘若經書(shu) 、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麽(me) 自然也不會(hui) 有這些問題產(chan) 生。王肅稱其“撰經禮申明其義(yi) ，及朝論製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家語序》），想要挑戰鄭玄，說服時人，改易風氣，實非易事。正當苦惱之時，《家語》一書(shu) 的獲得似乎讓他的學術命運迎來了轉機。

▲鄭玄，東(dong) 漢經學家，多著述，自成一家，號稱“鄭學”。鄭玄頭像取自清宣統修《常州鄭氏宗譜》，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孔子家語》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跡的纂集。題目標一“家”字，頗有孔氏家族內(nei) 傳(chuan) 的意思。而王肅謂此書(shu) 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孫孔猛，似乎也對此有所印證。王肅獲此寶書(shu) 在手，稱其聖人實事之論，與(yu) 之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足以證明其觀點與(yu) 孔氏無違。由此，王肅收羅各種證據，條理其觀點，撰集《聖證論》一書(shu) ，集中對鄭玄的學術進行質難。很明顯，書(shu) 名“聖證”，王肅就是要以《家語》中的聖人言論作為(wei) 核心證據來為(wei) 自己張本。此書(shu) 一出，當時的為(wei) 鄭學者多不以為(wei) 然，孫炎、王基等都有辯駁。而雙方交鋒最激烈的，當屬在朝廷主持下，王肅一派與(yu) 馬昭等為(wei) 鄭學者的直接辯論。從(cong) 今天留下的文獻來看，馬昭麵對王肅引“聖證”來質難鄭學時，其基本策略是通過比較，強調鄭學證據在可靠性上更勝一籌。如《禮記·檀弓》裏為(wei) 同母異父兄弟服喪(sang) 的問題，鄭玄同意經文中子遊服大功的觀點，而王肅引《家語》所載孔子語“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cong) 為(wei) 之服；不同居者，繼父猶且不服，況其子乎”，認為(wei) 情況當分兩(liang) 種。馬昭反駁雲(yun) ：“《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遊古之習(xi) 禮，從(cong) 之不亦可乎。”（《通典》）這實際是說，《家語》非經，未可輕信，而子遊從(cong) 孔子以學禮，是以其說鄭玄據之。

▲王肅，三國魏經學家，經學史上王肅是鄭玄最主要的反對者。王肅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但這裏有一條例外，《禮記·樂(le) 記》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辭未聞”，而王肅則據《家語》和《屍子》的記載補出了這一段歌辭。對此，馬昭雲(yun) ：“《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屍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禮記正義(yi) 》）在此，馬昭沒有按照他一貫的策略反駁王肅。原因是這不是涉及經文理解的是非問題，而是《南風》歌辭的有無問題。當王肅據文獻補出鄭注說無的歌辭時，馬昭是無法通過列舉(ju) 己方證據，進行比較加以反駁的。此時，馬昭若堅持要維護鄭學，那麽(me) 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肅證據的有效性。不過具體(ti) 視之，王肅所舉(ju) 兩(liang) 條證據的效力並不相同。《屍子》，《漢書(shu) ·藝文誌》歸雜家，不屬於(yu) 儒家典籍，不具備補充解說經文的資格。這一點馬昭很容易就能反駁，故曰“雜說，不可取證正經”。《家語》則不然，其中歌辭因出自孔子親(qin) 口，便自有權威，豈容憑空否定。此前馬昭稱《家語》固所未信，乃在於(yu) 經文有明證可據，然而其屬意子遊，尚且要設之以疑問語氣，婉轉申說，此足見《家語》“聖證”之功效。作為(wei) 一個(ge) 尊信鄭學的儒者，一方麵不能承認鄭注有失，另一方麵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論，馬昭的處境尤其尷尬。這時強調《家語》中《南風》歌辭來自王肅增添，並非真正的聖人之言，正是消解這一證據的有效性，從(cong) 而間接反駁王肅質難的唯一辦法。

通常，人們(men) 把《禮記正義(yi) 》裏馬昭的話視為(wei) 《家語》辨偽(wei) 的濫觴。馬昭的“增加”說，即認為(wei) 《家語》有部分內(nei) 容源自王肅摻入，可算《家語》偽(wei) 書(shu) 說的第一種形態。但可惜的是，馬昭對其“王肅增加”的觀點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持。而根據上文的分析，他在此處的反駁近乎辭窮，隻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語》的“聖證”性質，來達到維護鄭學的目的。換句話說，“王肅增加”與(yu) “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駁中具有某種等價(jia) 性，馬昭在意的不是《家語》一書(shu) 的真偽(wei) ，而是書(shu) 中內(nei) 容是否真的合於(yu) 義(yi) 理。

在鄭王經學論爭(zheng) 之後很長的時間裏，《家語》一書(shu) 的性質並未再引起較大的爭(zheng) 議。相反，晉代以降至於(yu) 隋唐，學者寫(xie) 書(shu) 注書(shu) ，對《家語》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語》，有關(guan) 爭(zheng) 議方才波瀾再起。朱熹本人對《家語》的見解相當通達。他說：“《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shu) ”，又說：“《家語》隻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shu) 雖多疵，然非肅所作。”（《朱子語類》）朱熹認為(wei) 傳(chuan) 世《家語》乃由王肅所編，但其內(nei) 容卻是淵源有自，沒有經過改易。但他也提到其書(shu) “不純”“多疵”，這是承認《家語》在義(yi) 理上有不足，從(cong) 而把該書(shu) 的性質真偽(wei) 與(yu) 義(yi) 理醇疵區分開來，對於(yu) 認識與(yu) 利用《家語》都有著積極的意義(yi) 。正因為(wei) 這樣的認識，朱熹在《中庸章句》裏，仍然有選擇地采用了《家語》的一些內(nei) 容進行注釋。

然而朱熹的三傳(chuan) 弟子王柏卻不認可這一做法，他專(zhuan) 門寫(xie) 有一篇《〈家語〉考》來表明自己的觀點。在文章裏，他說：“《家語》之書(shu) ，洙泗之的傳(chuan) 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yu) 秦，再變於(yu) 漢，三變於(yu) 大戴，四變於(yu) 小戴，五變於(yu) 王肅。洙泗之流風餘(yu) 韻，寂然不複存”，“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chuan) 》《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yu) ，混亂(luan) 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托以安國之名。”在王柏看來，曆史上原有孔門的傳(chuan) 之《家語》，此書(shu) 在義(yi) 理上精醇無比，但其在曆史流傳(chuan) 過程中一再發生變動，傳(chuan) 世《家語》隻是王肅所編。朱熹也說王肅編《家語》，但卻沒有討論此前是否另有別本《家語》及其性質的問題；而王柏則對王肅編《家語》的觀點進行了細化，指出了取材來源、編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國的行為(wei) 。隻是這些說法是否立得住腳，則大有疑問。傳(chuan) 世《家語》的確與(yu) 《左傳(chuan) 》等書(shu) 有大量互見內(nei) 容，隻是這些究竟是相互並行的同源材料，還是《家語》襲自後者，王柏完全沒作考慮。而一旦《家語》在內(nei) 容上的承襲有所疑問，則其“混亂(luan) 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的編纂方式更無從(cong) 談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國”，主要是傳(chuan) 世《家語》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國語氣的序文，他認為(wei) 這是王肅托名所作。有趣的是，雖然王柏認為(wei) 傳(chuan) 世《家語》係托名編纂而成，按理便不應輕信其間文字，但他所謂的《家語》“五變”之說，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國”序言及其後的“孔衍”上書(shu) 的內(nei) 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頭來看，王柏在說起王肅編《家語》時，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對此問題的輕率態度。整篇《〈家語〉考》乃為(wei) 糾正朱熹以《家語》注《中庸》而發，因此他在文末點明：“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yi) 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說，王柏的著意點乃在於(yu) 由論述傳(chuan) 世《家語》非孔門的傳(chuan) 來消解此書(shu) 在義(yi) 理層麵任何應用的可能。

與(yu) 馬昭“增加”說強調部分內(nei) 容的摻入不同，王柏一則強調《家語》在曆史流傳(chuan) 中的一再變動，二則強調傳(chuan) 世《家語》乃王肅編纂並托名孔安國。這可看作《家語》偽(wei) 書(shu) 說的第二種形態。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論述多不脫此範圍。影響所及，一直延續到清初姚際恒處。

乾隆時期，隨著學壇複古風氣的發展，漢學研究得以複興(xing) 。作為(wei) 漢學的代表，鄭玄及其學術在當時受到了特別的推崇。由此，王肅對於(yu) 鄭學的攻擊以及《孔子家語》在這中間發揮的作用，重新成為(wei) 了學者們(men) 所關(guan) 注的問題。昔日王肅著《聖證論》以質難鄭學，馬昭未能悉數化解其挑戰。清人尊鄭學，不能容忍王肅的挑戰，勢必需要有所回應。但他們(men) 卻不得不麵臨(lin) 一個(ge) 難題：《聖證論》已散佚，王肅難鄭的具體(ti) 意見已難於(yu) 知曉，是以他們(men) 無法直麵王學的質難而給予回擊。這時，轉而在王肅立論的主要依據——《家語》上動腦筋，成為(wei) 了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況且傳(chuan) 世《家語》素有疑問，又曾遭馬昭、王柏等人質疑，隻是未得徹底揭發。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礎上對此書(shu) 作進一步研究，以證明此乃王肅完全偽(wei) 作，其中內(nei) 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肅對鄭玄的相關(guan) 質難亦隨即消解。

因此，這一時期的《家語》辨偽(wei) 在問題意識和論證方法上都表現出了新的特點。梁玉繩序《家語疏證》雲(yun) ：“憶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館衡下，讎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闌，論及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思欲搜考以證其訛，因握筆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罷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業(ye) ，而晴江亦歿久矣。”此處敘述頗為(wei) 典型，足以反映當時學壇對待《家語》的態度。所謂“王肅撰《家語》”，即以《家語》為(wei) 王肅之著述。王肅對於(yu) 此書(shu) ，不再是一個(ge) 簡單的增添者或編纂者，而是創作了其中的內(nei) 容。學者間論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識之下，搜考線索證其訛謬倒成為(wei) 了一種炫耀博學、相互角力的遊戲。至於(yu) 最終的證據是十得五六，還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畢竟結論先已有之。

▲孫誌祖《家語疏證》清乾隆五十九年原刻本（出處：Xindeyong的微博），清人對待《孔子家語》的辨偽(wei) 邏輯從(cong) 中可見一斑。

當然，認真者總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這30年間，學者範家相、孫誌祖先後獨立完成了《家語證訛》與(yu) 《家語疏證》兩(liang) 部全麵討論王肅偽(wei) 作《家語》的專(zhuan) 著。這兩(liang) 部專(zhuan) 著不約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間比較分析的方法來進行論證，即將《家語》與(yu) 《左傳(chuan) 》《荀子》等書(shu) 進行比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異的文本，將他們(men) 的相同之處歸結為(wei) 王肅抄襲，而不同之處則歸結為(wei) 王肅篡改。同時，他們(men) 這種窮舉(ju) 式的文本分析，對應的正是王肅偽(wei) 造全書(shu) 的立場。範家相雲(yun) ：“王氏所注《家語》，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譏其‘雜而不純’。疑者但知其增加舊說，未有全指其偽(wei) 者。”範氏稱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偽(wei) 者”，即暗地裏誇耀了他們(men) 對《家語》認識的“發展”。而這一“發展”與(yu) 清人檢驗論據的動機，緊密相連。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若將《家語》與(yu) 他書(shu) 視作平行文本，是無法推斷出諸書(shu) 之間的承襲和改易關(guan) 係的。而範、孫二人之所以有此結論，實源自他們(men) 預設了《家語》晚出偽(wei) 作的立場。而此立場又恰是他們(men) 所需證成的觀點，所以從(cong) 邏輯上說他們(men) 的研究是一種循環論證。所以當有人，如陳士珂，預設了與(yu) 辨偽(wei) 者相反的立場，以同樣的方法著《孔子家語疏證》，證明《家語》非後人偽(wei) 作時，辨偽(wei) 派人士無法正麵反駁，隻得稱其書(shu) “反謂《家語》為(wei) 諸書(shu) 所本，強詞奪理，殆亦毛奇齡《古文尚書(shu) 冤詞》之流”（《郋園讀書(shu) 誌》）。另外，即使可以確定時代先後，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隻能證明文本的差異源自改易，卻無法指明改易者是誰。馬昭的“增加”說既缺乏證據，也隻是就局部內(nei) 容而發。範、孫二人將所有的“改易”都與(yu) 王肅關(guan) 聯上，無疑又存在過度推衍的問題。同一時期的官修學術巨著《四庫全書(shu) 總目》在《家語》提要下，以同樣的方法，舉(ju) 一例證明《家語·公冠》襲自《大戴禮記》，並稱“其割裂他書(shu) ，亦往往類此。反複考證，其出於(yu) 肅手無疑”。《家語證訛》與(yu) 《家語疏證》，尤其是後者，自問世起，便受到了廣泛的認同與(yu) 好評。有此二書(shu) ，再加上官方結論，則當時學術圈的整體(ti) 認知不難曉矣。因此，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孔子家語》辨偽(wei) 公案至“乾隆中葉問題完全解決(jue) ，公認為(wei) 魏王肅偽(wei) 撰”。隻是經過分析，範家相們(men) 的研究方法存在著邏輯誤區，並沒有證成他們(men) 的結論。

細繹清代辨偽(wei) 者的文本分析過程，則不難發現他們(men) 暗藏在辨偽(wei) 活動背後的經學思維的實質。翻開清人的疏證，不難發現他們(men) 在發掘傳(chuan) 世《家語》“偽(wei) 造之跡”的同時，總是在不厭其煩地暗示其內(nei) 容的不可信。但是書(shu) 籍之真偽(wei) 與(yu) 內(nei) 容記載之真偽(wei) 是兩(liang) 組不同的概念，它們(men) 之間並不能無差別等同。從(cong) 文獻學上來說，偽(wei) 書(shu) 一般是指創作年代失察、作者認定失實或者書(shu) 本內(nei) 容不同於(yu) 原書(shu) 的一類書(shu) 籍。而所謂內(nei) 容記載之真偽(wei) 則是指書(shu) 籍內(nei) 容所記是否符合曆史真實的問題。偽(wei) 書(shu) 中，固然有內(nei) 容出自後人虛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實的情況。但是如果後人在作偽(wei) 過程中，選擇了可信的史料，本著如實的態度創作內(nei) 容，那麽(me) 則偽(wei) 書(shu) 裏也可能存在著與(yu) 曆史真實相合的內(nei) 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確、年代歸屬清晰，內(nei) 容未經後人改動的書(shu) 籍也有可能會(hui) 因為(wei) 作者虛構、失察、諱言等諸多原因記載了不符合曆史的內(nei) 容。

《孔子家語·相魯》“而西方之諸侯則焉”一句，《家語疏證》辨析雲(yun) ：“案‘西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於(yu) 一字，改為(wei) ‘西方’，而注雲(yun) ：‘魯國在東(dong) ，故西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纖。司馬貞《史記索隱》反據以為(wei) 說，何也？”《史記》稱“四方”是泛指；《家語》因魯國在東(dong) ，故曰“西方諸侯”，亦通。兩(liang) 者小異，應屬於(yu) 記載異辭，完全不影響讀者對於(yu) 文意的把握。司馬貞《史記索隱》雲(yun) “《家語》作‘西方’”，同時引王肅注，不過取相近記載發明《史記》之文。而孫誌祖認為(wei) 此處經過改動，不足以補正《史記》，從(cong) 而將書(shu) 籍之偽(wei) 與(yu) 內(nei) 容記載之偽(wei) 等同了起來。

不僅(jin) 如此，如果我們(men) 進一步觀察清人的疏證，便可發現他們(men) 判定《家語》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隻是簡單利用經籍的權威性來得出結論。如《家語》“孔子之楚”至“無祭者乎”一節，《家語證訛》雲(yun) ：“本《說苑·貴德篇》。聖人之祭，何等鄭重。乃欲以棄糞壤之物受之，以進祖考，何以為(wei) 聖人？不經尤甚。”範家相以《家語》記孔子受腐魚以祭祖的行為(wei) 與(yu) 經書(shu) 所見孔子態度不合，便認為(wei) 不可相信。其實，經書(shu) 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曆史的本來麵目，是一個(ge) 需要慎重探討、仔細研究的問題。而《家語》中孔子的行為(wei) 與(yu) 其對待祭祀的鄭重態度是否完全衝(chong) 突，也是個(ge) 值得分析的問題。範家相對這兩(liang) 個(ge) 問題避而不提，簡單地認定《家語》所記“不經尤甚”，實際上是以經籍的權威性作為(wei) “信”與(yu) “不信”判斷標準。又以前舉(ju) “而西方之諸侯則焉”而論，即使有些極度簡單的疏證從(cong) 表麵上看僅(jin) 止於(yu) 辯駁異文而無甚深意，但是細思之下，似乎仍不難發現其中所表現出的經學思維方式。此處《史記》雖不是經籍，但早已經典化。清人多稱史遷著書(shu) 上繼《春秋》，深於(yu) 義(yi) 法，考信必於(yu) 六藝，敘事多本經傳(chuan) 。又謂作《孔子世家》，乃據素王之說，推尊孔子，下筆曾反複斟酌以盡善。是故，《世家》之語相較於(yu) 《家語》，仍有著類似經籍的權威性，不可輕改。

因此，清人的疏證工作，實際是由論證《家語》是偽(wei) 書(shu) ，進而否定其內(nei) 容記載的真實性，而他們(men) 的判斷標準和思維方式卻是利用經籍的權威性來勘驗《家語》。在這過程中，由古書(shu) 辨偽(wei) 到史料甄別再到與(yu) 權威經籍相勘驗，問題被置換了兩(liang) 次。所以說範家相們(men) 疏證工作的實質是一種經學活動，其最終目的是想要說明傳(chuan) 世《孔子家語》不合於(yu) 深具大義(yi) 的經籍文獻，不具備充當經學證據的資格。

乾隆時期形成的“《家語》王肅偽(wei) 作”的觀點是《家語》偽(wei) 書(shu) 說的第三種形態。其核心乃在於(yu) 強調王肅改易材料，偽(wei) 造《家語》全書(shu) ，因此其書(shu) 內(nei) 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來，疑古風潮逐漸興(xing) 起並大盛，疑古派接受繼承了清人的觀點，這使得《家語》在文史研究領域長久地被棄擲不道。但現在看來，清人的疏證並不是客觀的文獻辨偽(wei) 活動，而其最終目的乃在於(yu) 消解《家語》作為(wei) 王肅經學立論依據的合理性。

回顧《家語》辨偽(wei) 在曆史上的三個(ge) 重要階段，可以發現有關(guan) 此書(shu) 真偽(wei) 的爭(zheng) 議總是同與(yu) 之有關(guan) 義(yi) 理的爭(zheng) 議相伴相生。不論是馬昭的“增加”說，還是王柏的“王肅編《家語》，托名孔安國”，抑或是清人的“王肅偽(wei) 作《家語》”，這些不同形態的偽(wei) 書(shu) 說產(chan) 生的背後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偽(wei) 者以辨書(shu) 籍之真偽(wei) 為(wei) 名行辨義(yi) 理之醇疵之實。換言之，他們(men) 預設了真《家語》必然是孔門的傳(chuan) 而極富精醇義(yi) 理的前提。而這又非為(wei) 質疑《家語》者所獨享，除開王肅取之以為(wei) “聖證”外，稱頌此書(shu) 價(jia) 值者曆代不絕。在儒教立國的時代裏，一般士人要擺脫意識形態的幹擾，將這本名字帶有“孔子”二字的書(shu) 籍本身的真偽(wei) 與(yu) 義(yi) 理的醇疵兩(liang) 分看待，實在是一個(ge) 艱難的考驗。這也就是為(wei) 什麽(me) ，盡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陳士珂發出“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shu) 並行，至於(yu) 今不廢，何獨於(yu) 是編而疑之也”（陳詩《孔子家語疏證序》）的詰問，卻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顯諸書(shu) 互見文字，以示《家語》內(nei) 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語疏證》也長期被視為(wei) 辨偽(wei) 專(zhuan) 著，而備受誤解。

近代以來，以經學為(wei) 中心的傳(chuan) 統學術體(ti) 係的解體(ti) 和以文獻史料為(wei) 基礎的現代文史學術體(ti) 係的建立，使得客觀探究書(shu) 籍的真偽(wei) 性質及其形成過程成為(wei) 可能。而近幾十年間，隨著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等一批與(yu) 傳(chuan) 世《家語》相似材料的出土，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傳(chuan) 世《家語》之真偽(wei) 以及“王肅偽(wei) 作《家語》”的問題。研究者們(men) 一方麵意識到出土材料的發現可以證明傳(chuan) 世《家語》與(yu) 諸書(shu) 的互見內(nei) 容可能並非簡單的承襲關(guan) 係，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們(men) 可能存在某個(ge) 共同的源頭，卻經曆了更為(wei) 複雜的演化過程。因此，傳(chuan) 世《家語》應當可以脫去“偽(wei) 書(shu) ”的帽子，而進一步考慮孔安國編纂此書(shu) 的可能，及其在儒學上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而同時，研究者發現，與(yu) 出土文獻、乃至《說苑》等書(shu) 相比較，傳(chuan) 世《家語》文本上存在著大量後代生成的痕跡，因此證明傳(chuan) 世《家語》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時代更晚，傳(chuan) 統上以王肅為(wei) 作偽(wei) 者的意見似不宜輕易放棄。

▲圖為(wei) 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其中的《儒家者言》與(yu) 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等一批與(yu) 傳(chuan) 世《家語》相似材料出土後，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傳(chuan) 世《家語》之真偽(wei) 以及“王肅偽(wei) 作《家語》”的問題。

以上兩(liang) 方麵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著局限性。英國曆史學家埃爾頓（Geoffrey R. Elton）說：“曆史研究並非對過去的研究，而是對過去的當前痕跡的研究；如果人們(men) 所說、所想、所做以及所經曆的事情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那麽(me) 這些事情就好像從(cong) 來沒有存在過。至關(guan) 重要的因素是當前的證據，而不是過去的存在這一事實；從(cong) 嚴(yan) 格意義(yi) 上來說，那些沒有材料來回答的問題並不是問題”，“曆史學家的方法有時促使他依據消失之物周圍仍然存在的事物來重建它。不過限製依然是重要的，在實踐中尤其如此。”（《曆史學的實踐》）分辨傳(chuan) 世《家語》真偽(wei) 的疑難在於(yu) ，一方麵除了《漢誌》中二十七卷的著錄外，我們(men) 無法找尋到更多的《家語》在漢代流傳(chuan) 的線索，因此無以傳(chuan) 世《家語》即漢代流傳(chuan) 之本；而另一方麵，比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跡，卻無法說明這些痕跡源自王肅。以當前的證據與(yu) 方法，既然無法解決(jue) 這一爭(zheng) 議，那麽(me) 我們(men) 其實可以暫時將其擱置，而選擇一條更為(wei) 超脫的路徑。

在過去，像《家語》這類早期古籍的真偽(wei) 問題之所以會(hui) 產(chan) 生，引得人們(men) 紛紛討論，實源於(yu) 人們(men) 對於(yu) 書(shu) 籍著作權的一種粗略認識，即一本書(shu) 應該有明確的作者，可考的創作年代以及穩定的文本內(nei) 容。但是，這樣的觀念往往隻能反映後世個(ge) 人的著述體(ti) 例，用以匡範先秦至漢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則力有不逮。由於(yu) 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加以及研究的漸次深入，學者已經意識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曆經一個(ge) 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在這期間，它的內(nei) 容的創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編次都不是很固定；從(cong) 最早的麵貌到最終定本的產(chan) 生之間，古書(shu) 可能經過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種“真”“偽(wei) ”二分的判斷標準並不適合用來說明早期古籍的性質，因而對這些古書(shu) 著作權的追問，應當轉換成對其形成、編纂、流傳(chuan) 過程的一種曆史的動態的把握。事實上，利用相似的互見材料對《家語》進行嚴(yan) 謹細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與(yu) 演化，已成為(wei) 了當前《家語》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現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運；能夠剝離義(yi) 理的判斷而客觀分析文本，現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級，《家語》的懸疑或將逐步揭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