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視域中荀子的崇學觀及其與(yu) 孟學的分野

作者：張明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17年第9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十五日癸巳

           耶穌2018年3月2日

作者簡介：張明(1976-)，男，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與(yu) 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山東(dong) 濟南250002

內(nei) 容提要：荀子繼孔子之後發揮了儒家的崇學觀，但孟子則從(cong) 性善論的角度並不關(guan) 注向外之“學”，這是荀孟二者之間的巨大分歧。韓愈首倡“道統”說，尊孟而抑荀，被宋明理學家所借用和發揚，孟荀的思想地位遂成雲(yun) 泥。學術史上的漢宋之爭(zheng) ，實質上是由荀孟在“學”的問題上的分歧作為(wei) 內(nei) 因所推動的。

關(guan) 鍵詞：學/荀子/孟子/漢學/宋學

標題注釋：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韓愈儒學思想與(yu) 中晚唐儒學複興(xing) 運動研究”(項目號：17BZX050)階段性成果；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荀學史”(項目號：12AZX007)階段性成果。

荀子是繼孔子之後先秦儒家在“學”的問題上發揮最多的思想家，《勸學》一篇，酣暢淋漓，素為(wei) 世人所重，至今耳熟能詳。但是，如果我們(men) 不僅(jin) 僅(jin) 把荀子的這種崇學觀視作一般性、孤立的東(dong) 西，而是置於(yu) 整個(ge) 學術史、思想史的領域中來審視的話，那麽(me) 這種觀念實則具有某種實質性的思想價(jia) 值和標準。這種價(jia) 值和標準，不僅(jin) 將先秦儒家與(yu) 其他諸子百家之間區分開來，而且在先秦儒家內(nei) 部，也將荀子之學與(yu) 孟子之學的差別加以凸顯。更為(wei) 重要的是，荀、孟在“學”這個(ge) 問題上的分歧始終以一種潛隱的方式，貫穿於(yu) 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的進程中，某些表麵上看來僅(jin) 僅(jin) 是學術性的爭(zheng) 議，卻完全可以追溯到這種思想分歧上。

一、孔、荀相繼的儒家崇學思想路線

作為(wei) 儒家學說的締造者，孔子非常關(guan) 注“學”的問題，《論語》中記載的有關(guan) 言論可謂順手拈來、俯拾皆是，如：

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論語·學而》)；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wei) 政》)；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

據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附《論語詞典》統計，在《論語》中，“學”作為(wei) 實詞概念出現過64次，僅(jin) 次於(yu) “仁”(109次)這樣的核心詞。不涉及“學”字，而含有“學”之意義(yi) 的話語就更多了，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論語·雍也》)等等。此種遍布於(yu) 《論語》諸篇中的言論，從(cong) 內(nei) 容上講也極為(wei) 豐(feng) 富，既有簡略的勸勉之語，也有深刻的治學方法，不一而足，多成為(wei) 今人口耳相傳(chuan) 的格言警句，足以見出孔子對“學”的重視。

荀子繼承了孔子的崇學觀，他所作《勸學》篇，可謂是先秦儒家首次係統性闡述這一觀念的論文。這種繼承性，在曆代《荀子》書(shu) 整理者那裏得到了體(ti) 現。漢代劉向整理《荀子》，為(wei) 其編定目次，置《勸學》為(wei) 首篇，至中唐時期楊倞首為(wei) 作注，對目次進行了重新編排，與(yu) 劉向有所差異，如將《性惡》篇提前，而置《堯問》為(wei) 末篇，但仍以《勸學》為(wei) 第一。這種編排是頗有深意的：《勸學》對應了《論語》首篇《學而》，《堯問》則對應了《論語》的末篇《堯曰》，這樣，《荀子》書(shu) 就與(yu) 記載孔子言行的經典《論語》在形式上形成了對應關(guan) 係，通過這種對應也就表達了編目者視荀子為(wei) 孔子後繼者的看法。楊倞說：“觀其(按指荀子—作者注)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luan) 興(xing) 理，易於(yu) 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shu) 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荀子注·序》)就把這層意思說得很清楚。

就《勸學》篇顯示出的儒家學說特色來說，荀子在這篇論文中闡述了先秦儒家在“學”這個(ge) 問題上的兩(liang) 個(ge) 重要觀念：一是“學”的行為(wei) ，二是“學”的對象。前者闡明的是學習(xi) 的必要性，即“勸學”之“勸”，勸勉人們(men) 要篤行“學”之實踐，要“學不可以已”。其中很多內(nei) 容跟孔子之語相仿，如“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是對《論語》“思而不學則殆”的進一步發揮。後者闡明學習(xi) 的對象，即《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等經典。孔子談“學”，較為(wei) 寬泛，但其核心對象也是儒家經典，他認為(wei)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即是以“六經”作為(wei) 教育子弟的主要內(nei) 容。荀子發揮了孔子的這一思想，進而加以係統的說明：“故《書(shu) 》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le) 》之中和也，《詩》、《書(shu) 》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勸學》)他對學習(xi) 的對象內(nei) 容、次序安排作出明確的規定，認為(wei) 學習(xi) 是有始有終的，從(cong) 誦經開始，而終乎《禮》；通過這一學習(xi) 的過程，能夠理解儒學的真義(yi) ，使自身的修養(yang) 從(cong) 一個(ge) 普通的士人，而能逐漸向聖人看齊。

由孔子到荀子一脈相承的崇學思想，實則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之為(wei) 儒家的一種標誌。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說？首先就具體(ti) 人物來說，孔、荀之間有很大相似之處，即二人皆以老師的身份而獲盛名，所以重視“學”，勸勉學生子弟致力於(yu) 學，以儒家經典作為(wei) 教授的內(nei) 容等等，實則與(yu) 這種特殊身份相關(guan) 。孔子是中國古代第一個(ge) 設立私學的教師，“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特為(wei) 後世所稱譽，被尊崇為(wei) “至聖先師”，人盡皆知，自不待言。荀子生活在戰國末期，遊學於(yu) 齊國，曾多次擔任當時人文薈萃之地稷下學宮的祭酒，其學生如韓非、李斯、浮丘伯、陸賈、張蒼等皆是著名人物，故司馬遷稱其“最為(wei) 老師”(《史記·孟軻荀卿列傳(chuan) 》)。對先秦典籍的保存和傳(chuan) 授，孔子之後，以荀子的貢獻最大，秦火之後，《詩》、《書(shu) 》等經典能夠再度傳(chuan) 習(xi) ，有賴於(yu) 荀子後學的發揚。儒家重視經典，重視傳(chuan) 承，因此在“學”的問題上就特別關(guan) 注，可以說，儒學能夠在幾千年來的中國曆史上延綿不絕，這種崇學的思想在其間著實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

其次，更為(wei) 重要的是，正是對於(yu) “學”的重視，把儒家學說與(yu) 其他諸子學說之間區分開來。從(cong) 儒家的起源來看，“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為(wei) 最高。”(《漢書(shu) ·藝文誌》)“仁義(yi) ”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六經”則是其崇奉的經典，通過對經典的學習(xi) ，領悟仁義(yi) 的理念，才能通達於(yu) 大道，成君子，成聖人。所以對經典著作、禮儀(yi) 規範的重視與(yu) 學習(xi) ，乃是出於(yu) 儒家自身的規約，非如此則不稱其為(wei) 儒家了。相比較而言，其他諸子百家則沒有像儒家那樣關(guan) 注“學”的問題。與(yu) 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其開創者墨子本人雖出於(yu) 儒學之門，曾對儒家典籍、禮儀(yi) 規範相當熟悉，卻最終成為(wei) 儒學的反對者。墨家反對儒家的一個(ge) 重要方麵，就是對儒家秉承的周代繁文縟節、等級禮法的批評，“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提倡“節用”、“非樂(le) ”，以素樸的方式生活和幹政。在這樣的觀念指導下，墨家的著重之處在“行”，而不在“學”，《墨子·非攻》篇所記載墨翟本人不辭辛勞奔波於(yu) 諸侯之間以平息戰亂(luan) 的事跡，很能說明墨家的這種傾(qing) 向。作為(wei) 先秦另一大思想派別的道家，也對“學”不甚重視。老子說，“為(wei) 學日益，為(wei) 道日損”(《老子·第四十八章》)，是把“學”作為(wei) “道”的對立麵來看待；莊子則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養(yang) 生主》)，也不認為(wei) 學習(xi) 知識乃人生之要事。老莊的學說，雖然有其辯證的一麵，但是不把“學”作為(wei) 通達“道”的必要途徑，則是非常明確的。至於(yu) 其他各家，在“學”這個(ge) 問題上大致相仿，都沒有孔、荀這般重視。

二、荀、孟在崇學問題上的分歧

雖然我們(men) 把崇學思想作為(wei) 儒家學說內(nei) 在的、必要的組成部分來看待，但是先秦儒家內(nei) 部在這個(ge) 問題上仍然產(chan) 生了分歧。作為(wei) 先秦儒家繼孔子之後的另一位大師，孟子則很少關(guan) 注“學”，他既不像荀子那樣，開門見山，對此專(zhuan) 門發表係統性議論，而且比之於(yu) 孔子，涉及一般意義(yi) 上的“學”，他談得也很少。孟子在這個(ge) 問題上的態度，有一句話可以總括：“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按照我們(men) 一般意義(yi) 上理解的“學”，即對知識的學習(xi) ，是一種向外的、延展的行為(wei) ，有其外在客體(ti) 對象，孔子、荀子的“學”，都主要是這個(ge) 意思。學習(xi) 所指向的客體(ti) 對象，可以是典籍文獻，譬如《詩》《書(shu) 》，也可以是相關(guan) 的人物，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荀子說“學莫便乎近其人”，都具有這種含義(yi) 。但是在孟子那裏，“學”卻是一種向內(nei) 的、回返的行為(wei) ，它無需假於(yu) 外物，直歸於(yu) 本心即可，也就是說，孟子不認為(wei) 學習(xi) 是向外的求知，而是向內(nei) 的回到自我，回到內(nei) 心。

孟子的這種態度，與(yu) 他提倡的性善論是一致的。在孟子的學說中，人性的根底就是善的，有仁、義(yi) 、禮、智的四端，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那麽(me) 個(ge) 體(ti) 的修養(yang) 要達到至善的境地，要成為(wei) 聖人，就無需假於(yu) 外物，而是不斷地掃除外物對內(nei) 心的幹擾，恢複到人性的本真之善來。這裏涉及了儒家的人性論問題。我們(men) 知道，人性的善惡，孔子沒怎麽(me) 講過，隻說“性相近也，習(xi) 相遠也”(《論語·陽貨》)等很簡略的話，並沒有判定人性的本質是善是惡，“孔子的仁的思想所關(guan) 注的始終是各種善的價(jia) 值的實現……他從(cong) 來沒有想過將仁作為(wei) 一種特定德性以便在形而上學層麵上將這一意義(yi) 上的仁確立為(wei) 某種人性規定”①，但是在孔子之後的孟、荀兩(liang) 位先秦儒學大師那裏，人性善與(yu) 人性惡成為(wei) 彼此最大的分歧。荀子站在孟子的對立麵，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wei) 也”(《荀子·性惡》)，認為(wei) 要達到“善”的目標，決(jue) 不能隻依憑本性本心，而是要通過“偽(wei) ”的途徑。何為(wei) “偽(wei) ”？楊倞注曰：“偽(wei) ，為(wei) 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二人作為(wei) 之者，皆謂之偽(wei) 。”這個(ge) 注解是否得當，今人尚有討論，但其中包含的一層含義(yi) 是可以肯定的，即“善”並非天性自然可以順之達致的，而必須通過後天的作為(wei) 才能夠獲得。那麽(me) ，這種後天的作為(wei) 是什麽(me) 呢？“學”就必然為(wei) 其主要方式和形態。相反地，不進行學習(xi) ，不懂得遵守禮法規範，任由人的情欲自在發展，則必然導致“惡”的後果。由此可見，孟子、荀子之間，雖然都以“善”為(wei) 目的，但是取法上一個(ge) 向內(nei) ，一個(ge) 向外。向內(nei) 者，唯求放心，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是故可以不學不慮，而仍可良知良能。向外者，化性起偽(wei) ，曰“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歿而後止也”(《荀子·勸學》)，是以人生雖有涯，而好學無厭，不可以已。

先秦儒家關(guan) 心身心之修養(yang) ，知識之構成，其根本目的還是要幹預政治、應對時代之現實問題。孟、荀在“學”的問題上的分歧，就因此在二者的政治觀念上得以體(ti) 現，在二者的政治實踐中得以驗證。孟子之“學”，在講求內(nei) 心，內(nei) 心如果能夠達到“仁”的高度，那麽(me) 一切外在的行為(wei) 包括治理國家等等，都可以獲得合乎道德的現實價(jia) 值，這其實就是儒家由“內(nei) 聖”而開出“外王”的思想進路。所以，孟子周遊列國，推行他的這一政治主張，應對各國君主的谘詢時，一概以“仁政”作為(wei) 出發點，而置具體(ti) 的利害於(yu) 不顧。從(cong) 具體(ti) 現實的角度看，孟子從(cong) 這種抽象的、內(nei) 在的“仁”來要求當時的諸侯，要求他們(men) 成為(wei) 像堯舜那樣理想化的聖人、仁君，實在是不合時宜的，是故司馬遷說：“天下方務於(yu) 合從(cong) 連衡，以攻伐為(wei)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記·孟軻荀卿列傳(chuan) 》)這就無怪乎諸侯不用其說，甚至嫌他“迂闊”了；而孟子最終也不得仕，隻能通過著書(shu) 立說來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荀子則不同。從(cong) 政治實踐看，他不僅(jin) 自己先後仕於(yu) 齊、楚，為(wei) 蘭(lan) 陵令，其弟子李斯等更是秦國統一大業(ye) 的重要政治家和參與(yu) 者。同樣出於(yu) 儒家學派，為(wei) 何孟子的學說被當政者認為(wei) “迂闊”而不被采納，而荀子的學說卻產(chan) 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呢？路德斌先生指出：“孔、孟哲學與(yu) 荀子哲學事實上是兩(liang) 種不同處境下的理論，前者對應的是以血緣宗法關(guan) 係為(wei) 主導的家國同源與(yu) 同構的‘分封製’政體(ti) ，而後者對應的則是以地緣和政治關(guan) 係組織為(wei) 主體(ti) 、血緣宗法關(guan) 係日趨衰微且不可逆轉的‘郡縣製’政體(ti) 。當然，這種處境的不同並沒有改變荀子依然還是儒家的學派屬性，但不能無視的是，在很多層麵上，荀子的思維和思想確確實實因此之故而較之孔、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尤其是在與(yu) 這種處境密切相關(guan) 的治道問題上，由荀子運思而出的是一個(ge) 與(yu) 孔、孟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十分不同的治道理念，這就是法治。”②荀子政治理念的形成，不是抽象地固守血緣宗法社會(hui) 條件下的政治道德化的“內(nei) 聖外王”思路，而是依據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了的社會(hui) 政治現實，講求隆禮重法、禮法並用，因而符合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後人甚至評價(jia) 說：“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深道，用之期月，荊可王矣。”(唐皮日休《春申君碑》)在這一維度上，荀子所強調的“學”，就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學而學，不是膠柱鼓瑟一味因循舊說，而是具有“學以致用”的態度了。《勸學》篇雲(yun) ：“不道禮憲，以《詩》《書(shu) 》為(wei) 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餐壺也，不可以得之矣。”《詩》《書(shu) 》固然是經典，是學習(xi) 的對象，但是用它們(men) 來治理國家，猶如用手指去測量深不見底的河流，用武士的矛戈來舂搗小米，用尖利的錐子去切開瓠瓜一樣，所用的工具與(yu) 所要實現的目的之間毫不相稱。所以，仁義(yi) 用以修身則可，用以治理國家的還需禮法。

三、漢宋與(yu) 荀孟：學術史分歧的表與(yu) 裏

中國古典學術史，尤指漢代以後迄於(yu) 清末的學術發展曆程，向被前人總結為(wei) 漢學、宋學兩(liang) 派。③此種分別，出自清代考據學家的意見，他們(men) 為(wei) 了反駁宋、明以來的道學隻重視闡發義(yi) 理，疏於(yu) 對經典的研讀與(yu) 辨證，故而重新提倡漢代學術的作風，尤以許慎、鄭玄為(wei) 宗。漢學，以注疏經傳(chuan) ，辨析字句，考鏡源流為(wei) 己任，務求通曉經典著作的本意，以此作為(wei) 學術思想的起點。故張之洞在《書(shu) 目答問》中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小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宋學，即道學、理學、心性之學，在清代考據學家看來，則疏於(yu) 求證字句的原義(yi) ，擅自加以發揮，“擺落漢唐，獨研義(yi) 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wei) 不足信……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jue) ，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從(cong) 史實上考索，此言雖標明“宋”學，其實並非宋代即如此，因宋時道學尚未全麵占據主流，而宋代的學者在注疏經傳(chuan) 的方麵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即如道學家的代表朱熹，為(wei) 《四書(shu) 》作注，雖沒有漢儒那般詳盡，但言簡意賅，了然清晰，不是真正有學者難以為(wei) 之。但是，作為(wei) 一種發展的導向，宋學相對於(yu) 學術而言迄至明朝中後期逐漸走向了蹈虛甚至荒誕的一麵，這倒是不爭(zheng) 的事實。

曆來關(guan) 於(yu) 漢宋之別的看法各有不同：或者讚揚宋學之思想的發揮，以明末為(wei) 思想大解放時代者有之；或者認同漢學的嚴(yan) 謹態度，以乾嘉考據之學為(wei) 國學立足之本者亦眾(zhong) 多。要之，思想與(yu) 學問兩(liang) 者之間，竟而形成了相互扞格、水火不容的對立態勢，時至今日尚有“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說法。按照通常的邏輯，學問乃思想之根基，思想乃學問之升華，二者之間本不相抵觸，而是相依相傍的關(guan) 係，何以在中國學術史以及思想史的上竟形成了這般局麵？有論者說，清儒之所以專(zhuan) 注於(yu) 繁瑣考證，而置思想於(yu) 不顧，是因為(wei) 滿人入關(guan) 主政，施行文字獄等等鉗製政策，因此知識分子不敢言思想，而將精力投入到尋章摘句、皓首窮經的瑣屑考據中。這種說法幾成定論，而其從(cong) 社會(hui) 政治角度所做出的論斷也不可不謂極有道理。但是筆者仍持有懷疑：先就學術發展自身來看，上述的說法就不甚可靠。清代考據學的勃興(xing) ，不是從(cong) 清人入關(guan) ，而是從(cong) 明朝末年就先期展開了，從(cong) 劉宗周到顧炎武，已經逐漸意識到了空談心性、疏於(yu) 讀書(shu) 的弊病，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的觀點，自覺地對宋學進行批判，轉而致力於(yu) 典籍的研習(xi) 、注解、考據工作。這提供了另一條解釋的思路，即學術史的發展有其內(nei) 在的自律性，並不僅(jin) 僅(jin) 受外在的社會(hui) 政治因素的影響，這種內(nei) 因則可能是導致其中斷、變革乃至複興(xing) 等等表象的決(jue) 定性因素。沿著這條線索，我們(men) 繼續向前追溯，那麽(me) 究竟有什麽(me) 內(nei) 在的決(jue) 定性因素，導致了漢學與(yu) 宋學的分裂與(yu) 殊途呢？筆者以為(wei) ，正是由來已久的荀、孟在“學”的問題上的分歧，在唐宋之際的具體(ti) 曆史語境和思想語境中被凸顯出來，成為(wei) 漢、宋之別的真正內(nei) 因。

其一，荀孟之別與(yu) 漢宋之辨在學術思想史上的發生、發展是共生性的。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就要追溯到唐代中晚期由韓愈主導的一場儒學複興(xing) 運動上麵。韓愈為(wei) 應對佛、老之學的泛濫與(yu) 挑戰，首倡“道統”說，要為(wei) 儒學的呈遞關(guan) 係作一種正名，在向前推演的過程中，他獨推能拒楊、墨的孟子為(wei) 楷模，以孔-孟這條路線為(wei) 儒學的正統，且斷然宣稱：“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原道》)他的這種斷語，就把孔、孟之外的儒家統統排斥於(yu) “道統”之外，尤其針對荀子。盡管韓愈對荀子之學並未全麵否定，並且稱其“要其歸，與(yu) 孔子異者鮮矣”(《讀荀子》)，“荀卿守正，大論是弘……吐辭為(wei) 經，舉(ju) 足為(wei) 法，絕類離倫(lun) ，優(you) 入聖域”(《進學解》)，但是在“道統”這個(ge) 嚴(yan) 酷的標準麵前，卻仍不能見容於(yu) 統序之內(nei) 。④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是，當韓愈將孟子與(yu) 荀子相提並論時，稱孟子“醇乎醇”，稱荀子則“大醇而小疵”，首次將孟、荀作比較，且得出了孟高荀低的結論。要知道，在韓愈之前的儒學發展史上，自太史公為(wei) 兩(liang) 位先秦大儒作傳(chuan) 開始，向來孟荀並舉(ju) ，從(cong) 未有人考校二者孰高孰低、孰優(you) 孰劣；另一方麵，漢唐以來以尊經學經為(wei) 主，唐初更是進行了官方整理，作《五經正義(yi) 》為(wei) 遵循修習(xi) 的範本，諸子之學僅(jin) 作為(wei) 解釋經典的附庸，其地位並不彰顯。韓氏之論一出，遽爾引發了諸多思想爭(zheng) 議，一者向被忽略的諸子之學被抬升起來，二者則是有關(guan) 孟荀的比較也成為(wei) 熱議的話題。

及至宋代，一方麵由於(yu) 韓愈“道統”說的持續影響，另一方麵則因為(wei) 道學家為(wei) 建構自身思想體(ti) 係之所需，孟子的地位越來越得以提升，相對地，荀子的地位則逐漸下降乃至於(yu) 湮沒不彰。程頤曾評價(jia) 說：“荀子極偏駁，隻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十九》)朱熹則更斷言道：“不須理會(hui) 荀卿，且理會(hui) 孟子性善。……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cong) 頭到底皆不識。”(《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可見，程朱理學家關(guan) 注的重心在孟子的“性善”上，以此作為(wei) 建立學說的基礎，那麽(me) 處於(yu) 對立麵的性惡論者荀子就成為(wei) 的批評排斥的對象了。事實上，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其思想的進路都是從(cong) 孟子心性之學上開啟的，隨著這種被統標為(wei) “宋學”的新學說體(ti) 係的建立與(yu) 發展興(xing) 盛，孟、荀之間不平衡的態勢越趨極端化。孟子不僅(jin) 在元豐(feng) 七年(1084)從(cong) 祀孔廟，又在元至順元年(1330)被奉為(wei) “亞(ya) 聖”，相反地，荀子則在明嘉靖年間被罷祀，幾乎被逐出儒林。與(yu) 此同時，《荀子》書(shu) 雖然在中晚唐時期有了楊倞的校注本，但自此以後卻很少有人關(guan) 注，相反《孟子》則由朱熹重新進行章句注疏，與(yu) 《論語》等並稱《四書(shu) 》。自此《四書(shu) 》之學反而超越了《五經》，成為(wei) 官方指定的開科取士之範本，而《孟子》也逐漸地升入“經”的行列。

從(cong) 上述曆史進程的描述看，宋學代漢學而興(xing) ，實則與(yu) 孟學升格、荀學沒落並時發生。這既是一個(ge) 學術史的事件，也是一個(ge) 思想史的事件，二者是糾纏在一起的。清儒汲汲於(yu) 考據訓詁之學，以此來指斥宋學的偏頗，卻未能深切了解其中的根由，正因思想觀念的變化，帶動了整個(ge) 學術風氣的轉向。雖然清代中葉以汪中為(wei) 首的學者開始關(guan) 注荀學，著文立說，頗有中興(xing) 氣象，但終究未能扭轉風向，為(wei) 荀學正名。

其二，荀孟之別與(yu) 漢宋之辨在實質上則具有同構性，前者乃是後者的內(nei) 因。曆來雖沒有刻意將荀學與(yu) 漢學並提，但荀學實則與(yu) 漢學密不可分。荀子是戰國末期最後一個(ge) 大儒，也是儒家經典傳(chuan) 授的著名教師，所以司馬遷稱他“最為(wei) 老師”。考察史籍，大小戴的《禮記》、申培公的《魯詩》、韓嬰的《韓詩》、毛公的《毛詩》、伏生的《尚書(shu) 》等等，都與(yu) 荀子的傳(chuan) 授有關(guan) ，或為(wei) 嫡傳(chuan) ，或為(wei) 私淑，兩(liang) 漢經學尊崇師法，看重傳(chuan) 承，而大都以荀子為(wei) 鼻祖。朱維錚先生說：“荀況是漢代經學家尊信的大部分經傳(chuan) 的先師”。⑤雖然從(cong) 學術的角度看，清代考據學家推崇的漢學多指向校讎訓詁之學，並非荀子的思想學說，但荀子的傳(chuan) 授之功、勸學崇學的觀念，則與(yu) 漢學的整體(ti) 精神並無二致。

宋學不以傳(chuan) 統的尊經學經為(wei) 務，甚或指責其“佶屈聱牙”，為(wei) “斷爛朝報”，固然有其創新的一麵，但如因此將孟子“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孟子·盡心下》)的精神發揮到極致，則難免過猶不及，流於(yu) 空談無物、言過其實。前文論及，孟子之所以沒有像荀子那樣崇學，其根源就在於(yu) 他所主張的性善論：既然人性本善，那麽(me) 要達致善的目的，就無需假求外在的事物，而隻需一味回返內(nei) 心，喚起本性之善念即可。宋學以孟子性善論為(wei) 根基，推演開去，自然也是一種向內(nei) 的學問取向，在朱子那裏還要講講格物致知，到了心學家那裏，不但格物致知不講了，並且化用禪宗，頗以參悟為(wei) 能事。先秦儒學所奠定的基本精神，由於(yu) 失去了荀學一脈，而漸趨於(yu) 偏至，甚或走向歧途。

漢宋之辨與(yu) 荀孟之別，實則一表一裏。從(cong) 表麵看，宋學逐漸放棄了漢學考據的功夫，而以闡發思想為(wei) 要務；從(cong) 內(nei) 裏看，則是孔-孟之道徹底壓製了孔-荀的這條思想路線。前文已經談到，孔-荀這條思想線索中包含了極為(wei) 重要的崇學觀念，而在這一點上，孟子就與(yu) 荀子產(chan) 生了巨大的分歧，舍孔-荀而就孔-孟，其實就舍棄了作為(wei) 源初儒家立身之本的“學”。“學”的缺失，以清儒的觀點來看，尚不過缺乏對古書(shu) 典籍的研讀能力，而從(cong) 更深一層的思想角度看，本立而道生，不務“學”這個(ge) 本，而一味追求自明見性，體(ti) 悟善端，不知其所學，或駁雜不純，入於(yu) 釋、道，儒學自身則何以立？韓愈倡“道統”，其意在排佛、老，但是從(cong) 宋學的表現來看，佛、老倒是吸納於(yu) 內(nei) ，儒學正宗的大師、漢學的鼻祖荀子倒被排擠在外，這也算足夠吊詭的事情了。

自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孟子、荀子都是其繼承者，是先秦儒學的代表性大儒，但二者所繼承孔子學說並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相互對立的層麵，尤其在“學”這個(ge) 問題上，二者差異甚大。荀子崇學，秉承孔子之意；孟子求仁，同樣傳(chuan) 承了孔子的學說，但孟學趨於(yu) 內(nei) 在化的心性之學，對向外的求知之學則頗顯疏略。孟荀兩(liang) 家同屬儒門，漢唐以來並舉(ju) 於(yu) 世，直至韓愈倡立“道統”之說，尊孟而抑荀，引發了一場遍及思想與(yu) 學術領域的巨大變革。這種變革從(cong) 學術史的視角來看，則有漢宋之爭(zheng) ，在清代成為(wei) 一種普遍的定論。從(cong) 曆史的共生性角度看，漢宋學術之間的變化，實則伴隨著孟荀思想地位的變化；從(cong) 邏輯的同構性角度看，正因孟荀在崇學觀問題上的分歧，導致了推崇孟子的宋學逐漸代替了以荀子為(wei) 先師的漢學。表麵上看僅(jin) 僅(jin) 被歸結為(wei) 學術史的問題，實質上卻是由思想史的問題作為(wei) 內(nei) 因所驅動的。

這裏並無意在孟、荀之間判斷出孰優(you) 孰劣，孰高孰下，而著意於(yu) 糾正曆史上的一個(ge) 偏頗，即荀學在中晚唐乃至其後曆代由一個(ge) 並不完善的“道統”所牽絆，竟至湮沒於(yu) 無可名狀、乏人問津的情形，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殷鑒不遠，時至今日，或許可為(wei) 荀學作一番正名的工作了。

注釋：

①楊曉偉(wei) ：《仁禮關(guan) 係與(yu) 仁的形而上學結構及其思想史意義(yi) 》，《東(dong) 嶽論叢(cong) 》，2017年第2期。

②路德斌：《“內(nei) 聖外王”之拘蔽與(yu) 法治理念之轉出——論先秦儒家治道理念的邏輯演進》，《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

③按此二派說，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庫提要》所謂“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liang) 家互為(wei) 勝負”之語，清儒如江藩、阮元等皆讚同此說。周予同先生提出三派說，析西漢今文學、東(dong) 漢古文學、宋學為(wei) 三，甚有見地。(參見周著皮錫瑞《經學曆史》序)但本文以鄭玄等混亂(luan) 家法雜糅今古文為(wei) 據，一仍舊說，特以兩(liang) 派之區分驗證荀孟之分歧，周先生的觀點可備參考。

④韓愈對孟、荀的評價(jia) 有多處，既有孟荀並舉(ju) 之語，也有揚孟抑荀之語，矛盾處頗多，其根本上還是與(yu) “道統”有關(guan) 。詳見拙文《論韓愈的荀學觀》，載《學習(xi) 與(yu) 探索》，2016年第11期。

⑤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中國經學與(yu) 中國文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