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曆史觀

作者：羅淼（山東(dong)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二日庚午

            耶穌2018年2月7日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農(nong) ，號薑齋，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yi) 思想集大成者。其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讀通鑒論》及15卷《宋論》所構成的史論，為(wei) 其遍注群經後，含英咀華之作。而明船山之“史”，需觀船山之“易”。船山認為(wei) 易、史關(guan) 係為(wei) ：“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由此可知，在船山思想體(ti) 係中，易學處於(yu) 中心，統攝諸事之理；而史學則處於(yu) 外圍，涵攝理之事征。

建立在易學基礎上的曆史觀

船山認為(wei) ，宇宙間之理、氣、象、數，皆由陰陽大化而成，所以天地人物同出於(yu) 陰陽無心之化，隻是草木任生、禽獸(shou) 患死，唯人繼善成性能盡乎生。所以船山提出：“人者，天地之心。”無人之天地，無先後、古今、生死、有無；唯有人之天地，具“宇”“宙”觀念，始有對今夕初終的覺知。

曆史為(wei) 人類所特有的“識力”，但並非有人即可稱史，這種“識力”依托於(yu) 文明的出現。如船山所言，軒轅以前太昊以上，因無完備的文字記錄，所以是“前無識而後無與(yu) 傳(chuan) ”的時期，故此一時期不可稱之為(wei) “史”。生活於(yu) 無史時代之人，亦不能被稱為(wei) “人”，僅(jin) 能稱之為(wei) “植立之獸(shou) ”。可見，曆史與(yu) 人之間有著互相成就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船山認為(wei) ，曆史興(xing) 衰是由一個(ge) 時代之人的善惡集合所成。他從(cong) 易學“天地之數”切入這個(ge) 問題：在易學宇宙觀中，宇宙由天地之數五十五構成。其中一、三、五、七、九為(wei) 陽數，相加得二十五；二、四、六、八、十為(wei) 陰數，相加得三十。天地之數就是由陰、陽的總數相加而得，是為(wei) 五十五，意謂囊括一切數和萬(wan) 物。人與(yu) 物的生命均由性數和養(yang) 數構成，謂之“養(yang) 與(yu) 性均以有生”。“性”是人或物的類屬，人所以為(wei) 人之性是《易》“繼善成性”中，自發繼乎上天的生生之德，由陽數二十五代表，因之為(wei) “性”故而輕盈純一；而“養(yang) ”則是維持人或物生存的物質條件，由陰數三十代表，因其為(wei) “食色”故而形實雜濁。在天地之數中，陽數二十五本少於(yu) 陰數三十，如果人充養(yang) 數以替代性數，久之濁而又濁，則衰世成。與(yu) 之相反，如果人能“盡性而利天下之生”，這即是充性以節養(yang) ，久之清而又清，盛世即相積而成。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有在位者聰明而強力，能起事功以充性節養(yang) ，則更具效果。總而言之，曆史之興(xing) 衰源於(yu) 人性善惡之積，正如船山所言：“故成周之刑措百年，衰晉之五胡雲(yun) 擾，善惡之積，亦有往來，率數百年而一複。”

船山不否認曆史的偶然性，但他並不以詭譎為(wei) 意，而是強調公義(yi) 對曆史的決(jue) 定性。所謂公義(yi) ，顧名思義(yi) 為(wei) “大公之義(yi) ”，船山特別強調“公義(yi) ”非一姓之私，而是以天下之公為(wei) 功，同時又不據為(wei) 己功，所以曆史中雖有秦統六國“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前例，但秦仍國祚不長，原因即在於(yu) 執政者僅(jin) 為(wei) 一姓之言，而非為(wei) 公義(yi) 。他得出結論，天道陰陽和合與(yu) 人道仁義(yi) 相資，是決(jue) 定世間萬(wan) 物能否有序發展的標準。如果陰陽失調則有天災，仁義(yi) 缺失則有人禍，因此天人和合之際，多為(wei) 曆史上大統一之治世，反之則為(wei) 變革紛亂(luan) 之時。

曆史規律的探尋

古今中外治史者都試圖回答這個(ge) 問題：曆史發展有無規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種規律發展？在此之前，史家多將朝代更迭所顯現的治、亂(luan) 循環作為(wei) 曆史規律，如《公羊傳(chuan) 》中“三世循環論”、鄒衍所倡導的“五德終始說”等。船山反對此種分法，他認為(wei) 治、亂(luan) 僅(jin) 是陰、陽二氣運動的表現形態，在治、亂(luan) 表象下，曆史是沿著進化的方向發展的。這一觀點在《易·係辭》中早有發明，“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shu) 契”。船山十分推崇《易傳(chuan) 》中的曆史進步論，並結合自己“乾坤並建”的易學觀，認為(wei) 曆史進化是形而上之道與(yu) 形而下之器的共同進化。

眾(zhong) 所周知，古代中國素來重形而上、輕形而下，但船山認為(wei) 形而下之器是道產(chan) 生的條件，同時又是道的顯現。形而上之道並非懸空而無形，亦如曆史的進化觀念，不僅(jin) 體(ti) 現於(yu) 觀念臆想，而且顯現於(yu) 牢醴璧幣、鍾磐管弦，驗證於(yu) 弔矢、車馬。從(cong) 道器、陰陽觀念出發，船山認為(wei) 曆史發展在於(yu) 理、勢的相互作用，“勢”為(wei) 曆史發展之大勢，“理”則為(wei) 驅動大勢的原理。“勢”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又不是絕對必然。大勢之下仍有曆史之偶然發生，而偶然一經出現，即是新的合理情勢，所以他提出：“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理隨勢而變化，但是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成勢的可能性，理勢之間具有互為(wei) 因果的能動關(guan) 係，所以“理勢”沒有固定的規律可言，即便“理勢”相適，亦會(hui) 因“時”而變，故船山認為(wei) “時”在曆史發展中有著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

在船山之前，朱熹也提出過“理勢”之論，但二者之不同是顯而易見的：“理”在朱熹的論域內(nei) 是宇宙之本體(ti) 和主宰，朱熹認為(wei) “才有此理，便有此氣”，主張天理流行，勢、時雖有變化，但理是不變的，故而朱熹言下之曆史，是以天理之不變而展開的。而船山所言之理，為(wei) 氣、勢內(nei) 之理，理隨時、勢而變。他認為(wei) 治史應該做到：“寧為(wei) 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顯然曆史的嚴(yan) 謹性及經世致用的效用性，是更為(wei) 船山所重視的。

以史為(wei) 鑒之目的

曆史為(wei) 何而存在？船山認為(wei) ：“史之為(wei) 書(shu) ，見諸行事之征也。”史應推之可行、無取於(yu) 浮談，一言以蔽之，治史在於(yu) 以史為(wei) 鑒。然而古往今來，以史為(wei) 鑒而致用慘烈者不乏其人，如北周宇文氏仿西周建六官製而使製度形同虛設，北宋李仲昌按《禹貢》治黃河，終使商胡決(jue) 口塞。船山總結其失有二：一為(wei) 對曆史僵化的臨(lin) 摹，二為(wei) 心失其正。第一點是認識問題，因為(wei) 對曆史、現實的認識不夠深入，故而昧於(yu) 明、失於(yu) 察。

何謂深？“深者，不聞不見之實也”。人皆以眼見為(wei) 實，但是船山從(cong) 自己提出的乾坤並建易學觀出發，認為(wei) 現象界也有不聞不見之實。易卦中，六爻成一卦是人所能見者，一卦由陰、陽爻共組，在卦成之前，乾卦六陽爻與(yu) 坤卦六陰爻，已早備於(yu) 前以待新卦組成。人所見之卦，是陰陽爻變化最後的呈現，中間過程如乾坤陰陽之如何組、如何成、如何為(wei) 此卦非彼卦，是人所不見之化。

所謂“十二相通以合徳”，就是所見之卦與(yu) 所不見之化相合。同樣道理，研史之深者，就是既能看到曆史事件，又能看到此事件背後如何成化，這即是船山言下知時、知天、知幾者。然而，僅(jin) 有“知”能還不夠，古往今來不乏知天、知幾者，但以此治世者極少，原因在於(yu) 知曉後的選擇。如船山所言，同樣為(wei) 知時、知幾者，君子用之“以理司化”，而黃老道學用之“以幾遠害”，更甚者有知之識、無化之能，輕言妄動，終釀成禍。因此，僅(jin) 有認識還不夠，還要有守正仁義(yi) 之心，以對待曆史鑒戒。

船山認為(wei) ，以史為(wei) 鑒的目的不在於(yu) 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寶、資鑒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於(yu) 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立國者僅(jin) 圖霸業(ye) ，而不修向榮悅樂(le) 之教，則子孫昏庸暴虐，即便厚戒於(yu) 前，仍失之於(yu) 後。所以船山提出，史鑒非為(wei) 王者、霸者所資，不仁之人即便具有資鑒曆史之能，卻仍會(hui) 失之於(yu) 不仁之禍。由此可見，仁政、史鑒交相為(wei) 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與(yu) 意義(yi) 所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