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加上近幾年對汽車需求的急劇增加，使得石油消費量迅速增大，有專家估計，到2005年將有一半石油需求靠進口滿足。在另一方麵，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2003年我國的貿易依存度，即貿易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高達60%。

 

中國的石油進口主要依賴於中東國家，2000年約占53%，加上非洲則高達78%；而約四分之一的貿易量是東西貿易（由於石油的緣故，這一比重將來還會增加）。而迄今為止，石油運輸和貿易物流主要取道海路，即經馬六甲海峽的海上通道。然而如果中國僅依賴於此一通道會非常危險。一旦與某些海上強國之間出現緊張，這一通道就有可能遭到封鎖，從而對我國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因此，為國家經濟安全計，除了海路，我國必須要有通往主要產油國和亞歐西部市場的戰略性的陸路通道。

 

在這時，自古就存在的陸上絲綢之路就值得考慮。盡管目前我國已經有兩條歐亞大陸橋鐵路通向歐洲，但考慮到陸路通道的特點，這兩條是不夠的。因為與海路不同，陸路通道是要經過別國的領土的。而第一，別國領土上發生的事情是本國無法控製的。可能出現戰爭、動亂、政府的腐敗或不友好政府的上台。假如一條通道發生問題的概率是1/2，兩條通道同時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就會降至1/4；四條通道同時出現問題的概率就隻有1/16，即6.25%。

 

 

 

即使在和平的情況下，由於過境國可以索要過路費，如果隻麵對一個通道，當事國就相當於一個獨家壟斷的公司，可以向我們索要高價。在有兩條或三條平行的通道時，情況就會好些，因為我們的談判地位有所改善，一旦其中一國索要高價，就可以轉向其它國家。但如果這幾條通道都在一個國家內（如兩條歐亞大陸橋都要經過俄羅斯），或者擁有通道的幾國互相合謀，也會不利於我們的討價還價。所以陸路通道應該是四條以上才會具有較強的競爭性，它意味著較低的過路費和較高的安全性。

 

在這樣一個思路下，喀什的地理位置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從喀什出發，可以有對中國而言的兩條或兩條半戰略性通道。一條是向西，經中亞、伊朗和土耳其到歐洲，這是一條不經過俄羅斯的西向通道；一條是向南，經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到卡拉奇，再經海路到中東和歐洲。南向之路，也可在巴基斯坦境內西向至伊朗，再到其它中東國家和歐洲。因此，打通喀什向西向南的通道，就會豐富我國通往中亞、中東和歐洲的戰略通道，與兩條歐亞大陸橋構成網狀陸路大通道，再加上占全球油氣儲量71~72%的中東和中亞及環裏海國家與喀什有較短的陸路運輸距離，對於提高我國貿易和石油的安全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

 

 

 

自古以來，除了政治中心和軍事要塞，大多數城市的興衰都和貿易有關。經濟學認為，隻要實現一項交易，就必然會增加一份交易紅利，即所謂“生產者剩餘”加“消費者剩餘”。實現的交易越多，交易紅利就越多。人們通常把較大量的和較遠程的交易稱為貿易，因此交易紅利也可稱為“貿易紅利”。

 

旅遊是一種特殊的貿易，因為旅遊資源和產品一般是不可移動的，因此可以稱為是“資源導向型產品”，不僅要在資源產地生產，還要在資源產地消費，即將消費者運到產品產地進行消費的貿易。

 

人類曆史中且至今具有戰略意義的貿易就是東西方貿易。即從中國和日本，經中亞和南亞、中東、東歐到西歐的貿易。即使在傳統世界中，它所帶來的貿易紅利也是巨大的。在今天，盡管環太平洋貿易已經躍居首位，但傳統東西貿易仍然重要。歐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2003年貿易額達1290億歐元；中國與中亞、南亞、中東和俄羅斯的貿易也在發展。2003年中國的貿易總額約為8512億美元，其中約有25%即2350億美元是所謂東西貿易。剔除生產成本，這裏包含著巨大的貿易紅利。

 

由於貿易主要是在城市中進行的，除了生產者所得，貿易紅利的貨幣收入主要由從事貿易的商人或企業獲取。而他們依賴於城市提供的各種對貿易和生活的服務，因而又將他們的收入轉付給了城市和城市中的其他人。因此，貿易紅利主要由城市分享。換句話說，城市就是靠貿易紅利養育的。流經城市的商人和貨物越多，城市就越繁榮。喀什就是在古代絲綢之路貿易的滋潤下發展起來的。

 

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和道路（包括航線）的“純”的情況下，喀什在貿易通道中的重要性反過來說明，喀什在自然地理位置上的優越。從下圖我們可以看到，喀什不僅處於絲綢之路上的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的貿易網絡的中心，而且與其它競爭性的通道相比，它還可以向南通往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向西行時也有多種道路選擇；同時，這種網狀的貿易通道本身也構成了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的經濟圈。

 

在中國漢唐時期，經濟和政治的重心在中國北方的長安和洛陽一帶，雖然當時已經發現通向波斯灣的航線，東西貿易主要是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展開的。但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再加上西邊有西夏的阻隔，更多的貿易取道所謂“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的絲綢之路受到了削弱。

 

與海路相比，陸路運輸不僅成本較高，更重要的是，在歐亞大陸上存在著眾多的民族、國家和宗教，它們之間文化不同、法律不同，增加了大量的交易費用，使得東西方之間的貿易潛力沒有得到充分挖掘。更由於宗教間的紛爭，在相當長時間內阻隔了中國與歐洲間的直接貿易。當歐洲人得到了海上通道的知識後，由於海路的運輸成本較低，並且避開了伊斯蘭世界的阻隔與東方直接交易後，陸路通道更進一步地逐漸衰落。喀什也隨之逐漸衰落。

 

更加上近代以來中東戰爭不斷，蘇聯和中國相繼實際計劃經濟，以及後來中蘇交惡，更阻礙了中西貿易通道的發展。喀什已經變得不是一個貿易通道上的重要樞紐，而是中國最西端的一個城市，是中國版圖上的一個死角。喀什就很難分享到貿易紅利，從而製約喀什作為一個貿易城市的發展。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幅度地上升。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於大多數周邊國家，尤其是西部周邊國家，形成了相對的經濟優勢。見下圖。

 

 

 

其中隻有俄羅斯、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的人均GDP高於中國，後兩個國家都有因官方匯率而高估的問題，即使與俄羅斯相比，中國在輕工業和家電業等產業中也有明顯優勢。中國的相對經濟優勢使中國在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中處於較為主動的位置上。

 

但在中國，喀什地區還是相對落後。喀什及其周邊的克州、和田地區和阿克蘇州加在一起隻有800萬人，300多億人民幣的國內生產總值。喀什的發展受到市場過小的製約。然而在喀什的西北方有人口約5600萬的中亞地區，分布著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五個國家。根據各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目前中亞五國的GDP總額大約470億美元（2002年）。中亞顯然是一個比喀什本地及周邊地州大十數倍的市場，如果喀什與中亞整合成中亞經濟圈，喀什的市場將會放大十倍。

 

 

中亞地區是近年來探明石油和天然氣儲量迅速增長的一個地區。預測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儲量可達130億噸，天然氣6萬億立方米；土庫曼斯坦石油的預測工業遠景儲量高達120億噸，天然氣預測工業儲量為22.8萬億立方米。該地區的天然氣探明儲量達7.9萬億立方米，排在俄羅斯和中東地區之後居世界第三位。這些油氣資源對我國有重要戰略意義。這些油氣資源和產品的出口反過來將會迅速增加中亞地區的收入，創造更大的市場。

 

由於存在著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中國的市場需求與中亞和南亞國家的市場呈階梯形。因為不同的收入水平的主流需求有所不同，如中國的市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曾出現過對百元產品（如服裝、小家電）、千元產品（如大家電）、萬元產品（如計算機、旅遊等）和十萬元產品（如汽車和住宅等）的階段性大規模需求，從而培育出中國相應的產業。這些產業因市場規模巨大而形成了巨大的生產規模，從而形成了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優勢，而隨著市場的飽和和需求高潮的退去，其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找新的市場。而由於收入水平較低，中亞國家和南亞國家的市場需求較中國滯後，為中國已有的生產能力提供了市場空間。

 

在另一方麵，中國本身形成的巨大市場又為周邊國家提供了市場機會。中國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中國尤其是東部省份的資源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一些產業會逐漸喪失競爭力，而中亞和南亞國家會因其較低廉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見圖三），而在中國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從而促進本國的發展。

 

圖三

 

 

市場的發展，一般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向上走。如果過於超前，市場還未形成規模，也無法轉移。而綜合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工資水平，喀什比中亞和南亞周邊國家領先約2~8年，是中國與中亞和南亞國家間的最後一個階梯；在喀什及周邊地州形成市場的產品，也會很快進入中亞和南亞市場。中國企業向中亞和南亞進軍，就可以先以喀什為先導市場和生產基地，使西進步步為營。

 

 

 

貿易所帶來的好處不僅是貿易紅利。經濟學認為，貿易可以深化分工和專業化，從而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城市經濟學認為，由貿易在城市中的聚集，會帶來大量的有關市場的信息，又由於作為貿易樞紐的城市的地理位置一般都會為企業節約運輸費用，城市服務的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聚集效應，使得城市周邊是設立工業企業的較好選擇。因此現代城市發展的路徑，一般是由貿易開始，然後發展出服務業和工業來。

 

由於東部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和率先實行開放政策，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相對於西部地區形成了明顯的優勢。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也在升級。

 

但在東部享有優勢的同時，不利因素也在增長。土地資源、人力資源、電力資源和環境資源日趨緊張，成本上升，不少產業變得無利可圖。同時本地市場及傳統的外國市場也趨飽和。因而一些想獲得更充裕的資源供給並降低資源成本的企業，以及想避開激烈競爭開辟新市場的企業，都想向西部尋找機會。隨著東部的經濟發展，大量的民間資本在積聚。但隨著東部生產成本的上升和市場的飽和，資本回報率會逐漸下降，因而有著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的衝動，也會轉向西部。事實上，沿海已有三大產業大規模地向西部轉移。一是蔗糖業，二是紡織業，三是陶瓷業。

 

 

當然，落戶於喀什的工業應是在本地有成本優勢的工業。這種優勢來源於：（1）資源的比較優勢；（2）規模經濟。喀什應以本地優勢的果品與棉花資源，吸引外來企業建立深加工的企業。當喀什的西向和南向的通道開通，喀什周邊及遠方的市場“變大”時，經濟規模較大的產業遷往喀什就有其經濟合理性。

 

由於喀什地區缺乏工業基礎，較早進入喀什的企業最好選擇產業鏈較短的產業，或者是資源導向型產業，或者是裝配型產業。

 

在喀什發展產業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喀什可以獲得貿易紅利中由生產者獲得的部分，從而分享更多的貿易紅利。

 

從戰略角度看，喀什通道的打通，帶來的不僅是喀什地區及周邊地州的工業化發展，還會對新疆及更廣大的西部地區的發展提供市場需求的動力。因為較之東部，西部地區至喀什的距離更近，與先到東海岸再走海路的路線相比，喀什的通道更為節約運費。如果中國對中亞、南亞、中東、俄羅斯和歐洲的貿易有三分之一，即以800億美元為基礎不斷增長的貿易從西部陸路開展，就會給我國西部帶來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幾乎是除四川、重慶和廣西外的西部省份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4；足以支撐西部尤其是新疆的工業化。

 

 

 

從世界視野看，貿易通道是雙向的。喀什西向和南向的通道不僅會促進中國產品和資源向外國流動，也會便利外國產品和資源向中國流動。以喀什為重心的貿易通道對喀什地區、整個新疆以及中國西部地區的帶動作用，也同樣可以作用於中國西部周邊國家及其它貿易通道上的國家。

 

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據麥迪森的估計，直到18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還高達33%。她長期向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提供絲綢、瓷器、茶葉等大宗物品。通過與中國的貿易，不少商人致富，許多城市繁榮了起來。在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流血奮鬥和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又在崛起。中國每年四、五千億美元並且迅速成長的進口市場吸引著大量的外國的企業和商人。由於西部周邊國家相對貧窮、缺乏實力，又由於我國西部陸路通道還不太通暢，這些國家還沒有分享到更多的中國市場的好處。喀什打通西部通道的發展戰略的實施，將會為這些國家的企業和商人提供進軍中國市場的機會，從而促進這些國家的城市和地區富裕起來。

 

 與傳統社會不同，中國這次的經濟崛起，是以西方式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為基本模式。它涉及到對煤、石油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需求。正因存在這一特點，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是以堅船利炮掠奪資源、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為特征的。這雖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來的繁榮，也埋下了它與世界其它部分的仇恨，以及最終會埋葬它的禍根。它得不償失。因此中國必須避免走西方世界的這條路，強調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也使中國有條件選擇一條和平崛起之路，奉行“與鄰為善”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國際政策。

 

根據新貿易理論，自由貿易政策對於較大的國家和較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更為有利，因而中國甚至有可能對中亞國家待以更優厚的貿易政策，而不會對中國產生損害。中國可以此換取中亞國家對這個“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支持。

 

 

 

因喀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分布，喀什的經濟發展就不僅是地區問題，它涉及中國與中亞及周邊國家的關係，也涉及喀什及南疆地區的民族關係，還涉及中國主流文化與國內伊斯蘭分支文化的關係，和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喀什戰略隻有促進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國家之間和睦相處，促進我國社會和周邊國家的穩定，才是有效率的。

 

首先如前所述，建立喀什對西部的通道，形成網狀的陸路交通，會保證我國西向陸路通道的暢通，反過來使我國不會受製於海路通道上的要挾，保證我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安全，是穩定我國經濟的重要戰略。

 

喀什戰略通過促進周邊國家與我國以及它們互相之間的貿易，實現我國新疆與周邊各國的共同發展。對於別國的石油等自然資源，我國通過平等的貿易交換，而不采取強權政治的方式獲取；中國也不追求與中亞等國的貿易順差，而是向其提供市場。這種給周邊國家帶來好處的戰略，會贏得她們的支持和友善。

 

喀什戰略還會使喀什及南疆地區發展起來，改善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質量，明顯高於周邊國家，也會贏得他們的支持和增加對祖國的向心力。尤其是，當喀什實現了貿易引導產業的目標後，促進了當地的工業發展，將會改進中國過去沿海與西部之間的資源與產成品的分工和交換關係，從而減少它們之間在經濟關係上的不平衡。

 

喀什戰略打通西向通道，實際上是為東部聯結中亞、南亞以至歐洲的巨大市場。一旦沿古絲綢之路的歐亞大通道更加安全可靠，就會吸引更多東部的企業關注新疆及喀什，才會形成更多的東西部互動，也才能使祖國內地與新疆間的紐帶更為牢固。

 

貿易、旅遊和工業的發展，還會增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資源用於對穩定的投入。

 

貿易和旅遊還會增加不同民族、宗教信仰和國籍的人之間的交往，從而增加了解，建立互相的尊重，學會文化寬容；而互不往來更會引起誤解，造成衝突。在古代絲綢之路繁榮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國人主要是與中亞和中東的商人做生意。在至少近兩千年的曆史中，除了個別時期，不同文化的商人能夠友好通商、合作愉快。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曾經遍布中國的城市，大食（阿拉伯）商人和波斯（伊朗）商人也長駐我國各大貿易中心。

 

因此，喀什向西開放的發展戰略，除非我們犯嚴重的錯誤，從戰略層麵上講，是沒有“文明衝突”的危險的。

 

 

 

盡管1983年以後，喀什周邊的口岸已被開通，在二十世紀90年代初出現過“邊貿熱”，但由於各種原因，貿易規模遠未達到與喀什相稱的水平；再加上94年前後出現一些影響國家安全的事件，阿富汗戰爭後反恐形式緊張，導致邊貿額大幅下降。近5年來，喀什海關年均貿易額隻有2.5億美元，占全國貿易額的不足萬分之三。除了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兩國以外，我國與其它中亞國家貿易占各國的貿易總額的比重與我國的經濟實力及地緣優勢極不相稱，通過新疆的貿易更是微乎其微，隻占塔吉克斯坦總貿易額的0.54%，烏茲別克斯坦的0.74%，土庫曼斯坦的0.41%，巴基斯坦的1.5%，印度的0.2%。喀什並沒有在貿易大通道上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推進喀什經濟發展的戰略要點，就是接通貿易網絡，將喀什重新放到東西貿易和中亞周邊貿易的重要位置上。這包括在運輸基礎設施、口岸設施和製度環境上的改進。一旦補上貿易網絡上的缺環，就不僅對喀什本身，而且是對整個東西貿易，以及周邊國家的貿易帶來顯著改善。上述貿易不暢的情況反而說明蘊藏著發展貿易的極大潛力。這種情況類似於將兩個互不聯接的網絡聯接起來，所提高的網絡效率遠高於為此付出的費用。

 

對於個人而言，節點的增加導致的網絡效率的提高體現為“網絡外部性”，即在網絡上增加一個節點，會對網絡中所有其它節點產生好處。

 

如果不僅是一個節點，而是在一個網絡上又加了一個網絡，增加的網絡效率和網絡外部性將會大得驚人。

 

 

 

 

                         

 

 

 

                                           

 

從經濟學角度看，網絡效率的增加，就是貿易可能性的增加；網絡外部性的增加則是貿易額的增長，這必然會帶來中國及周邊國家，以及更遠的貿易夥伴的貿易紅利的增加。喀什作為導致這一貿易紅利增加的重要一環，將會分享更多的貿易紅利。

 

 

 

城市作為貿易樞紐，不僅是因為其地理位置，還因為城市能夠為貿易提供服務，如裝卸、運輸、倉儲、配送、通訊、薄計、商務談判服務、會議、展覽、質量檢驗、金融、保險和法律服務，以及為特殊的貿易——旅遊提供的服務，餐飲、飯店、旅遊交通、景點服務等。在為貿易的直接服務外，還有為貿易的間接服務，即對商人及貿易企業員工提供生活服務，這包括住房，飲食，供水供氣等公用事業，電訊，電視，廣播，城市交通，教育，醫療，文化生活和宗教服務等。考慮到喀什向西開放的宗教特點，就要側重提供宗教設施滿足信教商人的宗教生活。

 

根據上麵的分析，喀什作為貿易通道或貿易網絡中的重要一環，不僅意味著要作為中國商人和貿易企業向中亞市場及周邊國家的市場進軍的橋頭堡，也可作為中亞、南亞及周邊國家的商人和貿易企業進軍中國市場，以及進軍別國市場的橋頭堡。也不排除其它地區，如歐美和東亞的商人和企業家來此貿易與投資。喀什的戰略並不是要為中國創造更多的貿易順差，而是要為各方創造更多的貿易及其貿易紅利，它從中分享更多的貿易紅利。總之，喀什要定位於作一個真正的國際貿易城市。

 

因此，喀什還要提供為國際貿易的專門服務，如保稅倉庫管理、報關服務、檢疫防疫和商檢服務、海外目標市場和國內供貨方麵的商情調研服務、海外市場開發、跨國法律和金融保險服務、進出口谘詢和語言服務。

 

當貿易量不斷增加，對貿易服務的需求大規模增長後，圍繞著貿易的服務的分工就會更為細密，規模就會更大。專業化的發展和規模的增大都會使服務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在不同的服務之間還會產生互補性。這也會帶來成本的節約。最後，城市本身就有聚集效應，極大地節約了不同產業和服務之間的交易費用，也節約了為生活提供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成本。

 

隻有更低的交易費用和生活成本，才能吸引更多的商人和貿易企業到某一城市來。當這些人享受城市為之服務的同時，他們也就將他們獲得的貿易紅利轉付給了城市。這與一個企業的產品物美價廉的結果是一樣的。城市與企業不同的地方在於城市的發展要比企業更要有超前性，這意味著提供服務的設施在最初幾年可能會缺少商業價值，這就要求喀什政府要在開始時對為貿易和旅遊服務的企業提供優惠政策，主動地推動交易費用的下降。

 

 

 

毋庸諱言，若要實施以推動貿易為核心的喀什發展戰略，需要改進喀什的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建設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鐵路和從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的鐵路。從貿易通道角度考慮，建設中吉烏鐵路和中巴鐵路不僅有其直接的意義，即聯通了中國南疆與中亞地區和南亞地區，並構成了歐亞大陸橋的新的分支，以及中國與南亞的重要鐵路通道；間接地看，和兩條鐵路大陸橋一起形成了與曆史上類似的網狀通道。由於存在著更多的競爭通道，就有利於中國與鐵路通過國的談判，並獲得較低廉的價格。

 

在與周邊國家談判修建國際鐵路的同時，也要注意修建國內鐵路。對於喀什而言，就是要修建向東經和田到青海省格爾木的鐵路，使經喀什的鐵路形成回路，再接上與中亞和南亞的鐵路，就形成了鐵路網絡。

 

因航空是現代商人使用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國際、國內旅遊的重要交通工具，所以要將喀什建成一個航空口岸。喀什機場已經成為國際機場，並開通了至伊斯蘭堡的國際航線，但一條航線不構成網絡和樞紐。進一步應對內開通從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等地直接飛至喀什的航線，對外開通至中亞西亞諸國和南亞其他國家首都的航線，以至到中東和歐洲諸國的航線，使喀什成為一個國際航空樞紐。為了防止壟斷，應安排更多的航空公司經營這些航線，使它們之間進行競爭，從而可以降低價格和提高服務質量。

 

喀什與周邊國家之間已經形成了公路網。存在的問題是，有些公路，如經卡拉蘇口岸的公路等級較低，有些周邊國家的公路缺乏維護，因此仍需要有更多的投資，並建立起有效的維護體係。

 

喀什周邊的口岸擔負著邊防、海關和檢疫等功能，其通過能力受設施和裝備的影響。因此，加大對口岸設施和裝備的投資，增加警力和海關、檢疫等工作人員，嚴格和透明製度，消除對過往商人的不規範的收費，也是改善貿易通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同時還要將吐爾尕特、卡拉蘇和伊爾克斯坦等口岸提升為一類口岸，以適應第三國商人和遊客通過的需要。

 

既然喀什通道是戰略性的跨國通道，就是國際性的公共物品，應由當事各國共同修建；對於一國來說，就是全國性的公共物品，應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因此，喀什通道基礎設施的投資主要應由中央政府承擔。當然也不排除采取BOT的方式吸引民間資金。

 

 

 

喀什戰略涉及到國際貿易，貿易的成本除了運費外，很重要的就是各國的關稅。因此，實施喀什發展戰略，形成中亞經濟圈的重要一步，就是建立中亞自由貿易區，實現貿易往來的零關稅。在推進過程中，可考慮一種過渡性安排，即在中國與交壤各國間實行“自由貿易帶”或小型的“自由貿易區”。

 

由於還有大量貿易過境中亞諸國走向中東和歐洲，在過境、海關和運費上還要與許多國家協調，可考慮建立中亞諸國的交通運輸部長會議，或中亞運輸組織等。

 

要發展貿易和旅遊，也要求放寬簽證標準，簡化簽證程序。由於喀什是中亞-南亞經濟圈的重心，應考慮建議中亞和南亞諸國在喀什設立簽證處，或委托本國航空公司代簽。當然，這種要求都是雙邊的要求，中國政府應考慮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主動放寬簽證條件，以換取對方的同等對待。

 

喀什市的功能定位，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外國商人和貿易企業更多的貿易權利，不僅可以經營與中國的貿易，而且可以經營與第三國的貿易，盡管沒有直接影響中國的貿易，卻讓喀什分享了與第三國貿易的貿易紅利，同時惠及貿易雙方。

 

既然喀什的戰略與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安全戰略是一致的，就應體現在我國的國家行為中，在國際上，就應有相應的外交戰略。這一戰略的基本特點，就是區別於美國和俄羅斯等大國隻從自身利益出發，隻是在短期內誘以好處，而是從對方與中國共同繁榮的角度出發，著眼於長遠利益，形成真正的戰略同盟。可考慮提出一個中亞和南亞國家都有曆史共識的戰略概念，如“新絲綢之路戰略”，使各國在重現曆史輝煌的期待中，形成戰略認同。配合這一戰略，駐中亞和南亞等國的我國外交機構，就應努力遊說駐在國政府，說明這一構想對該國的好處，促成與中國的合作。

 

建立國際合作的更有效率的形式，是借助於成立多年的上海合作組織。在2004年6月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的塔什幹會議上，成員國又賦予該組織進行經濟合作的功能。反過來說，一個國際組織，在它能夠給成員國帶來經濟利益時，才會更有吸引力和更為持久。因此借助於上海合作組織的形式，解決如自由貿易區、跨國運輸、過境簽證和戰略協調等問題。可以考慮將某一次上海合作組織的會議放在喀什召開。

 

在南亞，中國不應試圖利用印巴衝突以謀私利，相反，中國應在調解雙方衝突、最終消除衝突方麵多作努力。如果印巴雙方都認為中國是公正的，就有可能以中國為媒介形成對話，消除誤解。這一安排同時也可成為中國與南亞國家的國際組織，進而又可兼有經濟功能。

 

為了便利貿易和旅遊的開展，還應考慮建立區域性的貨幣機製。鑒於人民幣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日趨堅挺，它可以作為中亞和南亞貿易的結算貨幣之一，以與美元和歐元互補，避免有些貨幣（如美元）可能出現的急劇貶值帶來的貨幣體係的動蕩。這也需要中國政府與中亞國家政府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進行安排；與南亞國家則要通過雙方談判進行安排。

 

除了各國政府之間的正式安排外，也可以考慮進行更多的非政府機構的交流。如在喀什設立論壇，組織中亞和南亞各國的學者、商人或企業互相溝通和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解決一些並非要由政府解決的跨國性問題。

 

在更多的情況下，國際問題可以通過企業間的合作加以解決。例如中國的銀行可以與其它國家的銀行合作在周邊各國提供金融服務，中國的企業與可以與其他國家的企業一起創辦合資公司，在境外為貿易和旅遊提供服務。

 

 

 

由於中亞存在著若幹國家，多個民族和不同的宗教，喀什戰略的成功與否就與國家、民族和宗教間的關係相關。曆史證明，古代絲綢之路的通暢往往依賴於中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合作，以及中華文明與中亞民族的合作。喀什向西開放戰略的成功，也要依賴於國內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中華文明與中亞民族和南亞民族的合作。而這一問題的主要部分是如何與伊斯蘭世界和睦相處的問題。

 

從整個國際大背景看，存在著幾大文明之間的關係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間的曆史恩怨和現實衝突。中國的立場應是同時反對恐怖主義和布什主義。但在反對恐怖主義時，要強調針對中國的恐怖主義的個案性質，盡力避免將個案上升為民族和宗教的衝突；在反對布什主義時，要注意我們要反對的是單邊主義的方法，而不是美國的合理的國家利益。在大的國家戰略上，要注意在兩大宗教之間保持中立，甚至在兩者的衝突中稍微傾向於弱者。中華文明最終要在兩大宗教的和解上發揮作用。

 

處於東西貿易通道上的喀什地區，本來就存在著多元文化，以及文化寬容精神。這種狀態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互相交往、理想理解、建立信任，從而容易形成跨文化的共識。因為隻有接觸才談得上合作與融合，因此喀什地區是中國實現文化間和睦相處戰略原則的重要地區。我國政府應在這裏實踐宗教信仰自由和文化寬容的憲法原則。我們可以鼓勵民間的學者挖掘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相通的地方，並倡導兩個文明同樣珍視的寬容與和諧的真精神。

 

然而在喀什地區的具體情境下，確實存在著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活動的危險，在將宗教與政治分開的前提下，應限製打著宗教旗號進行分裂和犯罪活動的所謂“宗教活動”，揭露那些主張暴力、煽動仇恨的行為對伊斯蘭基本教義的違背，堅決打擊實際中的犯罪活動。政府政策應在保證宗教信仰自由和打擊三股勢力的兩個方麵，都給出明確的信號，並且要保持這種政策的穩定性。隻要假以時日，就會收到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