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南洋新式學堂的“聖教南暨”

作者：[馬] 王琛發（馬來西亞(ya) 道理書(shu) 院山長）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一月十八日丙申

        耶穌2018年1月4日

內(nei) 容提要：1904年起，檳榔嶼華人在晚清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癸卯學製，這是晚清兩(liang) 廣政府勸諭各地華人興(xing) 學辦校的先聲。其學堂課程除了傳(chuan) 統經典，尚包括外語、物理、算學，而以《五種遺規》作為(wei) 學生修身論學之入門，日常又規範師生期恭行祭孔祭祖以及禮敬天地鬼神之禮儀(yi) ，實際上也是向鄰近各地英荷殖民地華人社會(hui) 示範，表現新式學堂課程與(yu) 學製特點在以儒為(wei) 宗、兼通中西。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發生全國統一的教育行政延伸到南海土地，也是中國曆代皇朝最後一次向著這些地方傳(chuan) 播朝廷認可的主流儒教觀，其最大特征是崇聖教而設想建構“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認知體(ti) 係。無可否認，當初南下的儒士官員曾經深獲民心，各地學堂如同雨後春筍，既是以統一以官話教學轉變各方言群互難溝通的遺憾，也在啟迪民智之餘(yu) 強調文化認同，打下各地保留華夏文化的曆史基礎。

關(guan) 鍵詞：《奏定學堂章程》；官話；聖教；兼學中西；檳榔嶼；英荷殖民地

中國之經書(shu) ，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shu) ，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故無論學生將來所執何業(ye) ，在學堂時，經書(shu) 必宜誦讀講解。各學堂所讀有多少，所講有淺深，並非強歸一致。極之由小學改業(ye) 者，亦必須曾誦經書(shu) 之要言，略聞聖教之要義(yi) ，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

一、張之洞的文字與(yu) 南海華人的憂患

檳榔嶼位處馬六甲海峽北出印度洋的海域，以水路相連馬來亞(ya) 、泰南、緬甸以及荷屬印尼蘇門答臘等地；自英國殖民政府1786年經營檳榔嶼，此地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是國際自由貿易港口，形成各地人口往來與(yu) 商品集散的海上交通中樞。翻閱19世紀檳榔嶼地圖，還會(hui) 發現其首府喬(qiao) 治市前沿的海岸線從(cong) 來不是靜態，而是一再向前填土擴展；[1]至今，檳嶼十九世紀各年代地圖上邊標誌的許多各籍貫華人宗祠與(yu) 會(hui) 館，還是散布在它們(men) 位於(yu) 原先港口沿岸的本來位置，它們(men) 的早期功能之一，就是接引原籍鄉(xiang) 親(qin) 暫時安棲，再安排他們(men) 從(cong) 港口出發去投靠鄰近各地同鄉(xiang) 聚集地區，參與(yu) 開拓各地城鎮。當年，各地投資農(nong) 礦業(ye) 開發的華人商賈，也多會(hui) 基於(yu) 照料貨品以及人力資源集散，選擇在港口一帶設立商行，安置家人定居島上，方便協助家族生意。

晚清諸臣之間，張之洞對檳榔嶼應有較深刻理解，他在1887年出任兩(liang) 廣總督期間，曾派原籍檳榔嶼的副將王榮和等人考察南海各地，並在後來寫(xie) 下《奏檳榔嶼宜添設領事疏》，建議“檳榔嶼一埠人才聰明，為(wei) 諸埠之冠，宜添設副領事一員”，[2]又建議在當地“設書(shu) 院一所並購置經書(shu) 發給存儲(chu) ，令各該領事紳董選擇流寓儒士以為(wei) 師，隨時為(wei) 華人子弟講授”，以期當地華人子弟“習(xi) 聞聖人之教、中國禮儀(yi) 彝倫(lun) 之正”。[3]根據奏折，可知張之洞設想在彈丸小島開設學校，背後實為(wei) 圖謀鄰近“諸埠”。這亦是說，檳榔嶼華文教育打從(cong) 開始就不是單純在島上辦學的曆史，而牽涉到晚清政府經略南海的全盤打算，其目的在借助國際海港都市華人在社會(hui) 、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實力，召喚鄰近各地華人“習(xi) 聞聖人之教、中國禮儀(yi) 彝倫(lun) 之正”。當然，張之洞的思考也並非個(ge) 人想法，而源於(yu) 晚清官員一再接觸洋務，互相推動覺醒向前。更早前，同治六年，江蘇布政使丁日昌早有已建議設領保護華人各地貿易，希冀出國商人因此心向中華而不為(wei) 外人所用。[4]到同治十三年，王凱泰因著早前曾任廣東(dong) 布政司，又在福建巡撫任上，對廣福省眾(zhong) 多海上關(guan) 係多有見聞，又步上丁日昌先前腳步上奏：“華人在外洋者，聞暹羅有二三十萬(wan) ，呂宋約有二三萬(wan) 人，新加坡約有數十萬(wan) 人，……此經商傭(yong) 工並記之。……行見海外華人爭(zheng) 思自奮，況中國殷商之外洋有官護持，絲(si) 茶大賈皆可廣為(wei) 招徠，自行運銷，不受洋人抑勒，是又暗收利權也。洋人之在中國者，……或以千計，或以萬(wan) 計，終不敵華人在洋之數。果能官為(wei) 聯絡，中國多得一助，即外國多數一敵，而中國之氣日盛，外國之氣日弱矣。”[5]

可是到張之洞重視海外設領和檳嶼辦學之際，清朝再要力圖扭轉祖宗閉關(guan) 鎖國，也近強弩之末。此時此際，自大不列顛帝國最初以檳榔嶼作為(wei) 遠東(dong) 跳板，其商人已經實現對華合法鴉片貿易、其教會(hui) 已經實現在華設立教堂、其國家已經實現簽訂1858年中英條約，並且取得香港。晚清名士吳廣霈在1881遊曆新加坡時記載說：“僑(qiao) 寓華民，聞約十餘(yu) 萬(wan) 。坐於(yu) 斯，老於(yu) 斯，詭異侏漓，半成異族”；[6]至於(yu) 吳廣霈對檳榔嶼八萬(wan) 餘(yu) 華人同胞的觀察，也注意到“華人商賈不事讀書(shu) ，固雖傑出者流，亦不能擺脫市井氣，坐為(wei) 者所棄耳。”他甚至批評當地好些華人推崇英國軍(jun) 事是“舍己而從(cong) 人”“忘祖而宗敵”。[7]從(cong) 另一角度回顧此中文字，確能反映當年英殖民地的華民人心不齊，現實生活隱藏著民族離心的憂患。

今天馬來西亞(ya) 華人獨立中學課本提及那時期的新馬兩(liang) 地華人義(yi) 學、家塾和私塾，課文說道“教師是來自中國的秀才、舉(ju) 人或科舉(ju) 考試落榜的讀書(shu) 人，也有識字無多的相命先生”。[8]這是沿用英殖民官員兼漢學家巴素（Victor Purcell）關(guan) 於(yu) 中文學校的思路。但不能忘記，巴素引用一位馬丁博士約在1880年的說法，認為(wei) 華人從(cong) 上學一直到有能力能夠閱讀和理解要在約二十歲，是建立在他對整體(ti) 華人傳(chuan) 統教學的觀察：最初是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而後再進入“初級教育”才會(hui) 念《四書(shu) 》，由此深入古籍、科技與(yu) 時事；[9]以現在目光反思，兒(er) 童從(cong) “幼學”或“蒙學”進入傳(chuan) 統“小學”以前認得四千餘(yu) 生字，到二十歲已有能力閱讀一切經、史、子、集，不能說不是優(you) 秀？再如新加坡萃英書(shu) 院，它作為(wei) 清朝設領以來一直關(guan) 懷的對象，後期仿效西校舉(ju) 行年終冬季會(hui) 考，1897年考試是以能說長章、長句為(wei) 四等、以能通說《四書(shu) 》為(wei) 三等，一二等獎則根據信劄議論諸事決(jue) 定；[10]這顯然是延續以儒為(wei) 宗，同時要求學子不離儒門經世致用。問題卻在當時中國不管在科學技術到相應軍(jun) 事能耐都趨於(yu) 落勢，被西學比下去。所以巴素崇尚西方思維又要力圖客觀，是引用張之洞1898年那本指導大眾(zhong) 深入國學的《書(shu) 目答問》，指出張之洞也提到中國須要西學西藝救亡。[11]然後，巴素方才指出馬來亞(ya) 華教更是設施落後、教師不足，生員稀少而惡性循環，他批評這些華校：“學校是舊式（即私塾之類），教師兼任算命或風水先生、寫(xie) 信人之職，及村中的學者；同時能流利讀寫(xie) 的人，都認為(wei) 完全有教學的資格……”，[12]再而指出馬國華校“不衛生”“皮膚病”“喧鬧吵雜”等等弊端。[13]可見當地華文私塾，既然體(ti) 製到教學方式都在重構整個(ge) 原鄉(xiang) 體(ti) 係，就要遇到相同境遇。

但若說巴素說得對，他是挑明花和果，而不提根與(yu) 種。華文私塾處在大清皇朝政治強勢範圍以外，在西方殖民土地上受著情勢局限，並無祖國，又遭西人支猜疑與(yu) 輕蔑，隻能靠民間組織或有心人以自身有限力量，水平參差不齊，原本就是一種“邊陲”經驗。而當地華人生活在他人主導的世界，更覺得單純傳(chuan) 承自身文化與(yu) 道德人文不足應付現實工作與(yu) 生活，卻是絕對真實的經驗。1889年1月19日，新加坡《叻報》刊社論表述當地情況說：“竊嚐詢此中之肆業(ye) 者，殊為(wei) 散漫，鮮有實效……則緣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誦習(xi) 英文，而於(yu) 華文一端，轉從(cong) 其略”。[14]而力鈞在光緒十七年印行《檳榔嶼誌略》，其卷6《建置誌》也有轉引出現在《檳榔嶼紀略》的說法：“英設義(yi) 學四十二所，教華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來由文者三十二，共學生三千三百零九名。”[15]又說“英設義(yi) 學四十二所，中國設者三所，宜通西學者日多，知中國聖人之學者日少”。[16]這些數據，都是現實寫(xie) 照。況且，此後極短數年間，全球華人目睹中國1895年先敗於(yu) 甲午海戰，1900年再敗於(yu) 庚子之亂(luan) ，把許多人原來堅持守舊的信心都打掉了。一旦發現舊的一套肯定不足，欲要救國強民尤不願放棄自身文化主體(ti) ，看來也就隻能走上如《書(shu) 目答問》揭題的“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

其實，張之洞在1898年還刊刻有《勸學篇》，係統闡述教育如何實行“中體(ti) 西用”，他是主張：“小學堂習(xi) 《四書(shu) 》、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算術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xi) 《五經》，習(xi) 通鑒，習(xi) 政治之學，習(xi) 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一曰新舊兼學：《四書(shu) 》《五經》、中國史事、政書(shu) 、地圖為(wei) 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wei) 新學。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於(yu) 兵事有益；習(xi) 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三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敏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製、化學、製造，須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ti) 操，須氣體(ti) 精壯者。”[17]

這裏應注意張之洞說法定位在“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

二、聖教為(wei) 本而兼通中西的新製度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南洋紅頂商人張弼士領著清朝政府“商部奉請供派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南洋學務大臣太仆寺卿”的頭銜，帶頭出錢出力，推動當地華人開辦新馬曆史最早的新式學堂，張之洞當年建議方才實現。這間檳榔嶼紳商捐款籌辦的中華學校，初時暫借檳榔嶼閩粵僑(qiao) 商設立的華人公共機構平章會(hui) 館；而張弼士給這間1904年開課的學校帶來的，是光緒皇帝禦筆“聲教南暨”匾額，還有朝廷贈送全套《古今圖書(shu) 集成》。[18]此時此景，距張之洞1887奏文有十八年之久，距離張弼士在1890年初任首任駐檳榔嶼副領事已經15年後；張弼士以後曆任檳榔嶼副領事的紳商張煜南、謝春生、梁碧如、戴欣然等人，還包括其他社會(hui) 上頂著清朝官銜走動的紳商，都幾乎出現在捐款人名單，分別擔任裏頭的學校正、副監督、總理、協理。[19]

相關(guan) 中華學堂創辦的記錄，清朝官方與(yu) 當地紳商的共同記憶是說，1904年4月間，侍郎銜候補二品京堂張弼士及前布政使銜候選道謝榮光，先後到檳島，檳榔嶼副領事梁碧如“與(yu) 之熟籌，速成辨法，皆謂中國時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圖，恐有迫不及待之勢。乃邀同鹽運使銜胡國廉、江西補用知府張鴻南、知府銜謝德順、五品銜林汝舟、封職林克全，相與(yu) 提倡，漸借平章會(hui) 館為(wei) 校舍，籌款分‘創捐’、‘長捐’兩(liang) 項，創捐者隻捐一次，以為(wei) 買(mai) 地建校購置書(shu) 籍圖器之費，長捐者遞年認捐，以為(wei) 薪修雜用工役燈油筆墨紙之需。議既定，張振勳（即張弼士）、謝榮光、胡國廉、張鴻南及副領事各認創捐五千元、長捐五百元；謝德順、林克全各認創捐銀一千元，謝德順又認長捐銀一百二十元”。[20]

總體(ti) 來說，中華學校的規定和課程設置，是符合著張之洞當初建議，目標在回應上述所謂“中國時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表達憂患之餘(yu) ，可以形容是“朝廷儒教南傳(chuan) ”，其學製更是把舊式學塾尊孔忠君以製度化去加強，形構學生日常行為(wei) 禮儀(yi) 規範。其入學、每月例常集會(hui) 、放假的規定都涉神道設教，提倡祭孔祭祖以及祭祀各路神聖，課程則重視以儒為(wei) 宗而兼學中西、以大清皇朝為(wei) 奉天承運。先民本把發揮儒學三綱八目的為(wei) 人為(wei) 學之道統稱“聖教”，南洋民間私塾教育自力更生數百年以後，中華學堂內(nei) 設孔聖廟，光緒送來“聲教南暨”禦筆以及全套《古今圖書(shu) 集成》，承認南洋新辦學堂屬於(yu) 官方體(ti) 製，有心接引私塾諸生回國升學，毋庸置疑申言著朝廷版本的“聖教南暨”。

閱讀中華學堂《設置簡章》，足以證明檳榔嶼學校在1904年5月15日開課，就是依據張之洞等人1903年修訂而於(yu) 1904年1月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檳榔嶼華人趕在1905年之前開學，正值清政府按照《奏定學堂章程》精神“立停科舉(ju) 以廣學校”，設立學部統一全國教育行政，建議辦理從(cong) 小學一路到大學製度；同時不忘揭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等宗旨。[21]而中華學堂《設置簡章》也與(yu) 之呼應，既是儒教為(wei) 本，又強調兼通中西。中華學堂簡章第二章規定校內(nei) 分班為(wei) “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八堂，第三章規定教學內(nei) 容分為(wei) “修身、讀經、國文、外國語、曆史、地理、算術、物理、體(ti) 操”，修身一科是“擇講文恭宏謀所輯五種遺規”，而讀經講經還考慮到“中學學生年歲已長，應講授《春秋左傳(chuan) 》及《周禮》兩(liang) 經……若學生程度稍低，則仍授四子書(shu) ，以端其本。每星期內(nei) 講經六點鍾，挑背複講四點鍾”；到了第四章則規定“皇太後、皇上萬(wan) 壽聖節、孔子先師誕，並清明、端陽、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天”，延續下去第六章是提倡常年尊孔，建議“本校向常開學、教學之日，及每月朔日，由監督暨教員辦事諸人員率同學生，詣至聖先師前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學生向監督教員行三揖禮，向辦事諸人行一揖禮退班”。[22]這樣一份簡章的初意，分明是考慮也配合著《奏定學堂章程》的建議，本義(yi) 在結合當地一般私塾停留在傳(chuan) 統“幼學”或小學的基礎，以中華學堂設立中小學，或提供幼學升學，或示範小學改製。而觀其第三章所述教學內(nei) 容，各科目互相關(guan) 係顯見新舊兼容、中西兼學，但以不能放棄修身讀經為(wei) 本。這還不至於(yu) 像一些書(shu) 寫(xie) 馬來亞(ya) 華校曆史的文字，以為(wei) 它是取代原來大眾(zhong) 辦的私塾、義(yi) 塾。

由此理解，檳城副領事張煜南輯錄編著的《海國公餘(yu) 輯錄》，重視收錄張之洞《奏檳榔嶼宜添設領事疏》，[23]豈屬偶然？張之洞明知當地本有儒士、本有私塾，才認為(wei) 檳榔嶼有條件設領辦學讓子弟“習(xi) 聞聖人之教、中國禮儀(yi) 彝倫(lun) 之正”。《奏定學堂章程》傾(qing) 向以儒為(wei) 本、習(xi) 經為(wei) 重、兼通中西新舊之學，以此力保續文化國體(ti) ，不見得隻是清廷的理想，也符合整體(ti) 南洋華民應對亞(ya) 歐航路風濤西緊的堅持。在檳榔嶼中華中學的圖書(shu) 館，至今珍藏著其前身中華學堂采用的清朝學部老課本，翻閱其內(nei) 容，當日小學課本兼顧了西方語言和算學、科學知識，甚至高小課本內(nei) 容已經在談論各國政體(ti) 情況，也討論中國實行君主立憲、走上全民皆兵，以至議論如何實行議會(hui) 製度，令人感覺其內(nei) 容不單是為(wei) 了給孩童灌輸知識，也傳(chuan) 遞著鼓舞新政圖強的急切感。

所以，檳榔嶼中華學堂建立，更大意義(yi) 就在提供範式，而不是孤立現象。這之後短段期間，英殖馬來亞(ya) 各地華人呼應清廷新學政策，還包括吉隆坡尊孔學堂等校。光緒三十三年（1907）新加坡總領事的視察報告：“本年四月，添設師範傳(chuan) 習(xi) 所一間，壩羅有女學校一所，為(wei) 閩商胡國廉創辦，吉隆坡之商務公所亦倡辦尊孔學堂，明正開學……至蒙小學堂，或仍舊法，或議改未成，或尚未議設，領事傳(chuan) 集華商，委曲勸導，喻以興(xing) 學之利，不興(xing) 學之害……”，[24]其陳述一方麵已證說明推動英殖民地華人辦學背後有清朝的政府行為(wei) ，另一方麵亦證實當時確有推動辦學勸導私、義(yi) 塾改製，其中遇到頗多阻力，包括意識不到迫切，或缺乏地點、經費、教員等條件。而清朝學部《報效學費章程》為(wei) 了支援各處興(xing) 學，也因此擬定政策，答應各處紳商，他們(men) 隻需按照賑災捐官的五成捐款，可以得到同樣位置的清朝職銜。[25]到光緒三十四年（1907）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南洋紳商捐款興(xing) 學請獎折》進一步指出南洋紳商“不忘祖國，奮誌興(xing) 學，實屬深明大義(yi) ……較內(nei) 地商民尤為(wei) 難得，自應援案給獎，擬請準建立專(zhuan) 坊”，[26]意圖更大推動大家熱心。

從(cong) 上述晚清政府政策理解英屬馬來亞(ya) 以及荷屬印尼兩(liang) 地華文教育，可知其背後實涉清廷“聖教南暨”大布局。光緒題詞“聲教南暨”牌匾除了出現在暫借檳榔嶼華人共同組織平章會(hui) 館辦學的中華學堂，其實也在相近時間送到印尼昔日中華會(hui) 館在泗水文廟推動辦學的原址。不論《報效學費章程》，抑或《南洋紳商捐款興(xing) 學請獎折》，當然不僅(jin) 為(wei) 著馬來亞(ya) 華人。1905年，正當檳榔嶼創立新式學堂，兩(liang) 廣總督岑春萱也會(hui) 同閩浙總督，奏派廣西知事劉士驥出任兩(liang) 廣學務處查學委員，到南洋協助各地華校正宗旨、定教科、勸辦學、籌經費。劉士驥成為(wei) 清朝第一位周遊英、荷殖民地的視學官，視察馬來亞(ya) 各地包括新加坡的辦學情況，又於(yu) 該年五月到萬(wan) 隆召集全爪哇中華會(hui) 館代表，成立荷印學務總會(hui) 。[27]岑春煊上述獎勵勸學奏文，便是聽取了劉士驥稟報，才奏請褒獎辦學紳董、教習(xi) 及捐款人員；學部為(wei) 隆重其事，乃會(hui) 同商部、度支部及禮部，四部連署會(hui) 奏。[28]而岑春煊對待當地辦學具體(ti) 人事，亦是參據劉士驥“爪哇全埠，設立總學會(hui) ；新加坡檳榔嶼等埠，各設學務公所”而稟請派總監前往辦理。[29]但岑春煊認為(wei) 爪哇與(yu) 新、檳由民間各自組製的不同名義(yi) 辦學機構“所擬名目，與(yu) 學部新章不符”，將之一律改稱“勸學所”,並由朝廷委派總董，以駐在新加坡的清廷駐馬來亞(ya) 總領事孫士鼎任新加坡總董，以商紳胡子春觀察任檳榔嶼總董；[30]另外，岑春煊又從(cong) 兩(liang) 廣官僚體(ti) 係派員，以日本法政學堂畢業(ye) 的兩(liang) 廣直州判蘇喬(qiao) 蔭（啟元）為(wei) 新、檳兩(liang) 地總視學員，以知縣汪鳳翔出任荷印勸學總董兼視學員。[31]

蘇啟元負責新加坡、檳城總視學，在1906年11月21日初到貴地五天，當地最暢銷華文報刊《叻報》即刊載他針對荷屬地華文危機的發言：“旅居外國者，語言既異，文字不通，自認為(wei) 外人，則種族難強；又有謂讀外文致富起家，諸君亦知內(nei) 與(yu) 外國人其權力相去幾何也？”[32]如此言說，立場不言而喻。

清朝不僅(jin) 有兩(liang) 廣總督派出各地總視學員，北京學部也另外派出專(zhuan) 員總理南洋學務。1906年9月，岑春煊離兩(liang) 廣總督職位；同月，吳興(xing) 錢恂出任東(dong) 西洋考察大臣參讚，學部派遣其女婿法政科舉(ju) 人董鴻緯，也是張之洞昔日湖南官派日本留學生，頂著專(zhuan) 門司行走的職務，隨同嶽丈一道考察華僑(qiao) 工商與(yu) 學務。[33]錢、董二人主要到印尼爪哇，期間促成後來暨南學堂，事跡是後人熟悉的。而實際上，到1907年1月左右，錢恂已經在陸征祥推薦下以江蘇省補用知府出任荷蘭(lan) 大臣，由新加坡啟程；[34]按照《光緒實錄》，董鴻緯成為(wei) 蘇、汪二人上司也當在錢恂出行相同期間，清廷是在1907年1月“又派法政科舉(ju) 人董鴻禕總理南洋各埠學務”。[35]如此，先有兩(liang) 廣派出蘇、汪視學，後有學部派出董鴻緯跟進，晚清政府調動從(cong) 京師到南方省份的官僚體(ti) 係互相、監督、配合與(yu) 協調當地辦學，對於(yu) 英荷屬地華人凝聚認同、培養(yang) 中西兼通人才，不可謂不重視。而各地實際操作，說到底辦學經費還是要由當地華人承擔。像印尼各地，劉士驥見證成立的總會(hui) 不一定因岑春煊另有建議而解散，而是形成過以民間向清朝乃至後來的民國政府互動的機製。由諫議裏（Kediri）徐博興(xing) 及八馬壟（Pemalang，巨港/舊港）陳景然推動的“荷屬華僑(qiao) 學務總會(hui) ”，自1906年成立1927 年，最終因財務問題結束。[36]

論其當日的最終目的，則不外是為(wei) 了收複人心、整頓山河，寄望當地華人“習(xi) 聞聖人之教、中國禮儀(yi) 彝倫(lun) 之正”。

三、廣西儒仕對南洋華文教育的助緣

有意思的是，1903年規劃新學改革所要貫徹的目標之一，是大清皇朝有意識通過新式學堂統一使用官話教學，推動未來全民通講官話的“國語”政策。然而，自《奏定學堂章程》在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頒行天下，其主張官話教學，尚且寄望聖教南暨，首先在客觀上要應對各地華人環境各異、方言紛紜，不論中國領土內(nei) 外，肯定不見得容易實踐。對於(yu) 英荷兩(liang) 屬殖民地華人，這更是百年未曾麵對的局麵，辦學過程會(hui) 演變為(wei) 各種在地狀況，不在話下。

《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全文最先有說“初等小學堂為(wei) 教員者，於(yu) 講授功課時，務須隨時指導，曉之以尊親(qin) 之義(yi) ”，再而又指出“忠孝為(wei) 敷教之本，以禮法為(wei) 訓俗之方，以練習(xi) 藝能為(wei) 致用治生之具”，其提及官話教學的文段，則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扡格。茲(zi) 擬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yu) 中國文一科內(nei) ，附入官話一門。其練習(xi) 官話，各學堂皆應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shu) 為(wei) 準。將來各省學堂教員，凡授科學，均以官音講解，雖不能遽如生長京師者之圓熟，但必須讀字清真，音韻朗暢”。最終，《學務綱要》還要求“學務大臣所用屬員，均須選擇深通教育事理之員，將來以京師大學堂，各省高等學堂畢業(ye) 學生，及遊學外洋大學堂、高等學堂畢業(ye) 回國學生，考選充補”。[37]可是，對比晚清出使官員留下南行史料，那年代的大清官員到達英荷殖民地，也是諸多語言障礙；要推廣官話真不是簡單的事。以馬建忠在1881年寫(xie) 作《南行記》為(wei) 例，馬建忠奉敘述他李鴻章命赴印度談判鴉片事，談到經過檳榔嶼會(hui) 見華商，居然是要勞動陪同的英國駐檳華民撫衛司嘉爾，替雙方互相翻譯。馬建記載道：“中國商人攬煮煙公司邱天德，偕代理招商局務同知銜胡泰興(xing) ，並巨富辜上達、邱忠坡等來謁。言語不通，以英語為(wei) 問；但伊等又不能深解，賴嘉爾能閩廣語，為(wei) 之傳(chuan) 譯。因知彼等生長於(yu) 斯，其祖父率自瓊州，乘東(dong) 北信風至暹羅，越嶺而來，無逾一旬；聞亦有至新加坡，道至此者，因問彼等何無首丘之念，嘉爾答以彼等之祖父偷越至此，本幹中國禁令，則海禁雖弛，而彼等已半入英藉矣。”[38]馬建忠後來以《馬氏文通》名留後世，他在文中記載的人物都是檳榔嶼閩南原籍聞人，可正因為(wei) 馬建忠必須講英語，讓嘉爾翻譯對方的閩南語，結果其記載當中就把辜鴻銘的親(qin) 人“尚達”成了“上達”，雙方談話過程又讓嘉爾把邱胡等人本來強烈民族立場說成“半入英籍”。

數目字或可更具體(ti) 說明情況。薛福成於(yu) 光緒十七年（1897）奏派黃遵憲為(wei) 新加坡總領事，曾要求黃遵憲到任後調查南洋華人人口，得到答案是“南洋各島華民不下百餘(yu) 萬(wan) 人……廣、瓊、惠、嘉各籍約七之二，粵之潮州、閩之漳泉乃占七之五”。[39]從(cong) 這些先民原籍可知，他們(men) 的曆代祖先絕多來自華南，他們(men) 在原鄉(xiang) 城鎮都是以方言交談，到了自己和子孫輩生活在英荷殖民地，接觸馬來語和洋文機會(hui) 多於(yu) 接觸華北人，官話對他們(men) 絕對是新鮮事，甚至可以平生未曾聽過一句官話。

若以晚清馬來亞(ya) 華人新辦學堂為(wei) 例，中華學堂作為(wei) 首建模範學校，肯定首當其衝(chong) 。中華學堂打從(cong) 1904年5月15日開學原本就號稱“中華官音學堂”定位，除了須要教員掌握各科知識與(yu) 教學方法，更重要是確保教員都曉得官話統一教學。而且，學校在開學前，還當真想要達到《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在1904年1月以前未曾公布已然擬定的理想，計劃延攬“遊學外洋大學堂、高等學堂畢業(ye) 回國學生”到馬來亞(ya) 做事；其時清廷駐檳榔嶼副領事梁碧如，曾經代表校方請求清政府駐日本使署協助，冀望能從(cong) 留日學生之間延聘總教習(xi) ，但日本使署回信說，各省官派學生都是回省候用，而私費學生大半在速成師範科畢業(ye) ，“尚無法明新理的精神”；梁碧如因而報告上級，他隻能暫派自身的隨員擔任教習(xi) ，設法“就地選擇學問較優(you) ，品行端謹，兼通正音者十二人為(wei) 教員”。[40]

陳劍虹2004年為(wei) 後來改稱“檳榔嶼孔聖廟中華中小學”的學校撰寫(xie) 《創校史》，總結百年前的史料說：“1904年5月9日，中華學校試辦教習(xi) 何惠荃等12人在《檳城新報》刊登開辦夜課速成班的章程，以及招生和招聘正式教習(xi) 的聯合啟事。5月15日下午6時正，中華學校正式開課，就讀速成夜課者共50餘(yu) 人，分三個(ge) 等級上課。以全未發蒙者為(wei) 首級，業(ye) 經發蒙未通文義(yi) 者為(wei) 次級，能作淺說者為(wei) 三級。以普通話為(wei) 媒介，為(wei) 期三個(ge) 月。……數月後，廣東(dong) 順德進士黃敏學出任總教習(xi) ，主持校務；嗣聘廣西桂林禮部主事李體(ti) 幹代其職。……簡章再次顯示，中華學校奏辦之初，即欲為(wei) 一新式中學堂，由於(yu) 文風初開，因而在本嶼各蒙學堂挑選優(you) 秀生因材施教，所授課目也和癸卯學製所定有所不同。”[41]以上文字以“普通話”稱官話，方便大眾(zhong) 明白當代馬來西亞(ya) 通行漢語教學之昔日淵源，但清代所謂“官音”當年尚未“普通”，“官話”與(yu) “普通話”雖說一脈相承，到底還是有些區別。至於(yu) 中華學堂最初是辦夜課教蒙學，或者從(cong) 蒙學堂接引優(you) 秀生到中華學堂升學，學堂科目卻不盡相同癸卯學製，也可以理解為(wei) 在地必須靈活演變；中華辦校初期既缺乏師資又遇學生來源問題，梁副領事固然提到《奏定學堂章程》，[42]校務卻隻能是秉持其“癸卯學製”精神，而非依照全盤細節方法。

梁碧如副領事畢竟深知如果想要繼續深入各地勸學，如此經營斷非長久之計。尤其推動官話教學，不可能單是要求各地舉(ju) 辦學堂，還得培養(yang) 師資。所以，他在開學演講提到當地華人不通“正音”的各種遺憾：例如當地數十萬(wan) 華人因著籍貫與(yu) 方言的差別日常無從(cong) 交談溝通，或如留洋子弟不通正音而無從(cong) 響應朝廷提供回華發展機會(hui) ；其言論既是痛感省府方言互不相通造成華民比鄰如陌路，又是強調以官話為(wei) 共同語言成就族群聲氣相投。[43]由是，梁碧如1904年求助日本使署失敗以後，不曾留步，轉而又致函兩(liang) 廣學務處，請求派員協助創辦師範學校。晚清兩(liang) 廣官僚體(ti) 係對於(yu) 南洋華文教育的最初助緣，從(cong) 此打開局麵。除了來自廣西桂林的六品官員“禮部主事李體(ti) 幹”，緊接著還有好幾位廣西儒士官僚陸續南下。

求助的結果堪稱峰回路轉。梁碧如是在1904年指定邀請原籍惠州的兩(liang) 廣學務處查學委員劉士驥南下負責師範，兩(liang) 廣學務處給梁梁碧如答複說劉士驥隻有把在華任務做完才能南下；但是，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已經演變成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奏委派劉士驥頂著“廣西知事”官銜到南洋視學，而且任務已經不直接到檳榔嶼辦師範，而是先到新加坡，兼程往荷殖印尼考察爪哇等地。到達檳榔嶼已經是（1906）年四月。[44]而且，從(cong) 檳榔嶼辦學之議，演變到兩(liang) 廣總督推動南洋各地全麵辦學，岑春煊都是動員兩(liang) 廣官僚，尤其一再起用在其廣西原籍服務的官員。這使得清政府南洋推動華教的最初兩(liang) 年，動用廣西人事關(guan) 係的明顯特點；而各校“擇講文恭宏謀所輯五種遺規”，又是把清代廣西大儒陳宏謀的撰著視為(wei) 修身學儒的標準，學子都得朗讀解意。

縱觀檳榔嶼中華學堂的人事布局，廣西儒士官僚網絡在其中作用其實“裏應外合”，涉及檳榔嶼辦學關(guan) 鍵人物原本的人際網絡，也牽涉桂林作為(wei) 華南官話流行地區的優(you) 勢。如果深入研究創建中華學堂主事者，則無論張弼士、謝榮光、張鴻南、胡子春（國廉）、梁碧如都是在商業(ye) 上互相往來的客家社群領導，名字經常一道出現在各種捐款活動，在廣西各有投資。其中張煜南、張鴻南兄弟是張弼士的商業(ye) 代辦，張煜南是謝榮光的兒(er) 女親(qin) 家，而謝榮光則是梁碧如的丈人。[45]張煜南和謝、梁三人都內(nei) 舉(ju) 不避親(qin) ，曾繼張弼士之後，輪流自資承擔擯榔嶼副領事。因此，1903年癸卯改製剛開始，1904年，張弼士已在當地勸辦新學堂，梁碧如以副領事身份要求廣西派送教師，其時間巧合緊湊，難說是偶然。重要還是林博愛著《南洋名人集傳(chuan) 》二集提到原來擁有“廣西知縣”職分的張韶光，曾受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南洋的知遇，原是中華創校與(yu) 倡議師範傳(chuan) 習(xi) 所幕後人物，足以透露人際關(guan) 係的蛛絲(si) 馬跡。而閩粵與(yu) 馬來亞(ya) 文字也多有記載，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任在上三年餘(yu) 間曾向南洋宣慰，胡子春為(wei) 報效國家，捐獻過白銀50萬(wan) 兩(liang) 。[46]由此可測，副領事函請兩(liang) 廣學務處派員助辦師範，指定需要其人而耐心等待劉士驥成行，到兩(liang) 廣總督的態度積極，先後正式委任劉士驥和胡子春擴大工作，背後除了官方人事需要，當然可能涉及岑以及張、梁、胡三人某些人事交情的考慮。

按林博愛的敘事，張韶光儒學造詣不淺，薄功名而務實事，實際上擔任張弼士文膽兼經理的族親(qin) ：“年十三，即頌畢五經，同族太仆公弼士見而奇之，即攜君往荷屬巴達維亞(ya) ，旋至檳榔嶼，授以重任，並代理檳榔嶼領事職位。今檳城有中華學校，校中有孔聖廟，人第知太仆捐地址出巨資以成之，而不知君實提倡也……昔檳城有師範傳(chuan) 習(xi) 所、今檳城有中華總商會(hui) ，皆為(wei) 君所發起……前清辦順直賑捐，得保分省廣西知縣，加二品銜。”[47]從(cong) 林博愛文後提到張韶光對官職“不以為(wei) 榮”，岑春煊訪問當地“見君獨重之，知君有商才”。[48]這說明在張弼士以商人身份兼任領事的年頭，其幕後文膽張韶光實質上即“代理檳榔嶼領事職位”的那位；張弼士捐款倡議中華學堂，本身常在外地，無暇實務，張韶光便更可能便是當年各方人際關(guan) 係斡旋者。若把廣西知縣張韶光、李體(ti) 幹，並列也是知縣出生的劉士驥、汪鳳翔，他們(men) 都是“廣西官”，屬岑春煊原籍的係統，官場可算是同事，在檳榔嶼所從(cong) 事的教育事務也互有關(guan) 係。

再看岑春煊，除了考慮他在本籍廣西桂林的影響，還應注意他對待新學的立場。全國推動新式學校，正源於(yu) 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連同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jun) 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liang) 江總督周馥以及湖南巡撫端方，在1905年9月2日聯銜奏請立停科舉(ju) 。1903年癸卯改製剛開始，岑春煊正好在同年上任兩(liang) 廣總督；1904年，張弼士已經在南洋勸辦新學堂，梁碧如則以副領事身份要求廣西派送教師。從(cong) 新式學堂到發起師範學校，到了1905年水到渠成，倡議人又是張弼士與(yu) 岑春煊雙雙器重的張韶光，這樣的多重人際關(guan) 係，證明原來的相識者誌氣相投，人際因緣網絡發揮作用。而且，岑春煊與(yu) 胡子春的交情也不是一時。1913年，岑春煊參與(yu) 革命陣營反對袁世凱被通緝，一直到他在1916年回國任護法軍(jun) 政府主席總裁，就是受胡子春之邀，主要寄寓檳榔嶼。

劉士驥在檳榔嶼籌備師範傳(chuan) 習(xi) 所，曾主辦論文比賽，接受自己所選第一名學生的建議，認為(wei) 當地應以新加坡為(wei) 總部，設學務總公所，由兩(liang) 廣提學司派人管理各地學堂，這也是他後來稟報總督的內(nei) 容緣起。但劉在檳榔嶼隻是開了六個(ge) 月的短期班，就和檳榔嶼華人鬧矛盾，不等學生畢業(ye) 匆匆回國。到了1906年尾，師範傳(chuan) 習(xi) 所是由兩(liang) 廣總督岑春煊改派蘇喬(qiao) 蔭（啟文）為(wei) 總視學，繼續向東(dong) 南亞(ya) 各地招收第二班學生。[49]從(cong) 劉士驥突然離開馬來亞(ya) ，可知同一個(ge) 係統內(nei) 部也有人事變化。從(cong) 後來岑春煊根據劉士驥回國報告人事考量，派出蘇啟文與(yu) 汪鳳翔兩(liang) 人，也可以看出主事者繼續維係原有關(guan) 係網絡在當地華文教育的作用。

更應重視的是，岑春煊當年派遣廣西官員，都是真有魄力想要教育救國的人才。如劉士驥本身，他是康有為(wei) 的同年，曾參與(yu) “公車上書(shu) ”，後來以知縣分發廣西省補用，先後署理平樂(le) 、永淳知縣，猶不畏懼上書(shu) 替維新派辯解。他在1902劄委廣西大學堂主事，又破格錄取以後成就廣西大學根基的馬君武校長。等到他在1906年帶同本是康有為(wei) 弟子的歐榘甲到達英荷殖民地勸學，他早在之前已和邱逢甲等人在兩(liang) 廣積累諸多辦學與(yu) 創立師範經驗。劉士驥最終也為(wei) 了在廣西辦理“振華”銀礦振興(xing) 實業(ye) ，和康有為(wei) 反目，在暗殺事件以身殉國。

至於(yu) 劉士驥奏請岑春煊派往南洋的汪鳳翔，即汪千仞，也是劉士驥與(yu) 康有為(wei) 所欣賞的門人，在1897年即加入康有為(wei) 赴桂講學所組建的“聖學會(hui) ”，以後在粵省“本其師承，相機傳(chuan) 布”。[50]在印尼華教的記憶，雖然岑春煊汪到印尼上任不久之後就離開兩(liang) 廣，可是汪到達南洋以後，在位三年，是有效的控管了劉士驥之前留下的學務總會(hui) ，訂定華僑(qiao) 學校章程，為(wei) 各學堂設施之標準。[51]再翻閱清末民初廣州史料，還可發現汪鳳翔在1906年視學南洋期間，其辦學熱忱不單照顧印尼，也涉及新加坡和廣州各地。因黃景棠（詔平）其人在新加坡經營羅奇生煙莊和橘香齋中藥店等字號，與(yu) 他是同年中式舉(ju) 人，所以汪鳳翔便由黃景棠陪同，巡視各埠鼓勵華民興(xing) 學。結果，黃景棠在廣州參與(yu) 的工商事業(ye) ，除了潮汕鐵路、粵路公司、《廣東(dong) 七十二行商報》等投資，另外也在開辦“時敏”與(yu) “述善”兩(liang) 所學堂；此外，黃妻馬勵芸與(yu) 汪妻劉佩箴也得到夫君支持，聯合杜清持等婦女先進，一起創辦公益女學和維坤女學。[52]

儒士官員與(yu) 紳商人際關(guan) 係長期互建的信任與(yu) 信心，固然對推動新式學堂教育的人事布局有一定影響。可是，還有另一重要因素也應注意：從(cong) 廣西引進老師教導當地師範學生，更大優(you) 勢在桂林曆史以來是西南官話流行地區，較易尋找通曉華南方言又接近北京官話的教習(xi) 人員。像原籍惠州的客家人劉士驥，以及桂林原籍的汪鳳翔，本來既能通客語或白話，到達粵籍人眾(zhong) 多的馬來亞(ya) 和印尼等地，就比北方人初到貴地事半功倍。徐珂《清稗類鈔》卷43《方言類·桂林語》曾載：“粵人平日畏習(xi) 普通話，有誌入官，始延官話師以教授之。官話師多桂林產(chan) ，知粵人拙於(yu) 言語一科，於(yu) 是盛稱桂語之純正，且謂嚐蒙高宗褒獎，以為(wei) 全國第一，詔文武官吏必肄桂語。此故齊東(dong) 野言，不值識者一笑。”[53]如此記載確能反映明清兩(liang) 代桂柳官話盛行地區，確能找到較多既通華南方言又通官話的人才。筆者少小時候曾聽老人言說，當地早期小學教學，原來講客家話或粵語的教師一旦發現“華語”解說不易，方便的教導方法就是轉以方言教曉得粵籍或客家學生，再由他們(men) 轉述源自閩南方言群同學。

以交通之便或者語言溝通之便來說，從(cong) 廣西派出講官話的視學或教員，自是比其他省份派遣人員有利。從(cong) 朝廷的觀點考慮，兩(liang) 廣總督即使是廣西人，也有內(nei) 舉(ju) 不避親(qin) 的理由。而當地華人社會(hui) ，從(cong) 散漫的教導蒙學為(wei) 主的私塾，發展向需要辦起師範教育，自覺應當培養(yang) 中西兼修的人才，畢竟符合整體(ti) 民族興(xing) 學堂、開民智、維文化的共同願望。在這裏探討了原來官商網絡如何為(wei) 當年大業(ye) 開啟水到渠成，但後來的遍地開花卻是由於(yu) 人同此心，也就不再持續曇花一現的廣西淵源。

四、後語：江山寂寞守百年

概要而言，從(cong) 1904年到1907年，英荷殖民地發生各地華人紛紛響應學部《奏定學堂章程》倡議，背後確實有著晚清政府推動，兩(liang) 廣到學部官員南下支持，也有助推波助瀾。尤其以張弼士等人在檳榔嶼出錢出力倡建中華學堂，提供了新式學堂的概念與(yu) 示範。這是在本來深受儒教潛移默化的社會(hui) ，植入晚清儒士官僚設想中維係華夏而融入西學的“聖教”版本，傳(chuan) 播著官方設定在“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理念的“聖教南暨”。其維續儒教的體(ti) 現，又不僅(jin) 在課程設置要求諸生熟諳儒籍，而在於(yu) 校內(nei) 設建孔聖廟，要求師生不論入學、開課、節日都得行禮如儀(yi) ，身體(ti) 力行祭孔、祭祖、敬禮天地鬼神等規範。

從(cong) 亞(ya) 洲回應西方角度，朝廷當年重視規模不大、校址猶是寄人籬下的檳榔嶼中華學堂，以及翌年設立的師範傳(chuan) 習(xi) 所，皇恩眷顧，欽賜“聲教南暨”牌匾嘉賞，又贈全套《古今圖書(shu) 集成》，意義(yi) 旨在在重建鄰近地區的中華認同。這是中國近代上，全國教育統籌機構第一次重新把權限延伸到南海土地，從(cong) 學製到課本再到師範教育，支持當地維係文化以及提升教育。其提倡官話教育，也開展了各地華文教育從(cong) 方言教育轉向“國語”統一教學，確立了在英殖香港以外，南洋各地的華文教學語言，大家至今統一采用“華語”。

正如人們(men) 熟悉的曆史演變，1911年之後，《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作為(wei) “綱要”，原本有待各地辦學實踐支持其比較、反饋、細化、深化，卻很快失去原有定位，成為(wei) 前朝文獻。雖然如此，不管人們(men) 最終接不接受清室皇權，自1905年以來，英荷屬地曆史上有過數以千計的宗祠、會(hui) 館、神廟辦學，都在模仿相同學製，改造了原有舊式中文書(shu) 塾，也力圖緩解了華人子弟改學西洋學校的風氣。這就證明《奏定學堂章程》提倡的理念在南洋華人社會(hui) 曾經受到積極回應。以後常見一些說法，多有從(cong) 利害關(guan) 係角度，認為(wei) 晚清政府把癸卯學製延伸到南洋各地，目的在籠絡華人，阻止華僑(qiao) 社會(hui) 傾(qing) 向保皇勢力與(yu) 革命黨(dang) ，並進一步爭(zheng) 取華僑(qiao) 返國投資；這顯然是延續革命激進派的黨(dang) 同伐異，隻看到可能效果，卻不信任實踐者的動機。正如信奉基督教的革命領袖黃乃裳，他為(wei) 了傳(chuan) 播革命主張向民眾(zhong) 宣傳(chuan) ，也曾主張從(cong) 清朝曆史屢屢發生的種族迫害“使之生懷恨之心，而後漸進以民族複仇諸主義(yi) ”，因此便對汪鳳翔采取敵對態度，而有遺憾之說：“惟近日又得劉士驥稟派一爪亞(ya) 學務總監督汪鳳翔-汪粵西人，九月可到之消息；裳經走緘巴城及井裏汶等處，阻之已屬不及”。[54]但是，不能否認，清廷雖然顧忌革命，先賢納捐教育固然也可被譏貪圖名位職銜，癸卯學製畢竟體(ti) 現著晚清官員確有憂心中華，而有改革之議，同時也符合南洋華民數百年慘麵西殖壓力的心聲。所以劉、蘇、汪、董等人勸學，才會(hui) 處處獲得響應。即便黃乃裳上述文字，接下去也不能不以惋惜態度承認：“據雲(yun) 此係劉在爪亞(ya) 時，各學堂請其稟派者。殊為(wei) 可惜。”[55]

當然，若要從(cong) 儒教傳(chuan) 播的觀點去說，這也是中華曆代皇朝最後一次以官方行為(wei) 把當朝主流儒學觀念推送昔日曆朝經營的南海地區，但這次的受眾(zhong) 卻主要隻有“華民”，而其內(nei) 容所欲應付的是西學東(dong) 漸、新學頓興(xing) 對於(yu) 儒教主體(ti) 的衝(chong) 擊。把癸卯學製精神被進南洋英荷殖民地，其中一大成就是提供南洋華人更信仰結合“體(ti) ”與(yu) “用”的可能，印證了大眾(zhong) 想要頂住風濤西緊維護文化本位的思考，並且從(cong) 學校體(ti) 製培養(yang) 以儒為(wei) 宗、兼通中西的人才，麵向未來的交融與(yu) 解決(jue) 之道。不過，隨著清朝的覆滅、民國以後以西方為(wei) 對照的新思潮影響著從(cong) 教育製度到教學內(nei) 容都一再演變，加上英荷殖民政府以至二戰後興(xing) 起的民族國家對各國華文教育有諸多設想，晚清政府提供的這套設想畢竟是未曾有機會(hui) 實踐中細化、深化、完善。今日的檳榔嶼，名叫“孔聖廟中華中小學”的學校，依然興(xing) 旺，中學大堂內(nei) 猶供奉著張士的塑像與(yu) 孔子像，隻是中學教學已經全部改為(wei) 馬來文，晨昏上香也不再是學生的義(yi) 務。但是，相比鄰國排華曆史之後的華校遭遇，這又是最盡力保全的結果了。曆史，不能改變，隻能寄望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