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衛平】精神與物質的“家園”——初訪陽明精舍

精神與物質的“家園”

——初訪陽明精舍

作者：張衛平（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在當下文化知識界，“陽明精舍”已頗有些名氣。“陽明精舍”既是蔣慶先生生活（一些對蔣慶崇拜的人在文章中也雅稱其為“蔣公”，在我的母校諸多畢業生中能有如此雅稱的大概惟有此人）的住所、隱居地，也是他學習、研究、交流的所在；既是蔣先生的物質家園，更是蔣先生的精神家園。“陽明精舍”，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的目的地。

從貴陽市區出發，“雪佛蘭”越野車行駛了大約二十分鍾後便離開了高速公路，駛入鄉間公路，沒有多久又走上“機耕道”，此時越野車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體現，在澎湃動力的推動下，我們也體驗了一把越野的快感，不過如果不是越野發燒友，大概沒有人願意在這樣的路上顛簸。在車裏晃來晃去一陣之後，路邊不遠處呈現出一個大約有五十畝大小的湖，湖麵上有三、兩隻白鷺悠閑自在地劃過水麵，此處著實幽靜。我已經預感到離我們要去的目的地“陽明精舍”不遠了。

因我的博士研究生在貴陽中級法院實習，因此便與他們有了聯係。貴陽中院邀請我到貴陽和黔東南中院講學，於是也就有了貴州之行。貴州的象征——“黃果樹瀑布”自然要看，苗寨也不能放過，除此之外，還有一處現在可以稱為“人文景觀”的地方，對於我也是應當去的，這就是蔣慶同學（現在應該稱為先生，一般的人都都稱他為“蔣先生”）的“陽明精舍”

對麵來了一輛手扶拖拉機，（大概是修路的，其實就是在路上墊上些碎石頭，）我們的越野車就隻能靠邊了，修路的幾個農民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打量著我們，從他們的眼裏似乎能夠讀出一種迷惑、一種驕傲。迷惑的是怎麽會有那麽多的“文人墨客”會不辭辛苦遠道來這鄉野山村；驕傲的是他們所處的這樣一個荒野之地，蟄伏著一位“高人”，而他們是他的鄰裏鄉親，有一種做神仙鄰居的自豪。

這個地方風景固然好，但實在是不方便。後來問起蔣慶：何不拓寬鋪平？蔣先生的回答是，方便了有什麽好，方便了就沒有辦法做學問了。

在大學期間，有的學生便展現其出眾的才華，按照現在的說法，這些人是“牛人”，其

中更有少數人可以被譽為“大牛”或“超牛”，雖然在我讀本科的時代沒有這樣的說法，但同樣在有“大牛”或“超牛”類的學生。在我的母校，在我讀本科的期間，蔣慶無疑是“大牛”，而且是“大牛”中的“大牛”，是“超牛”。“牛人”的證明主要是才藝的體現，例如外語、考試成績、拿手的絕技、出眾的口才等等。我知道蔣慶是“牛人”，是別人告訴的，並沒有真的見到其人的“牛”處，但大家都如此說，想來總是不會錯。後來蔣的一篇文章使我見識了其人的“牛”處。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大學校園裏的學術空氣相當活躍，大概是壓抑太久的原因，學生們顯得特別的興奮，不同的觀點充滿著課堂，當時雖然隻有三個年級——七八、七九、八零，全校不過千人，但每個班都有自己的“班刊”，詩歌、雜文、時評、論文、小說，劇本無所不有，真正成為小小百花園地。雖是改革開放早期，但亦顯現出思想解放的端倪和鋒芒，有的論文無疑是那個時代思想開放的先聲。蔣慶同學的《回到馬克思》就是其代表作，成為當時“新三屆”（77、78、80）最具有轟動性的論文。論文仍然以文化大革命時期最常見的方式——大字報——出現，一溜十幾頁一開白棱紙在牆上鋪開，一手漂亮的行楷抄就（據蔣慶回憶，書法者是同班同學李大毅），很有氣勢，在形式上便鶴立於其他文章之上。因位置正置於教室去食堂的必經之路，於是這篇文章又成了同學們的另一道精神“大菜”，現在已不太清楚這篇文章的細節，但這篇文章的反思性和批判姿態卻給我們這些從僵化時代走過來的人們一種棒喝，讓我們警醒，文章現在看來已不算前衛，但在當時無疑是石破天驚之作，敢質疑我們對馬克思理論傳統或正統的認識，認為人們當時對馬克思的認識實際上並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我們的認識恰恰背離了真正的馬克思，我們的作為就是這種背離的結果，並造成了我們時代大悲劇的發生，應當回到真正的馬克思那裏，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原點。我們在驚訝蔣兄的膽大的同時，也歎服蔣兄文筆之氣勢、架構之宏大、論證之嚴密，文章一氣嗬成，觀點張揚，棱角分明，讀來酣暢淋漓，十分痛快。當然也引起了校方和官方的注意，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果蔣兄沿著此批判道路前行，應該是在西方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或其他學科方麵的有所發展，以後蔣從事儒學的研究和發展，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那時我也不了解他。

轉過一個小山凹，便看見不遠處的小山上綠樹掩映之中農舍的屋頂。引路人告知已進入蔣先生的私人“領地”。這實際上就是一個莊園。蔣先生的莊園由三大部分組成：一個湖、五十畝農地和占地十來畝的陽明精舍。擁有這樣的莊園，如果再加上土地所有，在階級成份上無疑可以定為“地主”了，不得不令人感歎。這五十畝地上有許多果樹，已經掛果，想來金秋時節一定是果實累累，令人神怡。地裏還間種著玉米，此時，已進入成熟的季節。這五十畝地以及山中小湖是蔣先生承包的，屬於承包經營，承包費多少不得而知，在此地，應該不會太高。所見農舍乃雇農居所，地裏有幾個農民正忙著料理農活。蔣先生也正在實踐改革開放之初承包經營的理念。再翻過一個小山坡，擬古代廟宇的飛簷便進入我們的眼簾，“陽明精舍”就要到了。駛近門前，眼見一黃色吉利“美人豹”跑車停在路旁，令人吃驚，此車如何能夠來得此處？來者為何駕駛如此時尚休閑之物來到此地，筆者疑為追求另一種時尚或觀念上的反差。

“陽明精舍”成西高東低的態勢。一圈黑瓦、灰磚的圍牆似藏龍臥於山中，院內也是綠樹蔥蘢，翹頂飛簷時隱時現，恰似深山隱處中的廟宇。幾隻狗叫著從門裏奔出，但這些狗並不咬人，因為它也明白“來的都是客”，“有朋自遠方，不亦樂乎”。犬聲不過相當於現時代的門鈴聲。門上橫匾楷書寫就“陽明精舍”四個大字。門口有幾間屋子，建築樣式自然是仿古的，說不上是宋、明，還是清，估計是看門人居住的，可能有傳達室和門衛的功能。來一人身著淺色唐裝，告知蔣先生還在開會，稍候。“開會”這個詞有些現代，也有些俗氣，我最怕開會，難道蔣先生也免不了這種世俗的東西。來人見我們有些詫異，解釋道蔣先生正在參加一個關於儒學的研討會。一會兒，蔣先生來了，同樣是傳統服裝，但不是唐裝，而是宋服，想來可能是傳承宋明理學的緣故。蔣先生腳登圓口布鞋，白色棉布筒襪，灰色長褲，褲腳用布條紮住，完全是出家人打扮，不過貼身依然是件園領汗衫，而非布衣短褂之類。蔣雖談不上仙風道骨，倒也幾分超然輕俗的姿態，也是一種特別“酷”的形象。反觀這些穿著“範思哲”、腰係“BOSS”，腳蹬“花花公子”、挺著啤酒肚兒的“城裏人”，的確有相當大的反差。蔣先生頭上已經開始發華，背略有些彎，大概是常年讀書所致，看此形象，全然沒有一點當年解放軍汽車獨立團戰士的痕跡（1974年蔣在雲南當兵），更看不到鑄鐵工人那粗壯的膀臂（蔣在一家鑄造廠當過四年工人）。蔣先生與各位作揖行禮一番，頗有主持、道長之風，我們也隨之還禮，告知打攪之歉意，有點深山古刹訪高僧的味道。蔣先生隨即帶我們前往距大門約有五十米左右的“奉元樓”——“陽明精舍”的主體建築，該樓為兩層仿古建築。問及建築設計，蔣回答：集體智慧，大家的主意。蔣是一位謙虛的人，我想應當是他的“主謀”，客觀地講雖談不上特別的精致，但與環境十分和諧天成。門口書有一幅對聯：“宣聖立元正始，統天統史統人，王道通三歸一統；羲皇設卦首乾，成象成時成性，龍德用九化大成”。一樓大堂為“複夏堂”，門口處也有一幅對聯：“聖賢為人文性命根本，血食千秋，繼體傳心頌聖跡；天道乃品物生民化源，清香一柱，修身講學報天恩”。兩幅對聯均為蔣先生所題。“陽明精舍”雖試圖追求世外桃源之景，但也時時受到現代文明的侵擾。幾年前，地方政府規劃了高壓輸電線路，該線路要與“陽明精舍”“擦肩而過”，在“陽明精舍”院內便能看到高高的鐵塔，蔣得知此事，托人反複交涉，最終使得鐵塔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之中，如果在讀經之時眼見這黑黑的鐵塔怪物，那是何等的怪異。

蔣慶有著很好的古文國學基礎，基礎是在上大學之前就打下的。這為蔣以後進一步研究儒學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進得大堂，堂中兩排太師椅，堂中正麵牆上是一幅拓印的孔夫子畫像。畫像下方正中供有六麵牌位，一邊三位。蔣先生的弟子解釋為右邊者為儒學中的心學代表人物，從左向右依次是：亞聖•孟子、心聖•陽明子（王陽明）、理聖•朱子；左邊為政治儒學代表人物，從右至左依次為：製聖•荀子、政聖•董子（董仲舒）、文聖•文中子。六位賢人之外還各有五個牌位在分列左右。具體有哪些記不得了，僅記得有程顥、程頤等人。座次也基本按照對儒學貢獻的大小排就。一律稱為“先聖”。除此之外，大堂右邊靠牆還有一溜牌位。其中有康有為、梁漱明、王國維、魏源、徐複觀、熊十力、牟宗三等人，這些人一律稱為“先儒”置於正中的香案上還點著香煙嫋嫋的燭香，香案前有一八仙桌。桌前有一鋪團，每天在“陽明精舍”學習的人都要向聖人孔老夫子磕頭請安。蔣先生很自然地就坐右邊的太師椅上，便開始聊起來。但由於蔣先生身體欠安（也請中醫號過脈，說是有些陰虛，西醫蔣是拒絕的），多數情況下，屬一般介紹性的內容便由其弟子代勞。弟子其實原來也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後考取北京大學哲學係攻讀中國哲學史博士學位，看的出來該弟子是真是追隨蔣先生事業之人，言出必曰：蔣先生道，如何、如何。

不知蔣慶同學是何時轉向儒學專攻的，隻知道蔣留校後一直很少露麵，十分低調，一種傳言是蔣在政治上“有問題”，屬於問題人物。問題的源頭就是那篇《回到馬克思》的文章。想想在那個要求思想高度統一，放棄獨立思考的年代，突然有人要用自己脖子上的東西來思考，想出一些上麵沒有“指示”的東西，那是一種多大的反叛和顛覆，據說蔣的這篇文章已經在高層掛上號，影響很大，當時聽到這樣的話，總有一種身上發涼的感覺。學校得到上級指示要對蔣進行“幫助教育”，說服他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教育者由一些從事政治經濟學和思想教育的，理論功底比較紮實的老師組成。老師們首先肯定了蔣慶同學積極的一麵，願意思考，學習努力，知識麵廣，基礎厚實，但隨後便指出其政治上還比較幼稚，對馬克思理論缺乏整體的了解，沒有真正了解我們所發揚光大的馬克思主義，不了解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等等。但蔣依據馬克思的原著和現實一一回應，常常使老師們無言以對，幫助的場麵常常展現的雖是“三英戰呂布”，而“三英”們均悉數敗下陣來，我們那時的所謂理論其實是蒼白無力，不能自圓的。一些曾經“幫助”過蔣的老師心裏也明白自己所處的場景就是中世紀教庭與布魯諾的對峙，真理並不在老師一邊，而是在學生一邊。時代的可笑之處在於，大聲喊的時候，其實自己也不相信。毛也說過，真理往往在少數一邊，但這句話，毛卻往往隻用在當自己是少數人的場合。這就大概就是“政治辯證法”。正是由於蔣沒有“舉手投降”，所以蔣盡管留校也沒有，也不可能得到重用。大多數78級的同學由於其“先發位置”，畢業沒有多久就一拐彎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據說，蔣在學校期間一心隻讀聖賢書，致力於學問，因看破紅塵，而醉心於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仿佛一下墮入空門，四大皆空，追求救贖。我在留校以後幾乎沒有見過他一麵。也沒有見過他發表的文章，一說是其文章已經被有關部門“封殺”，不得麵世；一說是懼文字獄，而不願成文；還有一說是追求述而不作之風格。他也不申請職稱，據說現在所保留的“講師”這一職稱，還是他夫人代為申請的。總之，給人的印象蔣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人”、“怪人”。後來聽說蔣去了深圳，真是令人吃驚不小，一位超然於飲食男女，四大皆空之人，如何突然墜人這燈紅酒綠之中？當時的印象是，要找錢去深圳，經常可以聽到紙片變金，被錢砸暈的故事。深圳是個光怪陸離之地，出差去了深圳，別人看你的眼光都有些異樣，就像九十年代初期去了海南回來一樣。更具有反諷意義的是，蔣先生居然去的單位竟然是黨校（後來改為行政學院）！一種解讀是，真正心中有佛之人，根本不在乎環境的世俗，真可謂“心不動，一切皆不動”。一種解讀是，深圳是當時最為自由之地，觀念上的約束最少，這是蔣所需要的外部環境。許多人認為，蔣去了深圳也就基本了去了“此生”，思想已經“出家”，不會有多大作為，隻為他的才華所捏腕歎息。

蔣先生帶我們上了二樓，這是一間約有六、七十平米大小的房間，南北兩麵是窗，中間有一大案桌，一圈太師椅圍著。靠牆有一壁書櫃，其中有蔣先生的著作。比較有名的是《公羊學引論》（據說此書出版以後居然找不到能夠評說此書的人）、《政治儒學》等著作，這些都是蔣的代表作，尤其是《政治儒學》。推開朝北的窗戶，穿越樹梢可以看到遠處盈盈的湖水。這裏剛剛舉行過“會講”，房內還留著淡淡的茶香。“會講”是一種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的學習研討的方式，在他們這個新儒學圈子裏，經常舉行這樣的“會講”。牆上掛著一麵錦旗，與整個房間的格調顯得非常不協調。但蔣似乎很看重它。這是當地縣政府對“陽明精舍”資助該大隊農民的子女就讀高中的行為的褒獎受資助者大約有十幾人。資助所花費用雖然不多，但由於“陽明精舍”本身也是要靠他人救濟的，這就彰顯出了它的不易。“陽明精舍”的運轉幾乎完全靠社會資助，主要是一些朋友，多則幾萬，少則幾千數百，蔣拒絕西方某些基金的資助，理由是自己從事的是東方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研究，不宜接受西方社會的資助。具有商業目的的資助，附條件的資助也都不在接受之列。好在“陽明精舍”的人都習慣於儉樸的生活，開銷相對不大。此處雖有世外隱居之感，但畢竟還是身處當下社會之中，因此，電話、傳真、電腦、數碼相機等還是有的，蔣和“陽明精舍”的弟子們也經常上網，“陽明精舍”也有自己網頁，“孔子2000”是其網站。

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突然聽說蔣提前退休回到了貴州老家，在貴州修文縣，大儒王陽明先生悟道之地的“陽明洞”附近（約有兩公裏）處買一塊地建起了自己的書院，以研修、傳播新儒學。蔣選擇此地的確有些講究。1508年，中國最後的大儒王陽明遭太監劉瑾陷害，從京城兵部主事貶到蠻荒的貴州龍場當驛臣，在驛站旁的一個天然溶洞裏居住。榮辱皆忘的他日夜沉思冥想，終於在一天夜裏突然徹悟“格物致知”，從而創立“知行合一”的新學說。王陽明後來遷往附近的一個更寬敞的溶洞講學論道，“陽明洞”（雅稱“龍崗書院”）自此名揚天下。陽明子悟道之地，必然是能夠升華覺悟的風水寶地，也隱含蔣的布道行為有傳承先儒精義之意，又有回歸故裏，返樸歸真之心。

對我來講，蔣是在突然之間，成了中國大陸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在海外已有相當的知名度，這似乎是一位“空降”的新儒學大師。想來這也是多年潛心治學修成的“正果”。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蔣的名氣更是如日中天。2004年蔣先生倡導的“兒童讀經”更使其成為文化大事件的焦點人物（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蔣先生花兩年時間精心選編的12冊《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內容涵蓋《詩》、《書》、《禮》、《易》、《春秋》、《四書》、《朱子全集》、《陽明全集》等體現中國文化“常理”、“常道”的經典。這是中國自1912年學校教育廢除“小學讀經科”後第一次如此係統、全麵地精選和出版的少兒讀經教材。）。蔣先生在《讀經與中國文化的複興——蔣慶先生談兒童讀經麵臨的問題》一文中比較係統地闡述了他的讀經觀，其內容，說到底，就是“聖人講的話、編的書——經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隻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見陳壁生：《2004年：中國人文》引自‘中國世紀網’）“複興中國文化也要從娃娃抓起。現在中國的中小學生近3億，而12歲以下的兒童近2億。如果我們不能把中國文化之根潛移默化注入到兒童心中，西方的‘霸道文化’就會隨電子遊戲、槍戰片等乘虛而入。”蔣慶說，“我們現在正飽嚐取消傳統美德教育帶來的苦果。你看，‘黑心奶粉’事件多可怕，已把牟利的黑手伸向嬰兒。心裏稍有點仁、義、禮、智、信，就不會發生這樣的邪惡。可以說，少兒讀經是一項培養‘中國心’的重要戰略工程，也是抵禦西方功利文化與暴力文化汙染我國兒童心靈的偉大文化複興事業。中國文化複興要做的事非常多，但第一步必須從兒童讀經抓起。”（《晶報訪談》2004年8月27日）

我們漫步轉到後院，便來到“陽明精舍”的讀經之處——存心齋。風雨廊前有一對聯，上書：“為道須枯槁一番，刊盡聲華，從此海闊天空，鳶飛魚躍；存心要靜默終日，養全性體，而後風清雲淡，山峙川流。”是為強調靜心讀書之功用，如作俗解也有“書中自有黃金屋”之意。讀經之處完全按照過去傳統讀書誦經的樣式安排。一邊兩排，一排四座。一方小桌，一隻坐墊，讀經時需盤腿而坐，我們試了試，雖然新鮮，但仍感不適，在日本時就最不喜歡盤腿打坐。蔣先生說習慣就好了。大概是基於形式應當和內容統一的道理，讀經也需要有讀經的樣子。這很容易聯想起我國中小學的課堂裏，學生們挺直腰，背著手聽課的樣子，想起千年的科舉製度。說蔣的行為是“儒家原教旨主義”雖然未必準確，但還真有那種複古還原的味道，至少在行為方式是相當複古的。蔣與弟子們每天要吟唱相關的古曲，例如祭奠孔子的歌曲。據說有些還是唐宋時代的曲子。蔣喜歡吹簫和塤（古代樂器），興致來時，人們也會聽到從“明身堂”（蔣先生寢居室）傳來悠揚而古遠的旋律。

“陽明精舍”也是一所傳授儒學的學院，雖然沒有什麽行政上的級別。經常有遠道而來的求學之人，大都屬於進修、研修性質。“陽明精舍”也為這些修學者提供了住處，“樂道園”就是其中之一，一人一間，一般是比較有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的人（相當於高訪）居住的地方。看了看房間，有人在住，房間收拾的幹淨利落。此處，遇上一位從事文化事業的深圳人士，問及感受，答曰：很好。問及目的。複曰：有助於進一步開拓文化市場。看來，來此處的人也並非都是修身養性，而在圖謀製治於世。

蔣先生的作為使得本身就不平靜的中國文化界又掀起了一股大浪，蔣也被置於這風口浪尖之上。許多人對蔣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甚至是相當尖銳的批判。例如，薛湧先生就將蔣的係統觀點批評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還有學者指出：他（蔣慶）的文化理念，是把儒家思想抽離於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抽離於二千多年的專製社會，而作為一種絕對正確的價值來信仰。“經”在蔣慶先生這裏不是“經典”，而是“經書”，類似於西方基督教的“聖經”。這種把經書抽離曆史，懸為絕對價值，視為萬古不變之常經的做法，在中國古已有之。但是其結果卻沒有造就一個越來越完善的禮樂中華，反而使儒學教條僵化，並且在專製政治麵前越來越無力。同時，把經書作為絕對價值，知識、價值的源泉，不利於使人成為人。（見陳壁生：《2004年：中國人文》引自‘中國世紀網’）

蔣先生的“膽子”的確是夠大的，他矛頭直接指向了“五四運動”以來所樹立的觀念和理念，直接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對抗，毫無餘地將胡適、魯迅等置於自己的對立麵。“五四”文化先驅胡適先生在其《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的文章就指出，“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一笑。”魯迅也同樣對讀經持輕蔑的態度。我本人對儒學和傳統文化沒有精深的了解，因此我沒有更多依據去否定，但作為五四運動的先驅們哪一個不是從小就受到儒家經典和傳統文化的熏陶，他們應該說對其有切骨之解，他們對儒學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有如此大的偏差嗎？雖然五四運動在否定傳統文化方麵有偏激的一麵。當然，如果我們把儒學當作一種信仰來對待那就是另一回事，但我們能夠把儒學僅僅當作信仰來看待嗎？

在蔣強調讀經，弘揚傳統文化和新儒學觀的同時，蔣又把矛頭指向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和市場經濟。蔣慶指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市場經濟等等，無疑會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東西，但西方的自由民主本身是有問題的。一個人的私欲是私欲，十個人的私欲也是私欲，一國民眾的私欲仍然是私欲，而且是更大的私欲。民主的合法性基礎是民意，而民意的基礎實際上是一國民眾的私利！民眾投票為什麽投這個不投那個？都是從利益出發的。所以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民主國家，有可能就是私利最大化的國家。（《晶報訪談》2004年9月23日）蔣對西方文明和西方話語規則並非不了解，蔣曾經認真研究過基督教文化，探討過西方文化的價值構成，並獨自翻譯和與人合譯了《基督的人生觀》、《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自由與傳統》等多部西方名著。蔣的學問是入世的，他試圖給當今世界的社會病開出一劑藥方，他和所有人的一樣看到了當下世界中的畸形：“911”、人體炸彈、以巴衝突、艾滋病、瘋牛病、注水的肉、染色的魚、假藥偽醫、煤礦爆炸、連環殺人、環境汙染等等，他認為這一切都與人們的錯誤的價值觀有關，隻有儒學聖賢的經典教悟才能喚醒人們，教導人們樹立與人為善之觀念，端正自己的行為，人人具有良好的操守，從而形成一統和諧的社會。

然而，儒家文化真的能夠消除這些病症背後的社會病因嗎？蔣先生需要回答的問題有很多很多。蔣及新儒家學者們也在迎接挑戰。我在“陽明精舍”看到一份供“會講”討論的議題（注明“供丙戌會講參考”），好家夥！多達101個議題，每一個都絕對具有挑戰性。例如：儒家文化如何回應現代性問題？如何對治後現代思潮？如何對治人類麵臨的生態環境危機？如何回應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戰與壓力？如何回應啟蒙問題？如何回應自由的問題？如何回應哈耶克所講的“自發秩序”？如何回應羅爾斯所講的“重合共識”？如何回應韋伯所說的現代是“無先知的時代” 如何回應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論”？如何回應康德建立有理性上的“永久和平”？如何回應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教分離”？儒家接不接受“一人一票”的選舉製？如何理解儒家文化與中國君主政治的關係，如何理解儒家文化與西方個人主義的關係？還有一些針對更為具體的觀點的應戰，例如，如何理解盛洪提出的“天下主義”？如何理解陳明提出的“文化保守主義”？如何理解康曉光提出的“文化民族主義等等。該議題即使不是儒家文化學者需要回答的全部問題，也差不多是大部分問題。拿著提綱，再抬頭看看蔣慶並不算高大的身軀，不免擔憂之，他能夠承受這些的挑戰嗎？不過，我依然為他的這種執著和責任感所折服。

蔣先生身體欠佳，我們不宜打攪太久，便欲告辭。離開之前，蔣請我們品嚐了出自“莊園”農場的玉米，說實話的確好吃，有一種特別的清香，也隻有在這樣的地方才有如此清香的玉米。蔣說，尤其是那些常吃鮑魚、魚翅的人，更覺此物的好吃。吃玉米之前，我們還在一本小冊子上簽了名，據說是傳統遊學的“慣例”。看看已簽名之人，真有不少是有名的達官貴人、文人墨客。

坐上車，又開始顛簸起來，玉米的清香還留在齒間，頭腦中不斷冒出許多荒誕的想法，當下一切詬病是否都是現代文明“惹的禍”？為何要修這四通八達的高速路，使人們提高找錢的節奏？為何要建直插雲霄的高樓，將人們鎖在籠中？為何要住超五星級賓館，沉醉於燈紅酒綠之中？為何要建占地若幹的高爾夫球場，隻為將一小白球打進小洞之中；為何要食鮑魚使南非增加犯罪；吃魚翅，使鯊魚蒙難？商品經濟使社會的一切商品化，真是可惡；但沒有商品經濟，何以有效調配資源？私欲可憎，但沒有私欲，人類社會尚能存否？正統的經濟學家們相信，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隻有成功地保證能夠獲得利潤，人們才會發明更多更好的東西，真是矛盾至極。一定文化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幾千年前的文明與現代能夠融合嗎？真的存在指引未來的聖人乎？

經過一陣顛簸，車終於駛上高速公路，十來秒後，車速已經達到120公裏，轉速5000轉，不久便進入了鬧市，又見高樓，又見為錢忙碌的人們，穿吊帶背心的女孩。此時，玉米的清香已從口中消失。

完稿於2006年初秋清華荷清苑自樂齋

米灣附注：

去年會講時，張衛平先生一行去訪問。看了這篇文章，就又浮現出當時的情景了。訪問時間很短。這篇文章可能沒有經過蔣慶先生過目，個別說法不太準確：

“右邊者為儒學中的心學代表人物，從左向右依次是：亞聖•孟子、心聖•陽明子（王陽明）、理聖•朱子”——“心學”，應該作“心性儒學”。

“陽明精舍”也有自己網頁，“孔子2000”是其網站。”——孔子2000網是獨立網站，說其為陽明精舍的網站是不對的。

大概去年底，一位朋友通過短信給我說，他在網上看到過一個清華大學教授寫的一篇關於陽明精舍的文章。可惜他沒有記下網址和作者姓名，沒法轉告我，所以我一直沒看到。朋友說的那篇文章十有八-九就是這篇了。寫得疏放瀟灑，很有可讀性！

【張衛平】精神與物質的“家園”——初訪陽明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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