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選出一本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神的經典，大概非《論語》莫屬。在《論語》的千年流布傳(chuan) 播之中，曆代知識分子的注釋、闡發之功功不可沒。宋以前，人們(men) 大抵讀何晏之注，邢昺之疏。宋以後，朱子《論語集注》，一統天下，科舉(ju) 試題皆出於(yu) 《四書(shu) 》，文章之義(yi) 理不可違朱注，所謂“代聖人立言”是也。清人不滿宋儒遊談無根，則樸學大興(xing) ，有劉寶楠父子《論語正義(yi) 》匯乾嘉考據之功。民國之際，外寇入侵，遂有程樹德氏感國運衰微，文脈不繼，發憤而作《論語集釋》四十卷，按類采輯，各家分陳，集千年注釋之大成。其後至今，則多為(wei) 譯文、注釋並陳之作，較常見者有楊伯峻《論語譯注》、南懷瑾《論語別裁》、李澤厚《論語今讀》以及三聯書(shu) 店新近推出的錢穆《論語新解》大陸版。 

注釋前人舊籍，重在爬梳整理，求其本源，所謂“我注六經”是也。而上述南、李、錢三著則反其道而行之，“斷以己意，加以取舍”（李澤厚語），采取了“六經注我”的寫(xie) 法。究其原因，大略有二：西風勁吹之下的自卑心理，“超趕”心態，“比較”思維。正如錢穆所說：“東(dong) 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ou) 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餘(yu) 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nei) ”，“從(cong) 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餘(yu) 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八十憶雙親(qin) ·師友雜憶》）在這一情勢下，學者們(men) 或者祭出“古已有之”的法寶，如南懷瑾的《論語別裁》即是如此，讀之也許痛快淋漓，讓人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老而彌堅，天馬行空。但終會(hui) 有些“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的味道；或者雙眼盯緊“民主”、“自由”、“科學”，這些“現代化”旗幟上耀眼而又響亮的字眼，去故紙堆中尋找其對應物，將這些本身就滿是悖論的概念硬生生地套在孔孟老莊身上，於(yu) 是就有了坊間大量的論述諸如“儒家中的自由主義(yi) ”、“中國古代的民主政治”之類的話題的專(zhuan) 著。正所謂“披沙瀝金”是也，正所謂“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也”。 

比較而言，錢穆的《論語新解》可謂執中平正之作，娓娓道來，不作驚人語，亦無激憤之言。且舉(ju) 一例，《論語·學而》中：“子曰：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yu) 父道，可謂孝矣。”一句曆來被世人譏為(wei) 迂腐之極，不近人情。錢穆則闡釋為(wei) ：“論語所言，固當考之於(yu) 古，亦當通之於(yu) 今。固當求之於(yu) 大義(yi) ，亦當協之於(yu) 常情。如據三年之喪(sang) 為(wei) 說，是專(zhuan) 務考古之失。如雲(yun) 父行非道，何待三年，是專(zhuan) 論大義(yi) 之失。其實孔子此章，即求之今日之中國家庭，能遵此道者，尚固有之。既非不近人情，亦非有乖大義(yi) 。孝子之心，自然有此。孔子即本人心以立教，好高騖遠以求之，乃轉失其真義(yi) 。學者其細闡之。” 

學者們(men) 之所以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六經注我”的寫(xie) 法，還有一個(ge) 原因，即時代與(yu) 受眾(zhong) 的變化，這裏既有具體(ti) 的也有一般的原因。首先，中國的具體(ti) 原因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成為(wei) 書(shu) 麵語工具，普通人閱讀文言文已有了相當之障礙，欲求其在大眾(zhong) 中繼續普及發揮作用，必須有人做由文及白的翻譯工作。另外，還有著世界性的普遍原因——這是一個(ge) “讀圖時代”，這個(ge) 時代的節奏實在是越來越快了，人們(men) 的欣賞趣味越來越平麵化、快餐化、卡通化，不再有人願意去沏上一壺清茶，安靜地坐下來，回到先哲的風雅雋永之中，玩味涵詠，俯仰天地。什麽(me) 莊生曉夢，什麽(me) 秋雨梧桐，沒那個(ge) 閑功夫，更沒那個(ge) 心境！而學者們(men) 也不再是那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不再是那“治國平太下”的“帝王師”，要想祖先們(men) 的精華在這些後人們(men) 的血脈中繼續流淌，你就必須俯身就下，迎合他們(men) 的口味，將這些食物加工包裝得快捷、方便、華麗(li) 、精致，又不能太不好消化，難啊！所以錢穆在《〈論語新解〉序》中寫(xie) 道更是歎道：“《新解》旨取通俗，求其為(wei) 一部人人可讀之注，體(ti) 求簡要，辭取明淨，乃不得不擺脫舊注格套，務以直明《論語》本義(yi) 為(wei) 主。雖違前規，亦具微衷。” 

正如周作人所說，中國的讀書(shu) 人在現實中遇到問題的時候總習(xi) 慣於(yu) 回到古代去尋找答案和寄托。 

“我注六經”之集大成者程樹德，生於(yu) 亂(luan) 世，日寇猖獗，感國運衰微，“目難睜不能視，手顫抖不能書(shu) ”，仍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征引書(shu) 目六百八十種共計一百四十萬(wan) 字的《論語集釋》。今天，當我們(men) 重讀他的《自序》，仍覺一片浩然之氣充溢於(yu) 字裏行間，流布天地： 

《論語集釋》何為(wei) 而作也？曰：舉(ju) 古聖哲王所治亂(luan) 興(xing) 亡之故，至今日而適若相反，古人真欺我哉！憤而欲取少時所讀之書(shu) ，拉雜摧燒之。客聞而阻之曰：“世之剝也必不終剝，道之窮也必不終窮，子姑待之！”餘(yu) 笑而應之曰：“諾。”今不幸言中，而世亂(luan) 滋迫，數年以來，糜廢雲(yun) 擾，萬(wan) 方蕩析，餘(yu) 猶得蜷伏故都，幸免顛沛流離之慘，此《論語集注》四十卷即於(yu) 劫罅偷息中所掇輯而成者也。昔太史公身廢不用，乃作《史記》，其《報任安書(shu) 》列舉(ju) 左丘失明、虞卿窮愁諸例。餘(yu) 自癸酉冬患舌強痿痹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於(yu) 茲(zi) 矣，而精力之強，不減平昔。意者天恐吾投身禍亂(luan) 以枉其才，故假疾以阻其進取，又憫其半生誌事無所成就，故複假之以精力，使得以著述終其身耶？夫文化者國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傾(qing) 向，教育者立國之根本，凡愛其國者，未有不愛其國之文化。思想之鵠，教育之程，皆以是為(wei) 準。反之，而毀滅其文化，移易其思想，變更其教育，則必不利於(yu) 其國者也。著者以風燭殘年，不惜汗蒸指皸之勞，窮年矻矻以為(wei) 此者，亦欲以發揚吾國固有文化，間執孔子學說不合現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國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廢然知返。餘(yu) 之誌如是而已。 

李澤厚大概應是典型的“六經注我”式的學者了，八十年代他曾以“啟蒙”的姿態卓立於(yu) 學林。然而其在１989年秋冬之季憤而麵壁，曆時五年，遂成《論語今讀》。其間亦反躬自問：“儒從(cong) 憂而樂(le) ，憂樂(le) 相侵乃悟人生本體(ti) 即在此情本身，而不必他求於(yu) 彼岸，從(cong) 而積極入世，自強不息，以人道配天地，使中國文化曆經苦難摧殘而未中斷磨滅，是否也可以由此去考慮他的未來呢”（《論語今讀》56頁）？ 

提起錢穆的著作，人們(men) 經常談到的是《國史大綱》、《先秦諸子係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論語新解》卻很少為(wei) 人們(men) 所論及，而此書(shu) 正是錢公晚年用力最勤之作，其於(yu) 九十二歲高齡，雖“兩(liang) 目成疾，不能見字”，仍“囑內(nei) 人讀此舊注”，增刪不輟。我們(men) 都過於(yu) 醉心於(yu) 那些通論性的大開大闔、淋漓酣暢，卻難以安下心來靜觀這點滴之處的微言大義(yi) ，這也許正是我儕(chai) 不及前輩學人之處。 

一部《論語》，無論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都隻是寫(xie) 法路數而己，這背後卻是一代代中國讀書(shu) 人的艱難跋涉、苦心孤詣。然而，這樣的努力在剛剛過去的百年大潮中卻是顯得那樣勢單力薄，甚至是背“道”而馳。兩(liang) 次國門重開，我們(men) 兩(liang) 次羞愧不已，發出了同樣的感慨：我們(men) 落後得太多了！我們(men) 太窮了！不能再等了！於(yu) 是我們(men) 饑不擇食，不再有耐心細細清點我們(men) 的家當；於(yu) 是我們(men) 以“趕超”為(wei) 目標，以“發展”為(wei) 標準，有著野馬脫韁的激情與(yu) 快意，有著少年離家的新奇與(yu) 灑脫，拋下一切、步不旋踵；於(yu) 是我們(men) 虛心向洋，亦步亦趨，各種新奇古怪的玩意兒(er) ，走馬燈似的在我們(men) 的家園上播種、試驗，但到頭來卻總是淮桔為(wei) 枳，好夢難圓。 

當繁華落盡狂熱不再，我們(men) 才發現我們(men) 身邊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men) 在默默守護，辛勤耕耘，“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語），他們(men) 走得更堅實有力，走得更穩更遠；當世紀的大幕徐徐落下，回望那個(ge) 血淚凝成的世紀，血色的黃昏中，一切的豪言壯語都已隨風而逝，隻有那幾個(ge) 單薄的身影在風中踽踽獨行（無論後人如何命名他們(men) ——自由主義(yi) 者抑是保守主義(yi) 者）：王國維、陳寅恪、湯用彤、錢穆…… 

（《論語新解》，錢穆著，三聯書(shu) 店出版社2002年9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