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出版：20世紀中國曆史的縮影

作者：梁培寬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十一日庚申

          耶穌2017年11月29日

 【編者按】《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輯錄了梁漱溟先生往來書(shu) 信七百餘(yu) 封，時間跨度從(cong) 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曆七十餘(yu) 年。涉及人物眾(zhong) 多，既有政壇名流，又有布衣白丁，即有飽學鴻儒，又有莘莘學子。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啟超、張申府、馮(feng) 友蘭(lan) 、胡適、熊十力、馬一浮、胡蘭(lan) 成……這是迄今為(wei) 止最全麵的一次梁漱溟書(shu) 信整理，其中許多書(shu) 信是第一次公開發表。這些書(shu) 信不僅(jin) 是梁漱溟個(ge) 人不同時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記錄，也是20世紀中國曆史的縮影，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了從(cong) 辛亥革命到改革開放，七十餘(yu) 年來中國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本文為(wei) 《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輯錄者、梁漱溟先生之子梁培寬所撰寫(xie) 的前言。

創造朋友團體(ti) ，永念師友情誼

為(wei) 先父梁漱溟輯錄整理其書(shu) 信並出版，前後有四次。1993年《梁漱溟全集》（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書(shu) 信”部分，收入信函498 件。這是第一次。

1996年出版《梁漱溟書(shu) 信集》（中國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件。這是第二次。

2009年出版《梁漱溟往來書(shu) 劄手跡》（大象出版社），收有書(shu) 信268件。這是第三次。此次為(wei) 原色掃描印刷，分上下兩(liang) 卷精裝，裝幀樸素大方，頗具收藏價(jia) 值。

2017年，《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由北京世紀文景公司出版，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來書(shu) 信集共761件，超過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為(wei) 其不同於(yu) 前三次之一大特點。

“文革”浩劫與(yu) 書(shu) 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當時書(shu) 信於(yu) 現場遭焚毀的數量雖隻三四十件，但保存價(jia) 值較大。如蔡元培、梁啟超、章士釗等先父之前輩來信，均具有一定學術價(jia) 值，應留存於(yu) 後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裝裱，卻反而引起紅衛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舊”，遭焚毀，化為(wei) 縷縷青煙與(yu) 堆堆灰燼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書(shu) 信於(yu) 1966年8月24日遭抄家時，與(yu) 日記、文稿和衣被等同時被劫掠運走。待“文革”後半期，抄走之物件發還若幹（當時被告知：發還之物必須領走，不得因缺損而拒收；未能發還者，概不得提索還要求），其中書(shu) 信均已收入本書(shu) ，至於(yu) 未發還的有多少，已無從(cong) 查清了。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書(shu) 信罕見

先父收存之書(shu) 信，有兩(liang) 個(ge) 時間段的甚為(wei) 罕見。一是從(cong) 事鄉(xiang) 建運動時期（1930-1937年），二是奔走團結抗日、創建民盟與(yu) 參與(yu) 國共和談時期（1938-1946年）。

從(cong) 事鄉(xiang) 建工作時，多忙於(yu) 下鄉(xiang) 指導學生，或至各地邀請專(zhuan) 家學者參加工作，以及宣講鄉(xiang) 建運動意義(yi) 與(yu) 要旨，再加為(wei) 學生授課，也要占用不少時間，往來書(shu) 信收存之事難以兼顧。

參與(yu) 奔走團結抗日、創建民盟前後，如有往來書(shu) 信，其內(nei) 容多有一定史料價(jia) 值，如先父回憶在香港創辦《光明報》一事：

餘(yu) 急草成《十大綱領》（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之簡稱。——輯錄者），並寫(xie) 一長信，……信內(nei) 重申“發表於(yu) 會(hui) 前，洽商於(yu) 會(hui) 外”之主張，而請求三事：（一）請決(jue) 定迅速發表（擬在雙十節）。（二）請速定《綱領》。（三）請速定《宣言》（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經內(nei) 地發來，當即遵照，不再往返。

這裏所說的那封長信，如今欲尋得之已絕無可能了。

看重師友書(shu) 信之收存

從(cong) 不見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畫——機會(hui) 很多，且不難。因此家中從(cong) 不見有名人字畫的存收或懸掛，而先父對師友昔日來信則甚為(wei) 看重。

如在致陳政信中寫(xie) 道：“頃從(cong) 舊紙堆中檢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劄。茲(zi) 寄奉一閱，仍乞寄還為(wei) 幸。”（1976年12月30日）

又如致葉麟信中寫(xie) 道：“近從(cong) 故紙堆中忽揀得兄往昔從(cong) 法國寄我兩(liang) 封長信，特郵奉一閱。回首往事不覺五十餘(yu) 年，曷勝今昔之感，所恨久別遠隔，不得與(yu) 兄為(wei) 一長談深談，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機緣否。”（1976年8月10日）

又一件致葉麟函中說：“我又從(cong) 故紙堆中揀得兄往昔從(cong) 法國來信，內(nei) 中述及兄著書(shu) 計劃，寄奉一閱，閱後乞寄回給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劄保存。”（1976年8月）

對師友昔日來函之看重，實出於(yu) 對師友情誼之難忘。

親(qin) 師取友

師友昔日來信記錄了先父一生生活至關(guan) 重要的一個(ge) 方麵：親(qin) 師取友。他常向學生指出，為(wei) 求自己心誌清明，除了自覺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親(qin) 師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去身體(ti) 力行，聚合了若幹青年朋友，形成了一個(ge) 相勉於(yu) 人生向上的朋友團體(ti) ，相互策勵終生。

先父任教北大頭兩(liang) 三年，即先後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張難先等幾位先生，不恥下問，先後主動向先父表示願納交之意。他們(men) 交往是為(wei) 了談學，談儒學，談佛學。儒學與(yu) 佛學都是與(yu) 人生問題密切相關(guan) 的學問，他們(men) 正是因關(guan) 心人生問題而談學的。這種共同的誌趣使他們(men) 結交，且成為(wei) 終生的朋友。當時先父不過二十多歲，而林先生等均長他十歲甚至二十歲，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嚐說：“我看他們(men) 都是在師友之間的。”既是師長，又是朋友；他們(men) 之間的情誼，可說是誼兼師友。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前後一二年，有北大學生數人與(yu) 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與(yu) 先父合影後，先父寫(xie) 下這樣幾句話：“這是我同三個(ge) 頂好的朋友葉麟、朱謙之、黃慶的照像，他們(men) 都是北大的學生，卻四個(ge) 人年紀皆在二十幾歲，差不許多。我們(men) 相與(yu) 並無所謂先生和學生，隻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見解並不相同，幾乎一個(ge) 人是一個(ge) 樣子，所以議論每多不合，但總覺得彼此相與(yu) 是第一樂(le) 事。”

朋友團體(ti) 形成始於(yu) 此

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書(shu) 末，先父提出了“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yu) 近代社會(hui) 運動結合為(wei) 一”的主張，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試作一種書(shu) 院式的講學活動，而隨後就有人響應。除了幾位北大學生，還有北平之外遠道而來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維徹，海南島的雲(yun) 頌天先生等。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願模模糊糊過下去的人”。當時大家同在距北大不遠的地安門吉安所（街道名），賃屋多間，過起同處共學的生活。以先父為(wei) 中心的朋友團體(ti) 的形成自此開始。這大約是1922-1923年的事。

這個(ge) 朋友團體(ti) 自成立之日起，數十年間過的是一種團體(ti) 生活，但並無什麽(me) 會(hui) 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聯係不斷，全賴“誌同道合”四個(ge) 字，即同有誌於(yu) “人生向上”，而這正是這一團體(ti) 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團體(ti) 聚合地多有轉移

此後，隨先父與(yu) 大家用心與(yu) 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團體(ti) 聚合之地多有轉移。

1924年因先父接辦山東(dong) 省六中高中，朋友團體(ti) 遂轉往菏澤。

1928年因接辦廣東(dong) 省立一中，朋友團體(ti) 成員多隨先父往廣東(dong) ，進行教育改革約三年。

1931年創建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於(yu) 鄒平縣，朋友團體(ti) 成員隨先父至此，成為(wei) 農(nong) 村工作的骨幹或領導。此時又邀約數以百計的專(zhuan) 家學者從(cong) 城市至農(nong) 村參與(yu) 工作，同時又召集千百農(nong) 村青年，經培養(yang) 訓練回鄉(xiang) 開展地方自治試驗，為(wei) 國家民主政治打基礎等工作。

好景不長。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全麵侵華戰爭(zheng) ，戰火燒及山東(dong) ，鄉(xiang) 建院關(guan) 閉，人員大部分留山東(dong) 本鄉(xiang) 本土投入敵後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後方。

敵後朋友處境艱難

留在敵後的朋友處境艱難險惡。1939年先父至敵後巡視及返回四川大後方之後，不斷傳(chuan) 來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月李星三同學代表所領導遊擊隊往偽(wei) 軍(jun) 駐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偽(wei) 軍(jun) 實為(wei) 詐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月初，公竹川同學被殺，棄屍無頭。公竹川曾在敵後引導先父及隨行人員，從(cong) 蒙陰境群山間與(yu) 敵周旋近月，終得衝(chong) 出重圍，分手次日即發生此事。“嗚呼痛哉！彼時遊擊區內(nei) 黨(dang) 派紛繁，互相猜忌仇怨，蓋莫由確知其故雲(yun) 。”（《紀念亡友公竹川》）（1987年6 月12日《中共臨(lin) 沂地委組織部文件》：“公竹川同誌……‘肅托’時被殺，實屬冤案……”）

同年9月，先父自敵後返回四川大後方，又傳(chuan) 來黃孝方、李鼐等同學被害消息。“黃生在抗戰後極努力工作，然竟被誣為(wei) 托匪而殺之！”

北碚終成朋友團體(ti) 聚合與(yu) 聯絡處

1937年自山東(dong) 撤往四川的朋友，經過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終尋得重慶北碚為(wei) 落腳點，在此創辦勉仁中學、勉仁文學院及勉仁書(shu) 院。從(cong) 此北碚成為(wei) 朋友團體(ti) 的聚合地與(yu) 聯絡處。

自有朋友團體(ti) 之後，先父嚐說：“於(yu) 是我的生活幾乎是成了兩(liang) 麵的了；一麵是家庭的一員，一麵是朋友團體(ti) 的一員。”“朋友相聚處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後，朋友團體(ti) 分別星散了。

1949年重慶解放，先父創辦之中學、學院、書(shu) 院均奉命由當地人民政府接管（當時政策是私人不得辦學）。先父1950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團體(ti) 隨之星散。大家同聚於(yu) 北碚前後九年，至此成為(wei) 過去。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於(yu) 先父先後離開人世。

陳亞(ya) 三先生因肺癌1964年病逝於(yu) 北京，終年六十九歲。

黃艮庸先生1966年“文革”以“逃亡地主”莫須有罪名，遭紅衛兵押回廣東(dong) 老家，途中時遭“不是文鬥，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勞動改造，撿糞掙工分糊口。1972年解除勞改回京。1976 年11月病故。據艮庸先生家人說，先生曾表示願在京侍奉老師至百年後，然後返回故鄉(xiang) 終老，不料竟先於(yu) 老師而去。先父對此嚐說：“艮庸自二十歲從(cong) 遊於(yu) 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隨我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鎬信，1976年11月27日）

雲(yun) 頌天先生於(yu) 1970年、1975年兩(liang) 度長途跋涉，自四川北碚來京看望老師。1983年中風複發病故於(yu) 重慶，享年八十二歲。據先生子女說，雲(yun) 先生因中風已舉(ju) 步維艱，仍多次囑子女為(wei) 其購車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師。先父嚐寫(xie) 道：“頌天為(wei) 學懇切為(wei) 己，師友儕(chai) 輩無不欽重其為(wei) 人。自1924年遠從(cong) 廣東(dong) 海南島來投我，同學共處達數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頌天。”

先父暮年寫(xie) 成《略記當年師友會(hui) 合之緣》，懷念昔日師友之情流露於(yu) 字裏行間，他生活中不可一日無師友，由此可見。

朋友團體(ti) 之終結

1988年6月23日，先父梁漱溟病逝於(yu) 北京。此時朋友團體(ti) 成員多早於(yu) 先父身故，而如今起著精神領袖的中心又逝去，這一朋友團體(ti) 走向最後終結。回顧此朋友團體(ti) 從(cong) 開始形成，至最後終結（1922-1988年），曆時達六十六年。

現在中國社會(hui) 與(yu) 以前老社會(hui) 不同。由個(ge) 人相交而成朋友的，這是老的方式，以後朋友的關(guan) 係要生變化，不單是個(ge) 人彼此的關(guan) 係，說朋友就是集團，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團，或自己創造集團。

這是先父上世紀30年代初於(yu) 朝會(hui) 上向青年學生說的話（見《朝話》一書(shu) ）。

先父與(yu) 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領與(yu) 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團體(ti) 逐漸形成，這是一方麵；而青年朋友做出回應，這是另一方麵。兩(liang) 方麵的合力，使團體(ti) 得以凝聚不散，遂實現了“創造集團”之事。在這創造中，先父的作用較多，自是當然。

“人生的意義(yi) 在創造！”（《朝話·人生的意義(yi) 》）先父與(yu) 青年朋友們(men) 實踐了人生的意義(yi) 。

關(guan) 於(yu) 家書(shu)

本書(shu) 最後一輯為(wei) 家書(shu) 之匯編。

說到家書(shu) ，在寫(xie) 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寫(xie) 於(yu) 1938年，是先父初訪延安後，再至開封做短暫逗留，又到江蘇徐州寫(xie) 成並付郵的。此時距著名的台兒(er) 莊大會(hui) 戰前約兩(liang) 個(ge) 月，徐州尚在中國軍(jun) 隊守衛之中。此信寄達的目的地為(wei) 日軍(jun) 占領下的北平，而這時筆者兄弟二人正隨堂姐滯留於(yu) 此。此時約在1938年2月中旬，華北已淪入日軍(jun) 之手；此信當是經過蘇北、山東(dong) 、河北等敵占區，然後才到北平的。想不到這麽(me) 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經曆，而它被保留下來，至今已達七十九年！

自母親(qin) 1935年病故於(yu) 山東(dong) 鄒平後，父子三人聚少離多，書(shu) 信成為(wei) 父子聯係的重要工具，而顯得更加可貴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沒，後隻尋回一部分，損失大部分；有幸劫後餘(yu) 生的部分，就更彌足珍貴了。古人詩句“家書(shu) 抵萬(wan) 金”，借用於(yu) 此，也是很合適的。

還要指出，先父寫(xie) 示給我兄弟二人的書(shu) 信，其珍貴之處何在？那就是他關(guan) 心和教育兒(er) 女的指導思想與(yu) 方法，有其獨到之處。如果讀者已為(wei) 人父母，更請細讀這些家書(shu) ，自然會(hui) 有許多體(ti) 會(hui) ，從(cong) 而受益。

記得在編成《梁漱溟日記》後，曾在前言中寫(xie) 下這樣幾句話：“這些日記是他全為(wei) 自己備忘而寫(xie) ，並無身後發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卻可為(wei) 人們(men) 了解他，提供一個(ge) ‘窗口’。發揮這種‘窗口’作用，就是將其匯編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幾句話用於(yu) 《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一書(shu) ，也是很合適的。

為(wei) 使讀者能夠完整領略書(shu) 信原貌，此書(shu) 中留存有原件的部分書(shu) 信格式複原了其本來的樣態，如為(wei) 表對收信人的尊敬，其稱呼前有空格，或另行；為(wei) 表自謙，寫(xie) 信人自稱時字號小於(yu) 書(shu) 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後的附件為(wei) 原信所有，此次一並收入。部分書(shu) 信原本沒有標點，均由我一一添加補足。

在輯錄與(yu) 編成此書(shu) 信集的過程中，得到世紀文景何曉濤等同誌全力協助，如果沒有他們(men) 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絕無可能的。因此應當在此表示感謝之意。

至於(yu) 此書(shu) 如有不當或差錯之處，還望讀者指出，以便改正。謝謝！

輯錄者梁培寬

於(yu) 北大承澤園

2016年11月26日時年九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