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考論

作者：陸永勝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7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廿三日癸酉

           耶穌2017年8月14日

作者簡介：陸永勝，貴陽學院陽明學與(yu) 黔學研究院(貴陽550005)。

內(nei) 容提要：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其居黔活動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思想形成、傳(chuan) 播與(yu) 踐行的重要途徑。因為(wei) 文獻誤載或漏載，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重要性和思想史意義(yi) 一直隱而不顯，鮮有學者發明之，並在具體(ti) 時間、地點、內(nei) 容、對象、形式、性質、影響等方麵亟待考論。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黔中王學五大重鎮之首的龍場王學得以建構的重要活動，在思想創見、學術承續、弟子師承等方麵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獨特性和完整性，承擔了陽明悟道後的證道、傳(chuan) 道、踐道三重使命，對黔中王門學派、貴州區域文化和貴州儒學思想世界的建構、形成與(yu) 發展具有重要的開創與(yu) 引領作用，並內(nei) 在地規定了其思想的心學內(nei) 核、學術特質和實踐品格，對陽明學的發展與(yu) 踐行具有重要意義(yi) 。

關(guan) 鍵詞：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黔中王學/儒學思想世界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項目“明代黔中王學外王化研究”(12CZX030)；孔學堂2015年研究項目“陽明學與(yu) 中國當代文化建設”(kxtyb201504)；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地項目“明代黔中王學文獻整理與(yu) 研究”(2015JD098)。

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繼“龍場悟道”這一著名思想史事件之後的重要的居黔活動，然而，王陽明《年譜》對此語焉不詳，僅(jin) 以“居久，夷人亦日來親(qin) 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gang) 書(shu) 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①這樣的表述表明龍岡(gang) 書(shu) 院的存在。後世學者也少有發明，更遑論其講學的內(nei) 容、性質和意義(yi) 。更令人驚愕的是，因為(wei) 王陽明《年譜》中“提學副使席書(shu) 聘主貴陽書(shu) 院。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②的記載，今之學者多以“貴陽書(shu) 院”講學代表了陽明貴州講學活動。殊不知，“貴陽書(shu) 院”本是不存在的，它是“貴陽的文明書(shu) 院”的誤稱；而且，“知行合一”也不是陽明在受聘貴陽後提出的，而是在修文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時已經在講授了。《年譜》的這一誤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思想史意義(yi) ，客觀上遮蔽了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與(yu) 文明書(shu) 院講學在方式、性質等方麵的區別，致使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及其意義(yi) 長期隱而不顯。隨著近年來黔中王學研究熱潮的興(xing) 起和對王陽明居黔活動與(yu) 思想的深入研究，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及其思想史意義(yi) 必將會(hui) 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多視角的研究。筆者擬對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活動進行考察，並據之闡發其對於(yu) 明代黔中王學學派建構、貴州儒學思想世界形成的意義(yi) ，由此管窺其在儒學思想脈絡中的價(jia) 值。

一、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及相關(guan) 考證

無論是對於(yu) 陽明並不長壽的一生，還是整個(ge) 明代而言，王陽明居黔時間都是很短暫的。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隻是陽明居黔活動的一部分，故其時間更短，但我們(men) 不能因此而否定其重要意義(yi) 。因此，我們(men) 有必要對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這一活動進行必要的考證。

(一)講學時間和地點考

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具體(ti) 時間和地點的考證和其悟道、證道、傳(chuan) 道、踐道的四個(ge) 階段是分不開的。悟道是前提，證道、傳(chuan) 道、踐道三者具有邏輯上的可分性，但在實踐中是可以打並做的③。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繼龍場悟道之後證道、傳(chuan) 道、踐道的開端。陽明後來的講學與(yu) 功業(ye) 都可以在龍場悟道中找到思想與(yu) 理論的源頭，而在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活動中可以找到行動的起點。

正德三年春，陽明赴謫至龍場，始居於(yu) 一天然溶洞內(nei) ，並在洞旁搭建草棚④。這個(ge) 溶洞即是“玩易窩”，陽明有《玩易窩記》一文記之：“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⑤陽明在生命困頓之時，曾以石罅做了一個(ge) 石墎。他對著石墎說：“吾惟俟命而已!”⑥然後默坐澄心，以求靜一，終於(yu) 在一天夜裏大悟格物致知之旨⑦，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學說⑧。這即是著名的“龍場悟道”。這一時段，可謂是陽明居黔時期的悟道階段⑨。因此，陽明悟道時應居於(yu) 玩易窩，而證諸《五經》的多數時間應在陽明洞。

陽明在玩易窩“處之旬月，安而樂(le) 之”⑩，後得“東(dong) 洞”(今陽明洞)居之，開始了其證道、傳(chuan) 道、踐道的時期，這一時期也就是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時期。陽明遷居東(dong) 洞，當地彝、苗、仡佬等少數民族覺得陽明居住環境潮濕，於(yu) 是主動幫助他建築一座木構茅廬。這即是陽明創建的第一所民間書(shu) 院——龍岡(gang) 書(shu) 院(11)。王陽明的《龍岡(gang) 新構》小序說：“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溫，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gang) 書(shu) 院，其軒曰‘何陋’。”(12)龍岡(gang) 書(shu) 院建好之後，陽明“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俱。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yu) 是”(13)。同時，陽明作《教條示龍場諸生》，立“立誌”“勤學”“改過”“責善”四條學規，誡勉弟子。這也是據現有文獻可查的貴州最早的書(shu) 院學規。陽明由此開始其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授徒的生活，直到其受聘主講貴陽文明書(shu) 院。

王陽明在《始得東(dong) 洞遂改為(wei) 陽明小洞天三首》中有“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但恐霜雪凝，雲(yun) 深衣絮薄”(14)句，說明陽明移居東(dong) 洞時還不是秋天，這也和《何陋軒記》所記居住玩易窩的時間能夠吻合。所以，陽明悟道於(yu) 玩易窩，時間大概是正德三年三四月份(15)，此後則移居陽明洞(16)。在此期間，陽明先是以病婉拒了貴州按察副使毛科的聘請(17)，正德四年春，陽明最終接受毛科之聘，短期旅居貴陽文明書(shu) 院；同年四月，毛科致仕，陽明則回到龍場(18)。正德四年九月，陽明接受時任提學副使席書(shu) 的聘請，並於(yu) 閏九月抵築主講文明書(shu) 院(19)。從(cong) 正德三年四五月份移居東(dong) 洞，到受席書(shu) 之聘離開龍場抵貴陽，去除期間短居貴陽的時間，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實際時間僅(jin) 有18個(ge) 月左右。這可以通過有關(guan) 陽明證道時間的記敘進行推論而再次得到證明。錢德洪曾作《〈五經臆說〉十三條》疏解說：“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20)陽明在《五經臆說序》中則說：“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21)二者時間差距甚大，當以陽明自序為(wei) 準。錢德洪說的“十有九月”大概是把陽明的整個(ge) 居龍場時期作為(wei) 證道的過程——從(cong) 正德三年三月至四年閏九月，正好19個(ge) 月左右。可見，錢德洪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陽明受毛科之聘短期旅居貴陽的時間(22)。因此，去掉陽明居玩易窩的“處之旬月”，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大概18個(ge) 月左右。

陽明離開龍場後的主要居黔活動是主講貴陽文明書(shu) 院，時間大概不足3個(ge) 月。陽明曾在《舟中除夕二首》中描述了他離黔赴贛的心情與(yu) 過程(23)。據此，陽明在正德四年的除夕已離開貴州抵達湖南境內(nei) 。作於(yu) 此前的《鎮遠旅邸書(shu) 劄》有“即日已達鎮遠”(24)，出鎮遠府即是湖南。鎮遠距離貴陽五百餘(yu) 裏。參考古代的交通情況，從(cong) 貴陽到鎮遠需十日左右，所以陽明應在十二月中旬出發。由此計算，從(cong) 陽明正德四年閏九月主講文明書(shu) 院距其離開貴陽的時間應在兩(liang) 個(ge) 月餘(yu) 。由此可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時間比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的時間要長很多，甚至也長於(yu) 陽明離黔後的許多地方的講學時間。但因《年譜》的疏漏和誤筆，後世學者但知“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而不知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顯然是不公允的。故有必要對此進行考證。

(二)講學對象和內(nei) 容考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陽明居黔時期可概分為(wei) 居玩易窩、居陽明洞(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居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三個(ge) 時段。居玩易窩時期主要以悟道為(wei) 主，其中也包含證道。居陽明洞時期是證道的主要時期，這主要體(ti) 現在《五經臆說》的著述中。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不但是思想的傳(chuan) 播，而且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化講學，同時也是踐行陽明知行合一、覺民行道的政治倫(lun) 理思想和以學為(wei) 政、參與(yu) 地方社會(hui) 治理的重要途徑。因此，證道、傳(chuan) 道、踐道三者集中於(yu) 這一時期。根據陽明《五經臆說序》和錢德洪《〈五經臆說〉十三條》疏解的時間記述，居貴陽時期，陽明已經完成了證道過程，因此文明書(shu) 院講學主要以傳(chuan) 道、踐道為(wei) 主。由此可見，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和陽明心學的義(yi) 理內(nei) 涵密切相關(guan) ，而並非如論者所言，因為(wei) 聽眾(zhong) 文化基礎薄弱，陽明龍場講學以教化為(wei) 主，無法講心性之學這樣深奧的知識。

固然，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最早的弟子基本上是當地苗夷子弟。他們(men) 幫助陽明建龍岡(gang) 書(shu) 院，正是基於(yu) 他們(men) 之間的融洽關(guan) 係，這在“居夷詩”《謫居絕糧請學於(yu) 農(nong) 將田南山永言寄懷》和《西園》等詩中均有表述。如《西園》曰：“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即草鋪，忘與(yu) 鄰翁別。”(25)陽明《年譜》還記載有少數民族因報不平毆打、驅趕侮辱陽明的差役：“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26)可見陽明與(yu) 當地少數民族關(guan) 係非同一般，這當然一方麵與(yu) 夷民“淳龐質素”有關(guan) ，另一方麵也和陽明的“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yu) 陋之名，則亦不講於(yu) 是耳。然此無損於(yu) 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27)的認識有關(guan) 。陽明認為(wei) 少數民族雖然風俗鄙陋，但本性質樸，是可以教化的。這種認識和“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28)的態度截然不同。陽明有此認識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是難能可貴的，這也正是陽明以所悟之學教化夷民的理論根據。陽明弟子羅洪先亦曰：“餘(yu) 嚐考龍場之事，於(yu) 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雲(yun) 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yu) 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yu) 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yu) 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29)陽明悟出良知，認識到愚夫愚婦之良知與(yu) 聖人同。這是他進行教化的指導思想，甚至我們(men) 可以說這也是其覺民行道的理論基礎，良知學無疑是其講學的主要內(nei) 容。如果我們(men) 從(cong) 陽明悟道後認識到人人良知本具的觀點及其覺民行道的實踐路線來觀照，這一點便更好理解。

錢明認為(wei) 陽明龍場講學的目的“是想在黔中普及文化教育，而並不是為(wei) 了王學的傳(chuan) 播和門戶的擴張”(30)。筆者認為(wei) 這裏需要對講學目的和講學內(nei) 容的關(guan) 係進行辨析：講學目的和講學內(nei) 容並不具有充分的一致性，教化的目的並不妨礙以心學的內(nei) 容來實現。對於(yu) 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目的，要視不同對象的層次而論。對於(yu) 貴陽、特別是修文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時的那些少數民族聽眾(zhong) 而言，當以教化為(wei) 主，但用於(yu) 進行教化的理論仍然是良知學。如陽明親(qin) 炙高足錢德洪的《刻文錄敘說》記錄陽明語曰：“先生嚐曰：‘吾始居龍場，鄉(xiang) 民言語不通，所可與(yu) 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yu) 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並夷人亦翕然相向。’”(31)可見，陽明龍岡(gang) 講學的對象不僅(jin) 有言語不通、儒學基礎薄弱的鄉(xiang) 民，還有許多中土亡命之士，他們(men) 大多為(wei) 如陽明一般的貶謫官員和流放的士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陽明講學的內(nei) 容是“與(yu) 之言知行之說”，講學的效果則是亡命之流“莫不忻忻有入”，夷人鄉(xiang) 民“亦翕然相向”。可見，講學對象並不影響陽明講授良知學說，而且也並不妨礙講學的效果。其實，就陽明龍岡(gang) 弟子群體(ti) 而言，不僅(jin) 僅(jin) 有當地苗夷弟子和亡命之流，還有許多貴陽籍的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士人如陳宗魯(1516年舉(ju) 人)、湯伯元(1516年舉(ju) 人、1521年進士)、葉子蒼(1513年舉(ju) 人)和雲(yun) 南籍弟子朱光霽(1513年舉(ju) 人)兄弟以及負笈遠來的湖南籍弟子蔣信(1532年進士)、冀元亨(1516年舉(ju) 人)等等，這就為(wei) 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講授良知學和知行合一學說提供了客觀的必要條件。如王陽明的《重刊〈文章軌範〉序》的成書(shu) 時間是正德三年，而陽明是正德四年受聘到貴陽講學的。從(cong) 時間上推證，陽明當從(cong) 修文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中感受到了部分學生的科舉(ju) 需求，固有如此誠切之語。另如陽明的“居夷詩”說：“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32)“講習(xi) 有真樂(le) ，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xing) ，千載相為(wei) 謀。”(33)這都說明陽明對龍岡(gang) 弟子的講學並不是簡單的教化，特別是對於(yu) 將要科舉(ju) 的弟子，則不能沒有學術層麵的心學傳(chuan) 授。這在陽明的早期弟子徐愛那裏也可以得到佐證。徐愛在《贈臨(lin) 清掌教友人李良臣》中說：“吾師謫貴陽，君始來從(cong) 學。異域樂(le) 群英，空穀振孤鐸。文章自餘(yu) 事，道義(yi) 領深約。”(34)李良臣是陽明的龍場一代弟子，“道義(yi) 領深約”便可以說明陽明龍岡(gang) 講學的內(nei) 容已經上升到相當的學術層麵。另外，隆慶年間貴州巡撫阮文中在《陽明書(shu) 院碑記》中講到：“始，貴陽人士未知學，先生與(yu) 群弟子日講明良知之旨，聽者勃勃感觸，日革其澆漓之俗而還諸淳。邇者，衣冠濟濟與(yu) 齊魯並，先生倡導之德，至於(yu) 今不衰。”無獨有偶，明代馮(feng) 成能在《陽明書(shu) 院落成記》中曾說：“(陽明先生)至龍場處困之後，始大悟此心之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脈，故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35)清代道光年間貴州提學使翁同書(shu) 在《貴陽府誌·序》中也講到：“黔學之興(xing) ，實自王文成始，文成……悟反身之學，揭良知之理，用是風厲學者，而黔俗丕變。”(36)阮氏所說的“日講明良知之旨”、馮(feng) 氏所講的“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和翁氏所說的“揭良知之理”都說明陽明龍場講學的良知心學內(nei) 涵。

可見，陽明在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中還是有學派意識的，但如果據此認為(wei) 陽明“為(wei) 了王學的傳(chuan) 播和門戶的擴張”(37)，未免過於(yu) 誇大。因為(wei) 此時陽明也僅(jin) 僅(jin) 剛剛悟道，而且，在當時的貴州，與(yu) 心學對立的朱子學也未必像陽明後期那樣咄咄逼人，異己力量的弱小，使陽明的門戶意識不會(hui) 太強烈(38)，但講學授徒則是實然之事。正是在此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黔中王學的形成更多地是客觀的必然。事實上，陽明心學作為(wei) 一個(ge) 極具學術和政治影響的、受朱子學詬病的學派是在陽明“主政江西的時期，尤其是平定江西、湖廣、廣東(dong) 諸寇的軍(jun) 事成就(1517—1518)以及平定宸濠叛亂(luan) 之後”(39)才得以建構起來。很顯然，陽明及其心學受到打壓和陽明對於(yu) 己學的或曲或直的維護都是借學術道統來維護或謀求政治利益，即學說價(jia) 值與(yu) 地位的政治合法性，這是由明代政治與(yu) 學術生態所決(jue) 定的。居黔時期作為(wei) 驛丞的王陽明剛剛在偏遠的貴州悟道，無論就其政治地位還是其學術影響而言在朱子學者眼中都微不足道。也有學者以陽明父親(qin) 王華在京為(wei) 禮部左侍郎為(wei) 據，說明陽明的影響力依舊，此皆從(cong) 人情世故出發，不足為(wei) 據。事實是，王華受陽明忤逆劉瑾之牽連，很快就被排擠出京師，授官南京吏部尚書(shu) ，南京作為(wei) 陪都已不能與(yu) 北京同日而語，不久更是被勒令致仕。當然，陽明在龍岡(gang) 的弟子中有相當一部分為(wei) 當地生員和非黔籍官員，在以朱學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的科舉(ju) 製度下，他們(men) 都有一定的朱學背景，因此陽明講學，闡發己說，應是必然。所以，陽明龍岡(gang) 講學中傳(chuan) 授心學內(nei) 容當無疑矣。

上引錢氏、阮氏、馮(feng) 氏、翁氏之言所出時間皆在陽明役後，由此可知，後人視陽明自龍場悟道後的學問皆為(wei) 良知學。這是學界的通識，也和陽明的說法相一致：“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隻是點此二字不出，於(yu) 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40)可見，對於(yu) 良知學的界定不能以“良知”二字的提出為(wei) 標誌，否則即是執於(yu) 文字而疏於(yu) 義(yi) 理。故而，陽明在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時，已經在講授良知學說了。本文做如此辨析，目的有四：一則說明陽明的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一方麵推動了貴州的基礎文化教育，起到了教化民眾(zhong) 的作用，為(wei) 黔中後來掀起講學之風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另一方麵也進行了良知學說的傳(chuan) 播，這一點對於(yu) 肯定黔中王學作為(wei) 陽明後學的一個(ge) 重要學派至關(guan) 重要，因為(wei) 僅(jin) 從(cong) 師承關(guan) 係上考證，而缺少思想傳(chuan) 承，便難以界定一個(ge) 學派的存在，很顯然，師承關(guan) 係不是思想傳(chuan) 承的充分條件，缺少思想傳(chuan) 承的師承關(guan) 係便難以確定為(wei) 同一係的學派；二則說明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在內(nei) 容上兼具道德教化和學術討論，從(cong) 曆時性過程來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和一年多後在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在內(nei) 容側(ce) 重上必定是有差異的；三則說明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陽明講學史上的重要部分，不應該被學者所遺漏，而且陽明龍岡(gang) 講學實開“覺民行道”之先風；四則說明陽明的龍岡(gang) 弟子如蔣信、冀元亨、徐樾等在隨後的陽明學的傳(chuan) 播、陽明學派的建構、陽明再傳(chuan) 弟子的培養(yang) 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切為(wei) 黔中王學的發展及黔中儒學思想世界的建構鋪設了一個(ge) 良好的學術背景。

(三)講學形式和影響考

毋庸置疑的是，上引阮氏、翁氏的話基本都是在“貴陽講學”的意義(yi) 下表述的，後世學者亦多如此。這固然在整體(ti) 上肯定了陽明貴州講學的心學性質，但模糊了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和文明書(shu) 院講學在辦學形式，講學性質等方麵的差異性，淡化了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獨特性。緣於(yu) 地域行政區劃，無論是明代還是現在，修文龍場都隸屬於(yu) 貴陽。是故陽明“貴陽講學”的表述易引發歧義(yi) ：既可以指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也可指修文龍場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還可以蓋指兩(liang) 地的講學。現在很多學者多在“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或“蓋指兩(liang) 地講學”的意義(yi) 上使用，而沒有在“修文龍場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意義(yi) 上使用。這其實是對修文龍岡(gang) 講學的忽視，甚至是對二者價(jia) 值、地位、意義(yi) 的誤判。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據《年譜》“始論知行合一”的論斷，視文明書(shu) 院講學和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為(wei) 內(nei) 容、性質、目的上截然不同的兩(liang) 個(ge) 階段，且以文明書(shu) 院講學為(wei) 重；第二，關(guan) 於(yu) 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內(nei) 容及價(jia) 值意義(yi) ，近來學者少有發明；第三，後世官修誌書(shu) 中多記載貴陽文明書(shu) 院的講學，對修文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記載較少。筆者認為(wei) 文明書(shu) 院講學在內(nei) 容、性質、目的上是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延續，但在講學(辦學)形式上二者有所不同。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完全民間化的，文明書(shu) 院講學則是借助於(yu) 地方政治及士紳的力量的講學，二者代表了明代書(shu) 院講學的兩(liang) 種重要方式。因此，為(wei) 了在性質上區別現代學者的使用內(nei) 涵，在講學方式上區別兩(liang) 地講學差異，筆者願冒就繁去簡之諱，分別以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文明書(shu) 院講學表述兩(liang) 地的講學，並對一直隱而不顯的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情形和影響做簡單的考論。

陽明的“居夷詩”曾描寫(xie) 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細節：“門生頗群集，樽單亦時展。講習(xi) 性所樂(le) ，記問複懷靦。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yun) 窗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棲，自得乃高踐。”(41)“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複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xi) 有真樂(le) ，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xing) ，千載相為(wei) 謀。”(42)這些細節體(ti) 現了陽明門生日進和靈活的教學方法，如《年譜》所言：“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43)可以想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不但發揚心學，宣揚己說，還有教民化俗的功效。隨著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名聲日大，當地少數民族弟子和遠近之士前來聽講者數百人，“於(yu) 是貴之人士執業(ye) 景行者接踵，而遠亦暨四方之從(cong) 遊先生者，自是日彌眾(zhong) ”(44)，甚至出現“諸生遠近皆裹糧從(cong) 之遊”的進學盛況。講學的盛況亦是空前，據《修文縣誌》記載：“當日坐擁皋比，講習(xi) 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鴃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45)《貴州通誌》也記載了講習(xi) 的盛況：“居職之暇，訓誨諸夷。士類感慕者，雲(yun) 集聽講，居民環聚而觀如堵焉。”(46)“卉衣”當指當地少數民族的色彩鮮麗(li) 的衣服，“鴃舌”當指少數民族的語言。從(cong) 聽眾(zhong) 的對象來看，這種講學是極具地方特色的地域講學。

伴隨龍岡(gang) 書(shu) 院的聲名遠播，陽明之講學受到了地方土司和流官的重視。水西彝族土司安貴榮敬仰陽明的學識和人格，多次遣使問候，饋贈帛馬和食品，並在“減驛”“平息民族地方叛亂(luan) ”方麵征求並聽從(cong) 王陽明的意見，從(cong) 而成就了陽明“一紙手劄，勝於(yu) 數萬(wan) 甲兵”(47)、“三篇(陽明與(yu) 安貴榮的《謝安宣慰書(shu) 》《貽安貴榮書(shu) 》《又與(yu) 貴榮書(shu) 》三書(shu) )文章定邊疆”的佳話。康熙五十四年進士、平遠人潘淳在《水西篇》一詩中說：“往者明祖初定鼎，願置九驛麝香傳(chuan) 。貴榮妄謀請減驛，陽明片紙溫犀燃。”清人愛必達也說：“陽明日與(yu) 僚夷雜居，屈伸榮辱，略無所撓。悍如安重(‘重’應為(wei) ‘貴’字——筆者校改)榮，但得其片紙書(shu) ，消疑式，不敢反側(ce) ，勝於(yu) 十萬(wan) 師。”(48)此記述的正是陽明以學為(wei) 政的神奇事功。可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不僅(jin) 盛況空前，不亞(ya) 於(yu) 其離黔後的滁州、江西、浙中講學，而且對於(yu) 地方秩序構建、邊疆穩定具有重要意義(yi) 。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自覺承擔了儒學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這是良知學知行合一、覺民行道的內(nei) 在要求，體(ti) 現了陽明學心統學政的理論特質。

上文對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進行了較為(wei) 詳細的考證。其中所闡發的陽明的學說意識、講學教化和事功放在明代貴州特定的地域、政治和文化背景中，才更能凸顯出其重要的價(jia) 值意義(yi) 。

二、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思想史意義(yi)

修文與(yu) 貴陽、思南、清平、都勻並稱黔中王學五大重鎮。無論從(cong) 時間先後、思想發源，還是弟子群數量等方麵考量，修文王學都應該居於(yu) 首位。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是修文王學建構的重要活動，在思想創見、學術承續、弟子師承等方麵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yi) ，而且對貴州其他四大王學的建構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學術界對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長期發明不夠，世人皆知龍場悟道，而鮮知龍岡(gang) 講學，這種狀況在某種意義(yi) 上是對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乃至修文王學的獨立性、重要性的有意無意地漠視。鑒於(yu) 此，筆者擬探討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對於(yu) 黔中區域思想史乃至儒學思想史的重要意義(yi) 。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作為(wei) 陽明悟道後在貴州開展的曆時最長，學術、思想、實踐價(jia) 值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對黔中王學的形成、貴州區域文化建構乃至貴州儒學思想世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多重價(jia) 值。

首先，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為(wei) 黔中王學培養(yang) 出了大批優(you) 秀的一代弟子，為(wei) 心學的傳(chuan) 播奠定了人才基礎。這些一代弟子壯大了貴州的士階層，並成為(wei) 士大夫的代表。在他們(men) 的講學及帶動之下，貴州掀起了多次大規模講學運動，培養(yang) 了大批後學弟子，終於(yu) 在黔中大地形成了一個(ge) 完整的地域陽明學派。

陽明在貴州的弟子具體(ti) 有多少，曆來有不同的說法。李迎喜認為(wei) 陽明在貴陽的弟子數量，據推測有數百人之多(49)。這一數字顯然比較保守，因為(wei) 陽明在龍場講學“執業(ye) 景行者接踵”，“居民環聚而觀如堵焉”，在貴陽講學時“諸生環而觀聽者以數百”，另外再加上席書(shu) 在各州縣選出的200名弟子，至少也在千餘(yu) 人左右。之所以眾(zhong) 說紛紜，一則因為(wei) 現有資料並不詳實；二則因為(wei) “王文成與(yu) 龍場諸生問答，莫著其姓名”，故可考者並不多；三則對於(yu) 弟子的概念內(nei) 涵理解不一致。錢明曾引歐陽修的觀點對弟子與(yu) 門生的內(nei) 涵做過考辯：“其親(qin) 授業(ye) 者為(wei) 弟子，轉相傳(chuan) 授者為(wei) 門生。”(50)筆者擬根據現有資料以師承關(guan) 係為(wei) 主進行考證。據貴州學者考證的《陽明謫黔遺跡》(51)、張新民等的《貴州：傳(chuan) 統學術思想世界重訪》(52)和陽明的《鎮遠旅邸書(shu) 劄》(53)、陽明弟子間的信劄及錢明在《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54)中的考證，結合筆者調研時發現的貴定《陸氏家譜》統計，陽明龍岡(gang) 講學時期親(qin) 炙的黔籍弟子主要有葉子蒼、陳文學、湯伯元、高鳴鳳、何遷遠、陳壽寧、李惟善、張時裕、何子佩、越文實、鄒近仁、範希夷、郝升之、汪原銘、陳良臣、易輔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彥、李良臣、張曆、李崟、徐節、朱昆季、閻真士、陸顯貴等26人，他們(men) 構成黔中王門第一代黔籍弟子。當時還有許多慕名來黔從(cong) 學或居黔為(wei) 官的非黔籍(客籍)弟子，如劉秉鑒(江西)、蔣信(湖南)、冀元亨(湖南)、劉觀時(湖南)、朱光霽兄弟(雲(yun) 南)等，他們(men) 也是黔中王門一代弟子的重要成員。這些可考的黔籍王門弟子多為(wei) 貴陽生員，呈現出以貴陽為(wei) 中心向周邊輻射開來的特點，後在貴陽又有6人從(cong) 學陽明，這些一代弟子中將近半數後來考取舉(ju) 人或為(wei) 官一方。在一定意義(yi) 上，陽明的龍場一代弟子成為(wei) 當時貴州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他們(men) 以儒家的信仰和價(jia) 值為(wei) 指導，發揚師說，講學致用，踐履良知，覺民行道，凸顯出陽明心學在學、政領域的實用價(jia) 值，為(wei) 黔中區域文化建構和儒學思想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陽明離黔以後，陽明心學薪火相傳(chuan) 。在龍岡(gang) 一代弟子的帶動和影響下，出現了三次王學講學高潮，其盛況不亞(ya) 於(yu) 陽明居黔之時，為(wei) 黔中王學培養(yang) 了大批二傳(chuan) 、三傳(chuan) 乃至四傳(chuan) 、五傳(chuan) 弟子。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次講學高潮均與(yu) 心學相關(guan) 的重大曆史事件大致呼應。第一次講學高潮以貴陽的一傳(chuan) 弟子陳文學、湯伯元、葉梧為(wei) 代表，起於(yu) 嘉靖初年陽明逝世前後。其時陽明在浙中掀起其生命中最後一次、也是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次講學運動。嘉靖七年，陽明去世，陽明學受到打壓。但貴州的陽明心學講學在時任貴州巡按的陽明私淑弟子王杏和時任貴州提學的陽明親(qin) 炙弟子蔣信的支持下，由陳、湯、葉發起，掀起了以龍岡(gang) 、文明、陽明、正學四大書(shu) 院為(wei) 中心的心學講學運動。第二次講學高潮以貴陽的二傳(chuan) 弟子馬廷錫為(wei) 代表，起於(yu) 嘉靖隆慶年間。其時馬廷錫講學於(yu) 貴陽城南漁磯棲雲(yun) 亭，並與(yu) 時任貴州官員的陽明弟子徐樾、胡堯時、王學益、劉大直、趙錦等相與(yu) 講學，刊刻陽明遺著。隆慶二年，陽明在政治上得以平反，賜封新建侯。第三次講學高潮以二傳(chuan) 弟子思南李渭、清平孫應鼇，四傳(chuan) 弟子都勻陳尚象為(wei) 代表，起於(yu) 萬(wan) 曆前期。萬(wan) 曆十二年，陽明獲準陪祀孔廟。這些曆史事件看似巧合，但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黔中王學的開放性、互動性和影響力。事實上，正是在陽明的親(qin) 炙弟子、私淑弟子和再傳(chuan) 弟子相與(yu) 講學、發明師說的過程中，終於(yu) 在黔中大地形成了一個(ge) 個(ge) 性鮮明的地域學派，在龍場之外又形成了貴陽、思南、清平、都勻四個(ge) 王學重鎮(55)。

其次，在龍岡(gang) 書(shu) 院的影響下，貴州書(shu) 院大興(xing) ，進一步擴大了陽明心學的影響，為(wei) 王學重鎮和心學學派的區域建構提供了學術思想和後續人才準備，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了以心學為(wei) 內(nei) 核的貴州儒學思想世界。

陽明謫黔之前，貴州僅(jin) 有書(shu) 院5所。陽明居黔及離黔之後至萬(wan) 曆朝的一百年間，貴州的書(shu) 院增加了39所，平均兩(liang) 三年增加1所，其增加的速度和規模與(yu) 陽明心學重地江西、浙江相比也毫不遜色。而且在有資料可查的44所書(shu) 院中，講明心學的書(shu) 院就有21所，它們(men) 或者創辦人為(wei) 陽明或陽明弟子，或者是受陽明弟子請托的地方官創辦，或者由陽明弟子主講其間，或者崇祀陽明或陽明弟子，這些書(shu) 院遍及全省，幾乎占到有明一代貴州書(shu) 院總數的半數。以上四類講明心學的書(shu) 院均有相關(guan) 史誌記載，依據的標準是和陽明心學直接相關(guan) 。因資料記載所限，在明代心學風行和貴州心學講學興(xing) 盛的環境下，實際上講明心學的書(shu) 院也許還要多一些。

貴州書(shu) 院的興(xing) 盛推動了講學運動的發展和陽明心學在貴州的傳(chuan) 播，為(wei) 黔中王學學派的建構提供了學術思想和人才基礎，同時客觀上促進了貴州文教的興(xing) 盛，以心學為(wei) 思想內(nei) 涵的貴州儒學思想世界藉此而建構起來。光緒二年，修文知縣李崇畯的《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堂題額後跋》認為(wei) ：“黔中之有書(shu) 院，自龍岡(gang) 始；龍岡(gang) 之有書(shu) 院，自王陽明先生始也……先生慨然闡性道以牖人心，而夷俗已變，文教以興(xing) 。”(56)由此可見，龍岡(gang) 書(shu) 院對於(yu) 明代中後期貴州書(shu) 院建設、社會(hui) 風尚、文化教育乃至社會(hui) 思想的巨大推動作用。書(shu) 院是學術思想傳(chuan) 播的基地，誠如張立文所言：“書(shu) 院不僅(jin) 是作為(wei) 研究、探索、著述一派一家學說的固定陣地，而且是進行不同學派、同一學派不同家的學術交流、會(hui) 講、討論的最佳場所……理學家就是在這種有益的學術氛圍中，紛紛建立起有理論創新的學術思想體(ti) 係以及其能傳(chuan) 承新學術思想體(ti) 係的學者群體(ti) ，把中國學術推向空前發展的高峰。”(57)除了學術思想的傳(chuan) 承，書(shu) 院還使王學思想得以在地理區域上展開，以修文、貴陽為(wei) 中心向周邊輻射，覆蓋貴陽、畢節、安順、黔南、黔東(dong) 南、黔西南、銅仁、遵義(yi) 等地區，涉及貴陽、修文、鎮寧、黔西、都勻、獨山、惠水、龍裏、貴定、福泉、凱裏、麻江、黃平、施秉、鎮遠、玉屏、思南、印江、務川、興(xing) 義(yi) 、普安等20餘(yu) 縣市(58)，從(cong) 而構成了黔中王學的特定地緣(59)。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包括文明書(shu) 院講學)同樣開啟了貴州文教興(xing) 盛的局麵，其直接體(ti) 現是科舉(ju) 取士的人數在陽明居黔前後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明代貴州舉(ju) 人共有1720餘(yu) 人，在王陽明入黔前的140年共350餘(yu) 人，陽明居黔、離黔後的134年則有1370餘(yu) 人，增加了近4倍。另外，明代貴州進士共109人，陽明入黔前有26人，陽明入黔後共83人，增加亦近4倍(60)。科舉(ju) 取士增加和書(shu) 院講學的關(guan) 係可以追溯到陽明受聘文明書(shu) 院時的講學理念。席書(shu) 在《龍場為(wei) 諸生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shu) 》中說：“誤天下之豪傑者，舉(ju) 業(ye) 也。然使天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舉(ju) 業(ye) 也。故韓子因文見道，宋儒亦曰科舉(ju) 非累人，人自累科舉(ju) 。今之教者，能本之聖賢之學，以從(cong) 事於(yu) 舉(ju) 業(ye) 之學，亦何相妨?執事早以文學進於(yu) 道理，晚以道理發為(wei) 文章，倘無厭棄塵學；因進講之間，悟以性中之道義(yi) ，於(yu) 舉(ju) 業(ye) 之內(nei) 進以古人之德業(ye) ，是執事一舉(ju) 而諸生兩(liang) 有所益矣。”(61)陽明顯然同意席書(shu) 的觀點：講明心性之道義(yi) 於(yu) 舉(ju) 業(ye) 之內(nei) ，視科舉(ju) 為(wei) 弘道之載體(ti) ，客觀上收到講明心學與(yu) 科舉(ju) 一舉(ju) 兩(liang) 得之效。這和其在龍場所作的《重刊〈文章軌範〉序》的觀點是一致的：“士君子有誌聖賢之學，而專(zhuan) 求之於(yu) 舉(ju) 業(ye) ，何啻千裏!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誌，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yu) 天下。”(62)這也是陽明此後講學的一貫主張，抑或說是陽明“事上磨練”的具體(ti) 體(ti) 現之一。當然，貴州科舉(ju) 興(xing) 盛也和時任貴州巡按的陽明私淑弟子王杏上疏禮部奏請貴州單獨開科取士，並於(yu) 嘉靖十四年獲得恩準不無關(guan) 係。王杏上疏開科，基於(yu) 貴州建省以來“文風十倍，禮義(yi) 之化，駸駸與(yu) 中原等”的狀況，其中隱含“用夏變夷之意”。禮部認為(wei) ：“貴州文教漸洽，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台諫之選者，往往文章氣節，與(yu) 中原江南才俊齊驅，相應建立貢院，開設鄉(xiang) 試。”(63)這一事件從(cong) 側(ce) 麵說明貴州書(shu) 院講學的社會(hui) 影響力和心學講學在貴州得到合法性的肯定。如嘉靖《貴州通誌》卷3記載有當年王陽明寫(xie) 詩描繪貴州辦學的情景，並分析了科舉(ju) 開科、講學向道與(yu) 文教興(xing) 盛的關(guan) 係。陽明在《寓貴詩》中寫(xie) 道：“村村興(xing) 社學，處處有書(shu) 聲。”《通誌》認為(wei) 出現這種興(xing) 學的局麵在於(yu) 貴州科舉(ju) 開科：“蓋有試也。先年附試滇南，恐不能給科舉(ju) 之費，故讀書(shu) 者尚少。即今開科會(hui) 省，風教大行，向道知方，人文益彬彬矣。”(64)作為(wei) 官方編訂的誌書(shu) ，《通誌》將文教興(xing) 盛的主要原因歸為(wei) 貴州單獨開科取士是可以理解的，但開科舉(ju) 的背後有著書(shu) 院講學的熏染和以文化民、向學的因素顯然也是自不待言的。更重要的是，書(shu) 院講學使明代中後期貴州的士人階層迅速壯大，士大夫階層得以形成，浸染陽明心學的民間社會(hui) 、思想世界也建構起來了。

再次，由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開其端的貴州以陽明學為(wei) 內(nei) 涵的書(shu) 院講學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落實了儒家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凸顯了黔中王學的實學特色。

陽明及其黔中弟子的講學不但有明道、修德的價(jia) 值，還有致用的一麵。在明代黔中王學幾代弟子的努力下，陽明心學在貴州具有無可爭(zheng) 議的“顯學“地位，也是明代貴州最重要的學術文化，它的身影和氣息彌散在當時的文化表現之中。黔中王學處於(yu) 明太祖開發貴州之後的加強、鞏固時期。陽明學作為(wei) 傳(chuan) 統儒學的一部分，雖然和作為(wei) 官學的程朱理學存在義(yi) 理上的執拗，但因為(wei) 明初貴州的理學力量相當薄弱，所以陽明學在這裏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和鼓勵，以之作為(wei) 對夷文化的浸染工具，適應中央“文教化夷”的統治思想。事實上，從(cong) 現有的史料、方誌的記載來看，黔中王學的講學活動沒有出現受到地方官員壓製的情況，而且貴州的官吏(包括一些貶謫官員和開明土司)也有意識地以儒家的倫(lun) 理綱常指導、規範區域製度建設，這和陽明學的重要基地江西有很大的不同(65)。這一方麵說明在此時期的貴州不存在嚴(yan) 重的學派衝(chong) 突，進而衍生政治衝(chong) 突；另一方麵說明貴州當時的整體(ti) 學術傾(qing) 向是陽明學。這就為(wei) 黔中王學的發展提供了優(you) 良的社會(hui) 環境和文化土壤。這種社會(hui) 環境、文化土壤和政治導向也決(jue) 定了黔中王學的生長方向不同於(yu) 其他王門：黔中王學，特別是早期黔中王學諸儒的講學與(yu) 活動不是以抗衡朱子學，躋身儒學道統，爭(zheng) 取官學地位和權力話語為(wei) 目標，而是以教民化俗、建構地方秩序、實現儒家理想為(wei) 主要目的。

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這一事件本身還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義(yi) ：第一，與(yu) 明初士人多隱逸的行為(wei) 不同，以陽明為(wei) 代表的黔中王學士人群體(ti) 勇於(yu) 走在社會(hui) 的前列，承擔和踐行儒家的責任與(yu) 理想。第二，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作為(wei) 陽明以學為(wei) 政、覺民行道的途徑，積極參與(yu) 了地方文化、社會(hui) 秩序的建構，在明代中後期的時代、地域政治文化背景下，其在客觀上契合(但不是配合)了國家意誌，在意識形態方麵體(ti) 現了中央與(yu) 地方的一致性或中央對地方的要求與(yu) 期許。需要指出的是，陽明及其弟子參與(yu) 地方秩序建構，並不代表他們(men) 認可朱明王朝特別是洪武、永樂(le) 建構的理學，他們(men) 隻是依道而行，二者的行為(wei) 效果達到了一致性而已。第三，陽明及其弟子講學化民，將講學落實到教化的層次，實質上是在踐行良知學的知行合一和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在發明道、踐行道的同時實現其以學為(wei) 政的理想。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文化意義(yi) 突出了陽明心學致用的一麵。就書(shu) 院講學的角度而言，陽明心學的實學色彩具體(ti) 表現為(wei) ：陽明的講學活動本身即是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對民間社會(hui) 、庶民階級發揮著潛移默化、移風易俗、內(nei) 在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明代貴州，在政治勢力和大傳(chuan) 統的影響下，陽明心學講學使夷文化的小傳(chuan) 統被無限壓縮，或僅(jin) 保留形式。

可見，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在客觀上實現了邊地知識係統建構、文化區域建構、民間風尚塑造、大一統的價(jia) 值認同四位一體(ti) 的目標。在這一目標的實現過程中，黔中王學應運而生。反過來講，以這一目標為(wei) 背景，黔中王門學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三、小結

王陽明悟道玩易窩，講學龍岡(gang) 書(shu) 院，倡明聖學，培養(yang) 了一大批地方知識精英，開創了黔中王門學派，開啟了地方文化風氣，並逐漸形成了貴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士大夫階層(66)，由此，貴州形成了以心學為(wei) 主導的儒學學術思想世界。陽明悟道龍場，講學龍岡(gang) ，並不僅(jin) 僅(jin) 是陽明心學的開端，而是具有思想體(ti) 係的完整性、獨特性和獨立性的。阮文中說：“人於(yu) 先生之澤，知其汪洋於(yu) 天下，而不知入於(yu) 江右為(wei) 獨深；知其涵濡於(yu) 江右，而不知於(yu) 貴陽為(wei) 獨至。”(67)所謂“獨至”，表層是言影響，深層則是言思想。黔中王學是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空間、特定的機緣和合的結果，作為(wei) 貴州曆史上第一個(ge) 完整的地域學派，產(chan) 生於(yu) 貴州第一次被中央政權大開發的背景下，而且此時的貴州儒學自東(dong) 漢尹珍發端後而低調了千餘(yu) 年，時值邊地夷文化小傳(chuan) 統與(yu) 中原儒文化大傳(chuan) 統的交鋒期。所以，黔中王學所麵對的不是心學與(yu) 理學的對抗，而是儒學與(yu) 少數民族夷文化的差異。衛既齊在《修畢節縣學碑記》中說：“黔自陽明先生謫居龍場，以致良知之學倡明於(yu) 世，苗蠻無不憬悟信從(cong) ，相傳(chuan) 於(yu) 今，百有餘(yu) 年矣。”(68)此語正體(ti) 現了明代以陽明心學為(wei) 代表的中原儒家文化的大傳(chuan) 統對作為(wei) 邊疆多民族地域的貴州民間夷文化小傳(chuan) 統的滲透、影響、改造，最終居於(yu) 主導地位，並主導人間秩序構建的文化格局演變過程。黔中王學能夠產(chan) 生、發展，達於(yu) 高潮和其良知為(wei) 本、用世為(wei) 重的學術品格及其妥善處理與(yu) 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關(guan) 係等多方麵因素密切相關(guan) 。所以，陽明心學的學術個(ge) 性與(yu) 明初大一統的時代要求的結合，造就了黔中王學的良知思想中的國家在場意識、政治倫(lun) 理觀念和功夫上的注重踐履的特征。黃國瑾曾從(cong) 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總結：“貴州自牂牁盛覽問賦西京後，曠千百年尠聞學子。明初改衛設省，文獻稍有可采。嘉靖中先生謫龍場，始開學派。”(69)此語對於(yu) 貴州儒學文化史的發展走向把握準確(但有一處當可勘誤：陽明謫龍場不在“嘉靖中”，而是“正德初年”)，從(cong) 中可見陽明龍場講學對於(yu) 黔中王學形成的重要意義(yi) 。翁同書(shu) 曾說：“黔學之興(xing) ，實自王文成始，文成……悟反身之學，揭良知之理，用是風厲學者，而黔俗丕變。”(70)翁氏以學術思想史的宏大視野肯定了陽明心學對於(yu) 貴州儒學思想世界建構的重要意義(yi) ：陽明心學不但是貴州儒學思想世界的開創者，也是其思想內(nei) 核。張輶認為(wei) ：“(陽明先生)當謫官龍場，潛心大道，頓悟良知之旨，三百年來，黔人知聖賢之學，實自先生倡之。”(71)民國的陳矩更是直接肯定陽明的“黔學之祖”的地位，他曾引用《明詩紀事》中邵廷采的話說：“終明之世，吾黔學祖，斷以文成為(wei) 先，信不誣也。”(72)由此可見，陽明龍場悟道與(yu) 講學對於(yu) 黔中王門學派的形成、黔中文化區域建構、黔中儒學思想世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yi) 。從(cong) 陽明心學流衍的角度看，它奠定了陽明學的基本思想內(nei) 涵、基本學術特質和基本實踐品格，並最終使陽明學成為(wei) 宋明以來與(yu) 朱學並立、個(ge) 性鮮明的學術形態，成為(wei) 高度精神化的價(jia) 值哲學，代表了中國文化認識並創造自己的努力方向，凸顯出重要的儒學思想史意義(yi) 。

注釋：

①②[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4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34，1235頁。

③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關(guan) 於(yu) 陽明“悟道”“證道”“傳(chuan) 道”“踐道”的表述皆是在本文主旨設定的陽明“龍場悟道”和“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的時空和意義(yi) 語境下使用的。所謂“悟道”即指“龍場悟道”。所謂“證道”特指陽明悟道後“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這一事件及其過程，見[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前揭書(shu) ，第1235頁。對於(yu) “證道”的時間過程，陽明自述為(wei) 7個(ge) 月，錢德洪表述為(wei) 19個(ge) 月，二者差異甚大。但二人都不否認“證道”自“悟道”後即開始，且在空間上經曆了從(cong) “玩易窩”到“陽明洞”的轉換。此點下文有詳細的論述和注釋，茲(zi) 不贅述。無論采用陽明或錢德洪的表述，在時間上，“證道”和陽明“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以及“勸誡安貴榮勿減驛”等能夠表征“傳(chuan) 道”“踐道”的事件過程是有重合的。所以“證道”“傳(chuan) 道”“踐道”三者之差異更注重內(nei) 容的側(ce) 重性和邏輯的可析性，而非時間的曆時性。當然，離開本文設定之語境，陽明之“證道”“傳(chuan) 道”“踐道”之間在其離黔之後仍然具有上述之關(guan) 係。

④王陽明謫黔詩對之有詳細的描述：“草庵不及肩，旅倦體(ti) 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群僚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zi) 類猶人屬。汙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跡。”見《王陽明全集》卷19《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32-733頁。

⑤《王陽明全集》卷23《玩易窩記》，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40頁。

⑥[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前揭書(shu) ，第1234頁。

⑦關(guan) 於(yu) 陽明悟道的地點，《年譜》記載並不明確，而且將石墎誤為(wei) 石墩。石墎是放棺材的地方，而石墩是用來坐的。陽明悟道時，因剛到龍場，環境不適，“從(cong) 者皆病”，陽明做糜飼之，並發出“聖人處此，更有何道”的感歎(參見[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前揭書(shu) ，第1234頁)。遷居陽明洞後，“我輩(童仆——筆者注)日嬉偃，主人自愉樂(le) ”(《王陽明全集》卷19《始得東(dong) 洞遂改為(wei) 陽明小洞天三首》之二，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33頁)。從(cong) 主仆的神采及環境的改變可以概推悟道當在玩易窩。據修文縣文廣局楊德俊實地考證，玩易窩高3米，最寬處4米，洞深30餘(yu) 米，清除洞內(nei) 淤泥後，陽明以石罅做的石墎仍然存在。筆者也曾進洞實地查看，不吾欺也。洞內(nei) 有時任貴州宣慰使安國亨撰書(shu) 的“陽明玩易窩”及“夷居遊尋古洞易，先賢曾此動遐思，雲(yun) 深長護當年碣，猶是先生玩易時”的兩(liang) 幅摩崖，至今猶存，落款為(wei) “明萬(wan) 曆庚寅龍源安國亨書(shu) ”。

⑧關(guan) 於(yu) “知行合一”的提出，《年譜》記載是陽明於(yu) 貴陽文明書(shu) 院時提出的。從(cong) 哲學義(yi) 理來講，陽明心學即本體(ti) 即功夫，道用不離，陽明悟“道”，其中即內(nei) 含功夫。道之本體(ti) 和知行合一之功夫本為(wei) 一“事”。所以，無論是從(cong) 義(yi) 理闡發，還是事件要素而言，“龍場悟道”和“講知行合一”是同一個(ge) 事件，而非如論者所言，視二者為(wei) 前後不同的兩(liang) 件事情。另一個(ge) 重要的實物遺存史料證據是：上世紀80年代，修文縣文廣局的楊德俊進行田野調查，玩易窩周邊的常住老人們(men) 回憶，玩易窩洞壁上還有“知行合一”四個(ge) 大字，字跡和安國亨的“陽明玩易窩”相仿，但具體(ti) 落款已無從(cong) 考證。玩易窩所處的小孤山僅(jin) 十餘(yu) 米高，上世紀60年代，周邊居民開山采石建房時，此石刻遭到毀壞。現在惟有洞而無山。

⑨此處是將陽明居玩易窩時期作為(wei) 一個(ge) 完整時段而言的，其實，自陽明悟道之後即開始了證道，這裏是就內(nei) 容與(yu) 思想意義(yi) 側(ce) 其重者而言之。上文注釋已有述及，茲(zi) 不贅述。

⑩《王陽明全集》卷23《何陋軒記》，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33頁。

(11)值得注意的是，《年譜》亦記載建構龍岡(gang) 書(shu) 院一事，但對一些具體(ti) 的環節表述錯誤或模糊。如：“居久，夷人亦日來親(qin) 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gang) 書(shu) 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前揭書(shu) ，第1234頁)玩易窩為(wei) 陽明龍場最早居所，位於(yu) 小孤山下，是一個(ge) 山洞，並非木構。其餘(yu) 幾個(ge) 建築物均在“東(dong) 洞(陽明洞)”及附近，與(yu) 玩易窩分處兩(liang) 地。其中龍岡(gang) 書(shu) 院與(yu) 何陋軒一體(ti) 二名，之後有君子亭以及寅賓堂。寅賓堂實為(wei) 賓陽堂，陽明有《賓陽堂記》一文，現存匾額亦為(wei) “賓陽堂”，現存君子亭亦為(wei) 後來重建。

(12)《王陽明全集》卷19《龍岡(gang) 新構》，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35頁。

(13)《王陽明全集》卷23《何陋軒記》，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33頁。

(14)《王陽明全集》卷19《始得東(dong) 洞遂改為(wei) 陽明小洞天三首》之二，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33頁。

(15)本文依《年譜》和古人多以年號、時令等計時的方法，所述時間均依農(nong) 曆，同時是為(wei) 了避免農(nong) 曆與(yu) 陽曆之間換算出現誤差。

(16)束景南撰的《陽明佚文輯考編年》有同名詩《始得東(dong) 洞遂改為(wei) 陽明小洞天》一首。束氏考證該詩為(wei) 陽明於(yu) 正德三年作於(yu) 龍場。且詩中有“淒淒草蟲泣”“毋使霜露及”，束氏據此判定陽明居於(yu) 東(dong) 洞為(wei) 秋天。此和《何陋軒記》不能印證。且束氏認為(wei) 《王陽明全集》中《始得東(dong) 洞遂改為(wei) 陽明小洞天三首》應改為(wei) “移居陽明小洞天”，從(cong) 詩中所描寫(xie) 景物時令看，此顯然有“先移居，後得洞”的邏輯顛倒之誤。故不采此說。參見束景南：《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6頁。

(17)王陽明居黔詩作雲(yun) ：“野夫病臥成疏懶，書(shu) 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yi) 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王陽明全集》卷19《答毛拙庵見招書(shu) 院》，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42頁)

(18)席書(shu) 在聘請王陽明主講文明書(shu) 院的第一封書(shu) 信《與(yu) 王陽明》中寫(xie) 道：“曩者應光(奎——筆者校)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執事，旅居書(shu) 院，俯教承學，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執事遂還龍場，後生鹹失依仗。”([明]席書(shu) ：《元山文選》卷5，明嘉靖二十年遂寧席氏刻本)此語表明陽明此前曾主講文明書(shu) 院。王陽明在《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shu) 院序》中說：“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22，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13頁)由此可知，毛科是正德四年四月致仕並離開貴陽的，故陽明亦當在同月回到龍場。席書(shu) 於(yu) 正德四年五月提學貴州，“正德四年副使，提學貴州”([明]郭子章：《宦賢列傳(chuan) 六》，《黔記》卷39，萬(wan) 曆三十六年刻本)。如果陽明其時還在貴陽文明書(shu) 院，席書(shu) 就沒有必要書(shu) 信聘請他了，這在其後的書(shu) 信中亦有明示。那麽(me) ，此次陽明受聘毛科，居住貴陽多長時間呢?陽明的《居夷詩》有《元夕二首》《元夕雪用蘇韻二首》《元夕木閣山火》等五首，其中有“獨向蠻村坐寂寥”“蠻居長歎食無鹽”“荒村燈夕偶逢晴”等句，表明正德三年的元夕陽明還是在龍場的。《來仙洞》《太子橋》《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中分別有“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和“閑來聊與(yu) 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等詩句，而來仙洞、太子橋都是貴陽的景觀和地點，“春寒”“早春”“暮春”則表明陽明此次旅居貴陽是在春天。陽明正德三年春到達龍場、正德四年除夕離開貴州境內(nei) ，所以上述的元夕和春天隻能是正德三年的元夕和正德四年的春天，這和席書(shu) 的《與(yu) 王陽明》、王陽明的《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shu) 院序》的記載互相印證，從(cong) 而表明陽明此次居貴陽時間並不長。

(19)席書(shu) 的《再與(yu) 王陽明書(shu) 》(一)雲(yun) ：“昨據二生雲(yun) ，執事將以即月二十三日強就貴城。竊謂時近聖誕，倘一入城，閉門不出，於(yu) 禮不可，步趨於(yu) 群眾(zhong) 之中，於(yu) 勢不能，且書(shu) 欲於(yu) 二十六七小試諸生，畢擇可與(yu) 進者十餘(yu) 人以侍起居，可煩再踰旬月，候書(shu) 遣人至彼，然後命駕何如?如草遽多言不及刪次，惟情察不宣。是月二十一日，書(shu) ，再拜。”《再與(yu) 王陽明書(shu) 》(二)則有：“春王正月稿，乃書(shu) 戊午歲在淮時所為(wei) ，昨聽教及此，歸閱遺稿宛有暗合陽明之意……尤有不敢深自許者，茲(zi) 幸有一得之中，願終教也。閏九月十八日稿呈。”([明]席書(shu) ：《與(yu) 王陽明》，《元山文選》卷5，明嘉靖二十年遂寧席氏刻本)由兩(liang) 封書(shu) 信之落款日期及其內(nei) 容可知，陽明原計劃九月二十三日抵達貴陽，但席書(shu) 希望他再等“旬月”，候書(shu) 啟程；而閏九月十八日，陽明已經到文明書(shu) 院，並開始講學，且和席書(shu) 有交流論學。另據《憲章類編》卷29記載，陽明於(yu) 正德四年閏九月升廬陵知縣。按此，陽明當在到貴陽之後才得到升任廬陵知縣的任命，否則他也不必再受聘主講文明書(shu) 院。由以上論據可以斷定，陽明是正德四年閏九月間抵築。

(20)[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26《五經臆說十三條》，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1023頁。

(21)[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22《五經臆說序》，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17頁。

(22)德洪語及《年譜》均不記及陽明此段旅居貴陽的時間，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此段時間本身較短；二是陽明此來目的主要是“投醫肆”，調養(yang) 身體(ti) ，講學為(wei) 輔；三是毛科並不像席書(shu) 那樣對文明書(shu) 院的弟子進行考試選撥，講學效果不甚顯著。因此，此時段講學的時長、目的、效果、意義(yi) 在陽明居黔活動與(yu) 思想發展中都不具有重要性，故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23)《王陽明全集》卷19《舟中除夕二首》，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53頁。

(24)《王陽明全集》卷39《鎮遠旅邸書(shu) 劄》，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5冊(ce) ，第1577頁。

(25)《王陽明全集》卷19《西園》，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36頁。

(26)[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前揭書(shu) ，第1234頁。

(27)(28)《王陽明全集》卷23《何陋軒記》，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33-934頁。

(29)[明]羅洪先：《龍場陽明祠記》，徐儒宗編校整理：《羅洪先集》卷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37頁。

(30)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9頁。

(31)[明]錢德洪：《王陽明全集》卷52《刻文錄敘說》，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6冊(ce) ，第2088頁。

(32)《王陽明全集》卷19《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51-752頁。

(33)《王陽明全集》卷19《諸生夜坐》，第737-738頁。

(34)錢明編校整理：《徐愛錢德洪董沄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頁。

(35)[明]馮(feng) 成能：《陽明書(shu) 院落成記》，[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餘(yu) 編卷6，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36)[清]翁同書(shu) ：《貴陽府誌·序》，[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37)有人認為(wei) 王陽明從(cong) 一開始的“龍場悟道”和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時期就具有與(yu) 朱子學爭(zheng) 道統的明確意識(參見張獻忠：《道統、文統與(yu) 政統——明中後期科舉(ju) 考試中主流意識形態的分化》，《學術研究》2013年第9期，第99頁)。筆者認為(wei) 這裏有將陽明後期的學派意識、道統意識過於(yu) 向前推延並強化的嫌疑，故值得商榷。

(38)這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第一，陽明入黔之前，貴州的儒學(理學)本身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在一些少數民族聚集區，儒學出現了被“巫化”現象；第二，明朝創立40餘(yu) 年後，貴州始建省，推行儒化政策是其重要的治邊策略；第三，陽明入黔悟道後，心學成為(wei) 地方官吏進行儒學教化的選擇，席書(shu) 聘請陽明主講文明書(shu) 院，陽明弟子陳文學、馬廷錫、孫應鼇、陳尚象等主講官辦書(shu) 院，推動心學講學運動，促進講明心學的書(shu) 院的廣泛成立等皆可為(wei) 證。以上情況的交織，構成了明代貴州基本的政治、學術生態。參見陸永勝：《心·學·政——黔中王學治理思想及其特質》，《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78-80頁。

(39)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yu) 實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zhuan) 刊87號，2003年，第41頁。

(40)[明]錢德洪：《王陽明全集》卷52《刻文錄敘說》，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6冊(ce) ，第2089頁。

(41)《王陽明全集》卷19《諸生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736頁。

(42)《王陽明全集》卷19《諸生夜坐》，前揭書(shu) ，第737-738頁。

(43)[明]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製刪正、胡鬆等校正：《年譜一》，前揭書(shu) ，第1236頁。

(44)[明]王學益：《改建陽明祠記》，[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餘(yu) 編卷10，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45)陳嘉言修，陳矩、孫鸞纂：《人物·列傳(chuan) ·烈女》，《修文縣誌》卷8，民國三十七年貴陽大中印刷所鉛印本。

(46)[明]謝東(dong) 山修、[明]張道纂：《名宦·人物·貞節》，《貴州通誌》卷9，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47)[明]吳其浚：《與(yu) 黃惺齋太守論水西事宜書(shu) 》，[明]謝東(dong) 山修、[明]張道纂：《貴州通誌》卷11，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48)[清]愛必達撰、杜文鐸等點校：《都勻府》，《黔南識略·黔南職方紀略》，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8頁。

(49)參見李迎喜：《黔中王門係統考》，王曉昕等主編：《王學之魂》，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56頁。

(50)[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shu) 店，1986年，第1112頁；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第244頁。

(51)盧永康主編：《王陽明謫黔遺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頁。

(52)張新民、李發耀等：《貴州：傳(chuan) 統學術思想世界重訪》，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4-212頁。

(53)《王陽明全集》卷39《鎮遠旅邸書(shu) 劄》，前揭書(shu) ，第1576頁。

(54)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第355-359頁。

(55)思南王學以李渭為(wei) 代表，目前可考弟子18人左右，著述多佚失；清平王學以孫應鼇為(wei) 代表，目前可考弟子6人左右，除孫氏外，著述多佚失；都勻王學以鄒元標為(wei) 代表，目前可考弟子有12人，除鄒氏外，著述多佚失。黔中王學文獻整理與(yu) 學派研究有待進一步努力。

(56)[清]李崇畯：《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堂題額後跋》，楊德俊編撰：《千古龍岡(gang) 漫有名——聖地史存》，黔新出(圖書(shu) )內(nei) 資準字(2002)191號，第119頁。

(57)張立文、祁潤興(xing) ：《中國學術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105頁。

(58)以上王學在貴州地理區域上的分布，主要依據《貴州通誌》《黔記》《黔南叢(cong) 書(shu) 》等有關(guan) 貴州省誌書(shu) 及各府、州、縣的地方誌，查得黔中王學黔籍弟子之籍貫而確定。

(59)明代貴州王學的傳(chuan) 播呈現出以軍(jun) 事重鎮為(wei) 中心，以軍(jun) 事衛所為(wei) 支點，沿驛道幹線延伸，與(yu) 少數民族村落犬牙交錯的特點。這種地緣分布和明朝大舉(ju) 遷徙內(nei) 地漢族軍(jun) 民，實行軍(jun) 屯和民屯有關(guan) 。漢族軍(jun) 民具有深厚的儒學情結，有利於(yu) 心學的傳(chuan) 播。如黔中王學五大重鎮除修文是陽明悟道之地，近依貴陽，軍(jun) 事地位不特別重要外，其餘(yu) 四大重鎮貴陽、思南、清平、都勻皆為(wei) 軍(jun) 事重鎮。而且，這種“犬牙交錯”的地理分布有利於(yu) 儒學向少數民族地區和村寨傳(chuan) 播，發揮教化作用。這也為(wei) 擴大心學在貴州的影響提供了地緣條件。

(60)《貴州通史》編委會(hui) ：《貴州通史》第2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第364頁。

(61)[明]席書(shu) ：《龍場為(wei) 諸生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shu) 》，[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卷56，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62)《王陽明全集》卷22《重刊〈文章軌範〉序》，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3冊(ce) ，第916頁。

(63)[明]郭子章：《守令表》，《黔記》卷29，萬(wan) 曆三十六年刻本。

(64)轉引自束景南：《陽明佚文輯考編年》，第286頁。

(65)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yu) 實踐》，第41-60、111-189頁。

(66)有人認為(wei) 貴州的士大夫社會(hui) 形成於(yu) 15世紀中葉(參見張新民：《西南邊地士大夫社會(hui) 的產(chan) 生與(yu) 精英思想的發展——兼論黔中陽明心學地域學形成的曆史文化背景》，《國際陽明學研究》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0頁)。筆者認為(wei) 考諸陽明入黔前的貴州書(shu) 院、舉(ju) 人、進士等數據及官學、科舉(ju) 的具體(ti) 情況，似可再商榷。

(67)[明]阮文中：《陽明書(shu) 院碑記》，[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餘(yu) 編卷6，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68)[清]衛既齊：《修畢節縣學碑記》，[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餘(yu) 編卷4，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69)[清]黃國瑾：《訓真書(shu) 屋詩文存·文存·跋王文成公畫像(不分卷)》，黔南叢(cong) 書(shu) 本。

(70)[清]翁同書(shu) ：《貴陽府誌·序》，[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71)[清]張輶：《陽明祠記》，[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餘(yu) 編卷6，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72)[清]邵廷采：《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記》，[清]周作楫輯、朱德璲刊：《貴陽府誌》餘(yu) 編卷8，清道光五十年刻本。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