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儒學的義(yi) 理建構與(yu) 思想論爭(zheng)

作者：孫邦金（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中期儒學的轉型與(yu) 流變”負責人、溫州大學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一日辛酉

  　　  耶穌2017年8月2日

清學研究至今已有百餘(yu) 年曆史,著述繁多,先後湧現出明清“文藝複興(xing) 說”“早期啟蒙說”“內(nei) 在理路說”等重要研究範式,堪為(wei) 顯學。不過,對於(yu) 乾嘉學術多數人要麽(me) 評價(jia) 消極,要麽(me) 一筆帶過甚至視而不見,乾嘉儒學有學術而無思想,是儒學發展史的一種倒退,幾成學界定見。事實上,清代中期儒學在“琢磨程朱,光複孔孟”(陳確語)的旗幟下,無論是“由字通辭,由辭通道”的經典詮釋方法論,還是“達情遂欲”的人道主義(yi) 訴求,抑或是“道賅理氣”的乾嘉新道論形上學,皆已超出了宋明理學和心學的原有軌範,形成了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ge) 新形態。正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指出的那樣,乾嘉時代既是精於(yu) 專(zhuan) 業(ye) 考據的知識分化時期,又是“儒教的民眾(zhong) 化時代”,乾嘉學術不僅(jin) 有考據之學亦有心性之學和經世之學。也許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不妨稱這一儒學新形態為(wei) “乾嘉新儒學”。

乾嘉儒學的四重理性

在乾嘉儒學研究領域裏,餘(yu) 英時的“智識主義(yi) 興(xing) 起說”與(yu) 劉述先的“道德形上思維衰降說”,正好從(cong) 正反兩(liang) 麵說明了清代中期儒學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型。而儒家道問學精神之張大,並不隻是“實事求是”之知識理性和“經之義(yi) 存乎訓”的考據學方法論的成長,其豐(feng) 富思想活力要遠超我們(men) 既有的定見和想象。乾嘉儒學的多重義(yi) 理建構大致可以用四層理性來概括:

第一層是“實事求是”的知識理性。乾嘉諸儒堅持無征不信、多聞闕疑的懷疑態度,運用實證方法大力拓展名物度數之學,知識擴張、分化與(yu) 獨立運動蔚為(wei) 大觀。諸如語言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版本目錄學、考古學等眾(zhong) 多專(zhuan) 門之學大都在20世紀成功轉型為(wei) 現代學科,依賴教育體(ti) 製傳(chuan) 授至今不墜。其中最難逆料的是,位列“四部”之首的經學卻在乾嘉學術聲勢浩大的知識分立運動中被“分裂而入於(yu) 數科”,最終解體(ti) 。經學的不幸遭遇與(yu) 其說是西方學科範式衝(chong) 擊的結果,不如說是在西方學術催化之下中國學術自身分化重組的結果。

第二層是“能知故善”的道德理性。在乾嘉道德哲學建構中,“生生不已”與(yu) “道賅理氣”的天道論、“血氣-心知”的自然人性論、“達情遂欲”的倫(lun) 理學、“以情絜情”的工夫論、“歸於(yu) 必然,適完其自然”的境界論等等,內(nei) 容豐(feng) 富,思想融貫。其中,戴震主張“德性資於(yu) 學問”,將“挈矩之情”與(yu) “德性之知”結合起來以實現“達情遂欲”的道德理想,試圖擺脫先驗主義(yi) 和絕對主義(yi) 的道德獨斷論。戴震等人對於(yu) 宋明以來“以理殺人”倫(lun) 理異化之批判,在近代批判“禮教吃人”的文化反省運動中得到了延續。

第三層是“義(yi) 理必參之以時勢”的曆史理性。以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為(wei) 代表的乾嘉曆史考證學派,群體(ti) 性地致力於(yu) “實事求是”,運用二重證據法,重新疏解曆史文本,還原曆史真實麵貌。在曆史哲學層麵上,主張“義(yi) 理必參之以時勢”,糾正唯道德主義(yi) 、唯心主義(yi) 的傳(chuan) 統史學偏頗,更加辯證地重新審視了曆史褒貶的道德標準。

第四層是“以禮代理”的製度理性。無論是淩廷堪的“以禮代理”說中的製度性思考,還是莊存與(yu) 、劉逢祿等人“異議可怪之論”中的夷夏之辨與(yu) 新中國觀,皆不僅(jin) 相信可以通過理性來認知自然,也設想通過理性設計出一整套社會(hui) 製度和規範,以形成穩定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這為(wei) 嘉道之際龔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社會(hui) 改革思維提供了製度性資源。

乾嘉儒學的四個(ge) 論爭(zheng)

乾嘉儒學由考據而經世的再次轉型,實際上自乾嘉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其內(nei) 部諸如漢宋之爭(zheng) 、經史之爭(zheng) 、儒釋之爭(zheng) 再加上晚近的中西之爭(zheng) ,迫使儒學必須以一種新的麵貌應對內(nei) 在緊張與(yu) 外部時局之挑戰。這四個(ge) 重大思想論爭(zheng) ,不僅(jin) 體(ti) 現了這一時期乾嘉儒學的思想活力,也同時埋下了自身裂變的種子。

像惠棟、戴震等乾嘉學者尊許、鄭,反程、朱,與(yu) 姚鼐、翁方綱等尊重程朱理學、反對漢學之間構成了鮮明的漢宋之爭(zheng) 。爭(zheng) 論雙方表麵上是方法論的分歧,實質上是由於(yu) 義(yi) 理層麵的深層衝(chong) 突。方東(dong) 樹在《漢學商兌(dui) 》中批評漢學家“訓詁明而後義(yi) 理明”是一種缺少詮釋學循環的單向詮釋,不為(wei) 無據,可是他似乎沒有充分領會(hui) 乾嘉儒學有明顯歧異於(yu) 宋明儒學的義(yi) 理建構。當然,不回應方氏的方法論詰難,乾嘉儒學似乎亦難以進一步深入和轉進。

儒學在清代不僅(jin) 是官方正學,也逐漸向下層民間普及,儒釋之爭(zheng) 在所難免。在乾嘉心性論領域,與(yu) 正統性善論的權威性受到質疑相應的是,儒釋會(hui) 通與(yu) 諸子學地位日益上升的“多元化”趨勢十分明顯。越來越多的人公開討論和運用荀子、墨子、告子等人的人性論,或者站在儒釋會(hui) 通的立場上重新闡釋儒學的心性之學。儒學對於(yu) 佛學和諸子學的大膽開放,“實質上是相對於(yu) 正統儒學的異端學派的崛起,是一種思想解放潮流”(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yu) 文化思潮》,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頁)。這種思想解放的氣息當時在彭紹升、惲敬、龔自珍、魏源等人身上體(ti) 現得尤為(wei) 明顯,晚清以來更是成了家常便飯,蔚為(wei) 潮流。

經史之爭(zheng) ,在乾嘉時期也邁入了新階段。清代經學的內(nei) 部壓力主要表現為(wei) 乾嘉經學中附庸蔚為(wei) 大國的知識分立運動,其外部壓力則主要來自於(yu) 史學、子學和文學,尤其是史學對於(yu) 經學義(yi) 理及其研究方法上的解構性批評。中國傳(chuan) 統經學與(yu) 史學之間“悲歡離合的漫長旅程的尾聲”,要以十八世紀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為(wei) 典型代表。繼章氏之後,龔自珍亦有六經皆史甚至諸子皆史之論。他們(men) 的目的不僅(jin) 在於(yu) 糾正尊經貶史的乾嘉學風,更意圖通過為(wei) 五經正名的方式“求六經之本原”,進而重塑經學體(ti) 係和崇高地位並恢複經學的經世價(jia) 值。

中西之爭(zheng) ,本不在乾嘉儒學重點觀照的視域之內(nei) ,但它隨著儒學外部環境的惡化而顯得愈來愈重要,直接影響到儒學的近代命運。時至晚清,康有為(wei) 等人在造就維新與(yu) 革命等新思想時,仍舊大多采用了乾嘉儒學的考據學範式。即便是在新文化運動以後西風東(dong) 漸愈來愈烈之際,乾嘉時期所奠立的儒學基調也沒有改變,其全麵整理國故的故事反而成為(wei) 榜樣,受到肯定。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章太炎的國粹主義(yi) ,胡適的“科學方法論”和傅斯年的史料主義(yi) 等皆與(yu) 乾嘉學統存在著明顯承繼關(guan) 係。尤其是在甲骨文、敦煌文書(shu) 、殷墟考古等20世紀重大考古發現中,乾嘉儒學的考據學功夫更是跨越了時代大放異彩。

乾嘉儒學的當下價(jia) 值與(yu) 不足之處

通過前述多種理性精神的綜合運用,乾嘉儒學力圖重塑出一套新型的理欲關(guan) 係,以及能夠融貫地解釋自然-曆史-道德的知識體(ti) 係。這種一貫性知識體(ti) 係之努力,是18世紀中國文化前所未有的維新嚐試,體(ti) 現了清代中期儒學傳(chuan) 統的自我轉化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它的理性訴求和思想論爭(zheng) 不僅(jin) 顯著改變了傳(chuan) 統儒學的哲學麵貌、知識視野和社會(hui) 理念,也為(wei) 19世紀以來的思想變革準備了豐(feng) 厚的土壤,應予其公正的評價(jia) 。

眾(zhong) 所周知,很多現實問題大都有著似曾相識的過去,大都能夠從(cong) 舊問題中找到線索。近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hui) 領域裏的古今、新舊之爭(zheng) ,在前近代的中國大都長期存在著,並有過許多探索嚐試的成敗經驗。乾嘉儒學作為(wei) 中國邁入近代門檻的曆史嫁接點,如果能夠對其正本清源,對於(yu) 當下儒學的返本開新和創造性轉化無疑會(hui) 提供助益。當然,乾嘉儒學從(cong) 結果上看,它所存在的問題也許比其貢獻還要多。它所麵臨(lin) 的諸多困境和不足,雖然有些是當時特定曆史環境下的產(chan) 物,但諸如學-思失衡、知-行分離等重大缺陷,不僅(jin) 是乾嘉儒學的問題,也是當下儒學或者國學複興(xing) 過程中所麵臨(lin) 的問題,更是我們(men) 需要切實加以解決(jue) 和避免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