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學的問題意識與(yu) 思想貢獻

作者：劉樂(le) 恒（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初六日丁亥

           耶穌2017年6月29日

現代新儒學（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是現代中國哲學思想界一個(ge) 重要的學術流派。現代新儒學最初由熊十力等人所奠基，其後經過三、四代學人的努力，最終凝聚出其明確的思想立場、問題意識、時代使命與(yu) 學派自覺。

對於(yu) 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及其傳(chuan) 承譜係這一問題，學界有不同的界定。其中一個(ge) 比較流行的界定是劉述先先生所提出的“三代四群”架構。

他指出，第一代新儒家可分出前後二群，第一群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第二群則有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錢穆、方東(dong) 美；第二代新儒家有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三人；第三代新儒家則有餘(yu) 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四人。

他認為(wei) 這個(ge) 三代四群的架構，構成了廣義(yi) 的現代新儒學的傳(chuan) 承譜係。劉氏這一界定的優(you) 點在於(yu) 它具有包容性、開放性，但正因為(wei) 其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所以它尚未將學派特色與(yu) 思想主線充分顯出。

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了現代新儒學的三係說。

第一係是心性—思辨係，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熊十力和牟宗三，這一係側(ce) 重在通過哲學思辨的方式以顯出儒家心性之學的位置與(yu) 價(jia) 值；

第二係是心性—人文係，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馬一浮和唐君毅，這一係也以心性之學為(wei) 其基本立場，但它更強調心性之學的人文、教育的維度；

第三係則是政治—思想係，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徐複觀，如果前二係最重視的是“內(nei) 聖”之學的話，那麽(me) 這一係則特別強調儒家的“外王”之維，它重在通過研究中國社會(hui) 政治結構、中國思想發展史，而揭示出儒學的現代性轉進之途。相信通過上述三係的劃分，我們(men) 對現代新儒學有更為(wei) 清晰的定位與(yu) 理解。

通觀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現代新儒家的思想，我們(men) 可以看到這一新儒學思潮蘊含著一個(ge) 共同的思想方向，此即道德主體(ti) 的確立與(yu) 發展的問題。

人類文明的現代性進程的背後，有著主體(ti) 性的哲學作為(wei) 其理念的支撐。現代新儒家能夠把握住現代性的這一核心，強調儒學的根本精神在於(yu) 肯定和發揮道德的主體(ti) 性，據此顯示出儒學不但與(yu) 人類的現代性進程不相違背，而且還對其有所助益與(yu) 推動。

可以說，對於(yu) 道德主體(ti) 性的闡發是現代新儒學的核心與(yu) 精神所在，也是現代新儒家區別於(yu) 其他思想流派的最重要特征。研究和闡發道德主體(ti) 性的學問，稱作道德形上學；按照傳(chuan) 統的稱法，即稱作心性之學。從(cong) 孔孟的仁學，到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家，都闡發心性之學，但現代新儒家則側(ce) 重在通過“道德主體(ti) 性”而闡發心性之學。

根據筆者的總結，現代新儒家圍繞道德主體(ti) 性的論題，已經形成眾(zhong) 多思想係統，其中比較顯著的哲學係統與(yu) 思想觀點有馬一浮的“六藝論”、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學”、唐君毅的“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心通九境”等等。

馬一浮的“六藝論”可以說是一個(ge) 以“見性”為(wei) 中心、以本體(ti) —工夫論為(wei) 特色的儒家詮釋學係統；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可以說是一個(ge) 以“見體(ti) ”為(wei) 中心、以本體(ti) —宇宙論為(wei) 特色的體(ti) 用論哲學；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學”側(ce) 重在闡發道德主體(ti) 不但是主觀的，而且是客觀的，同時也是絕對的、形上的，從(cong) 而揭示出道德具有形上的根源；唐君毅早年著力探索“道德自我”的確立的問題，通過對於(yu) 道德生活的本質的探尋而發現道德自我，並由此證明心的本體(ti) 的存在；中年唐君毅則著重發掘一切文化活動的背後皆有“道德理性”的根源；晚年唐君毅更著重從(cong) 心與(yu) 境感通的機製出發，揭示出心靈不斷提升的曆程，從(cong) 而展示出“心通九境”的大係統，從(cong) 而證立其“感通的形上學”。

上述證立道德主體(ti) 性的哲學係統，都是從(cong) 不同的側(ce) 麵和層麵展示出儒家的心性之學蘊涵著道德主體(ti) 與(yu) 道德自我。第一代新儒家的展示進路帶有宇宙論與(yu) 工夫論的特點，而第二代新儒家則直接從(cong) 心性論入手證立道德主體(ti) 與(yu) 道德自我。但無論其進路如何，這些不同的係統實際上構成了相互補充的關(guan) 係。通過上述內(nei) 容，現代新儒家將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與(yu) 哲學詮釋成為(wei) 以主體(ti) 性向度（特別是道德主體(ti) 性）而非綜合性向度為(wei) 核心的文化與(yu) 哲學。

以道德主體(ti) 性為(wei) 基本立場，現代新儒家還兼顧到認知的主體(ti) 性和政治的主體(ti) 性問題。

現代新儒家大都充分理解到，道德的主體(ti) 性雖然是主體(ti) 或自我的一個(ge) 重要乃至根本的麵相，但並非可以涵蓋主體(ti) 或自我的所有內(nei) 容。

現代新儒家一方麵受到了近現代中國思潮的衝(chong) 擊，另一方麵自覺地反思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思想、政治、文化，最終理解到道德主體(ti) 性的真實挺立與(yu) 充分發展，離不開認知的主體(ti) 性與(yu) 政治的主體(ti) 性的支持與(yu) 滋潤。認知主體(ti) 成立科學和科學的精神，政治主體(ti) 則成立民主的體(ti) 製。

現代新儒家特別是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認為(wei) ，道德主體(ti) 性、政治主體(ti) 性、認知主體(ti) 性這三種主體(ti) 性是相輔相成、互動互潤、唇亡齒寒的關(guan) 係。他們(men) 理解到，如果知性主體(ti) 與(yu) 政治主體(ti) 不能充分發展，那麽(me) 儒家所呼喚的道德主體(ti) 也不會(hui) 得到充分順利的延展與(yu) 落實。所以，民主與(yu) 科學兩(liang) 者是道德主體(ti) 、道德自我順利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而傳(chuan) 統儒家對於(yu) 這三種主體(ti) 性的內(nei) 在關(guan) 係的問題，尚缺乏足夠的正視與(yu) 理解。

在這個(ge) 背景下，現代新儒家立足道德的主體(ti) 性，而試圖探尋道德主體(ti) 性與(yu) 認知主體(ti) 性、政治主體(ti) 性的內(nei) 在關(guan) 聯。為(wei) 此，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人分別作出相應的思考與(yu) 推進。

在思考道德主體(ti) 性與(yu) 政治主體(ti) 性的關(guan) 係問題上，唐君毅與(yu) 牟宗三等人提出“內(nei) 聖開外王”主張。這裏的“內(nei) 聖”，指的主要是儒家的心性之學，也即傳(chuan) 統儒家所揭示的道德主體(ti) 性、道德形上學；這裏的“外王”，指的主要是以民主製度為(wei) 核心的政治機製與(yu) 平台。

按照筆者的理解，現代新儒家在哲學上提供出兩(liang) 種版本的“內(nei) 聖開外王”的模式。第一種是牟宗三的“曲通”方案，第二種則是唐君毅的“直通”方案。

牟宗三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隻有“治道”而缺乏“政道”。治道屬於(yu) “治權民主”，而政道則屬於(yu) “政權民主”。治道作為(wei) 治權民主，是理性的內(nei) 容表現或運用表現；政道作為(wei) 政權民主，則是理性的外延表現或架構表現。

牟氏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心性之學發達，這使得理性的內(nei) 容表現與(yu) 運用表現成熟，但卻缺乏理性的外延表現與(yu) 架構表現；後者在知識上體(ti) 現為(wei) 科學，在政治上則體(ti) 現為(wei) 民主政治。他認為(wei) ，理性的內(nei) 外這兩(liang) 種體(ti) 現是互動互潤的關(guan) 係，如果缺乏這種互動關(guan) 係，這兩(liang) 方麵各自都會(hui) 陷入偏枯。

但理性的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層麵並不是直接的對應關(guan) 係，由理性的內(nei) 容與(yu) 運用表現不能直接引申出理性的外延與(yu) 架構表現，換言之，內(nei) 聖不能直接引申出外王，其所直接引申出來的隻是外王的退縮與(yu) 弱化。因此，內(nei) 聖與(yu) 外王的關(guan) 係並非直通關(guan) 係，而隻能是曲通的關(guan) 係。

牟氏認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的心性之學作為(wei) 道德理性、實踐理性，其自身如果要延展自身，就會(hui) 內(nei) 在地要求自身轉而為(wei) 與(yu) 自身性質相反的知解理性作為(wei) 其自身的進一步延伸。隻有經過這樣的曲折、曲通的作用，理性的外延與(yu) 架構表現才會(hui) 穩定得住而不受動搖，政與(yu) 教、內(nei) 與(yu) 外才能得到分離，民主政治才能得到落實。

而相對之下，唐君毅並不完全同意牟宗三的曲通版本，他認為(wei) 從(cong) 知識論的進路，將理性的內(nei) 外兩(liang) 種作用作出質的區分，並由此提出從(cong) 內(nei) 在的一麵曲折轉進至外在的一麵，這樣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由此，唐君毅在《文化意識與(yu) 道德理性》一書(shu) 中提出一個(ge) 內(nei) 聖開外王的直通版本。他從(cong) 權力意誌、國家起源、政體(ti) 之辨三方麵內(nei) 容，闡發出民主政體(ti) 與(yu) 民主國家是道德理性的直接體(ti) 現，是理性自我所發出的一念道德意識的體(ti) 現，因此外王是內(nei) 聖的直接要求和直接表現，兩(liang) 者之間並沒有像牟宗三所說的區隔。

綜上，在道德主體(ti) 與(yu) 政治主體(ti) 的關(guan) 係的問題上，牟宗三與(yu) 唐君毅都有“內(nei) 聖開外王”的觀點與(yu) 取向，隻不過兩(liang) 者分別提出了曲通與(yu) 直通兩(liang) 種方案而已。

在思考道德主體(ti) 性與(yu) 知性主體(ti) 性的關(guan) 係問題上，現代新儒家也有原創性的思考。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等人通過“新唯識論”等係統，試圖疏導與(yu) 處理心性、本心與(yu) 科學的關(guan) 係問題。他認為(wei) 哲學要以明見本體(ti) 、本心為(wei) 根基，因此哲學與(yu) 科學異趣。

他指出，從(cong) 根本上說，哲學與(yu) 科學的區別實際上是性智與(yu) 量智的區別。我們(men) 通過性智的作用，可以明見本體(ti) ；通過量智的作用，則可獲得知識。而性智與(yu) 量智的關(guan) 係頗似體(ti) 與(yu) 用關(guan) 係，量智從(cong) 根本上說是性智之發用，但量智則可能因習(xi) 心、知見的作用而墮入虛妄。熊十力的上述觀點略顯粗疏，但其中的洞見則啟發了第二代新儒家。

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與(yu) 牟宗三等在相關(guan) 論題上都作出了推進。牟宗三借鑒和調整了康德區分出現象與(yu) 物自身的做法，而建立其“兩(liang) 層存有論”。道德意識、自由無限心、智的直覺、價(jia) 值化的物自身，皆與(yu) 本心、性體(ti) 處在同一層麵上，這成立了本體(ti) 界的存有論（無執的存有論）；而觀解知識、科學知識則屬於(yu) 現象界的存有論（執的存有論）。

前者是後者的根本與(yu) 根源，但後者則並非是前者的直接延伸，自由無限心需要自身形成一種辯證的、曲折的識心之“執”的作用，才能成立觀解知識。而這種識心之執，並不是佛家所說的負麵意義(yi) 上的執著，而是道德主體(ti) 轉為(wei) 知性主體(ti) 的必然要求。

可見，在道德主體(ti) 與(yu) 知性主體(ti) 的關(guan) 係問題上，牟宗三同樣是提出一套“曲通”的方案。相對之下，唐君毅則提出一套“直通”的方案。他在《生命存在與(yu) 心靈境界》一書(shu) 中，通過心與(yu) 境的陰陽感通的機製，試圖展示出認知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心境感通之知，認知即感知。而心與(yu) 境的感通機製本是心性的體(ti) 現，因此認知、感知其實就是心性、心體(ti) 的直接體(ti) 現與(yu) 發用。

由此，唐君毅的相關(guan) 觀點與(yu) 牟宗三構成一直一曲之別。就筆者的理解，唐、牟二氏的觀點構成現代新儒家在道德主體(ti) 與(yu) 知性主體(ti) 關(guan) 係問題上最深入係統的思考。

現代新儒家立足道德的主體(ti) 性，並以道德主體(ti) 為(wei) 基礎與(yu) 根本，開出政治主體(ti) 與(yu) 知性主體(ti) ，這體(ti) 現出新儒家對於(yu) 儒學的現代性轉進的深度關(guan) 切與(yu) 推進。

不過，在這三種主體(ti) 或主體(ti) 性中，新儒家堅持以道德主體(ti) 為(wei) 主幹，知性主體(ti) 與(yu) 政治主體(ti) 為(wei) 羽翼，這樣的一種格局與(yu) 脈絡需要我們(men) 作出省思，相信經過係統的反省與(yu) 重探，現代新儒學將有繼續推進的空間。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