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未來麵臨很多挑戰，包括金融機構更加有效的發展以及管理日益擴大的城市化。但其未來的成功取決於是否能放棄破壞性的“一胎政策”。這個強製性的計劃是個災難性的錯誤，其後果已經開始顯現。

考察一下當今中國的政策範圍，存在很多值得廣泛評論的重要挑戰：比如，是否有必要建立和維持金融中介機構更加有效的製度安排，或者是否要求從出口導向的增長轉變到專注國內消費者的發展，或者如何管理中國未來遍及下一代的城市化過程這樣重大而迫切的問題（2005到2030年，計劃有3.5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個承諾是人類一代之中最大規模的搬遷，沒有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曆史）。

然而，有一個議題尤其會對中國未來產生重要影響，就是中國的人口政策。中國的未來取決於這項政策，但不是官方所表示的那種提法。這個計劃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的增長和穩定，甚至可能威脅到中國的特有文化，這樣說一點都不誇張。今天，要提高國家長期前景和地位，如果中國政府可以做出一個決定，那一定是承認，強製性的人口控製是一項悲劇性和曆史性的錯誤。而且，將馬上義無反顧地拋棄這項政策。

就其本身而言，中國的人口計劃顯然是成功的。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中國當時的分娩模式暗示，每個婦女一生中將近生育五次。1979年一胎政策開始，中國總生育率接近一個婦女三胎。今天，雖然中國精確的生育水平還不確定，但毫無疑問要遠遠低於人口淨更替率。聯合國人口司(UNPD)估計，當前中國的生育水平大概是每個婦女1.7胎，比長期人口更替所需的水平低20%多。中國有些人口統計學家相信，全國的真實水平可能實際上比聯合國估計的還要低；在一些主要的人口中心，如北京、上海、天津，看起來每位婦女的平均生育次數低得驚人：一生中一個孩子都沒有達到。

然而，看上去的成功帶來了巨大的無意成本和後果，因為中國的新生育模式直接破壞了國家未來的發展潛力。

舉個例子，想想世界著名籃球明星姚明。他常常占據中國報紙的頭版，在美國也眾所周知，受到百萬球迷的推崇。姚明的父母都是中國的籃球明星。姚明1980年出生於上海。他是獨生子女。

沒有一胎政策，在姚家會產生多少明星？誰知道呢！沒有一胎政策，可能會有一整隊姚明！但是，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已經沒有這種特殊的可能性，而且，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由於非自願節育，中國還喪失了多少潛力。

當然，有些成年人根本就不想要孩子，還有一些隻想要一個孩子。對於他們，一胎政策沒有帶來什麽痛苦，但對於那些想要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人來說，限製家庭規模的強製性措施等於大量降低自我評估福利，這是不言自明的。不錯，在一胎政策時代，中國增長率很高，但對於那些被迫放棄更多孩子的父母來說，這樣的增長率並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從發展的角度看，不能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的經濟增長是低質量的增長。

中國的人口政策使持續增長更加困難。由於十五年的次更替生育，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在達到頂峰後開始下降，或多或少則不確定。不出10年，不遲於2015年，中國15-64歲人口將開始持久下降。過了一代，中國潛在的勞動力將不會比今天多，也許會更少。這預示著中國過去25年增長環境的劇變，在此期間(1980-2005)，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幅度超過55%。“組合效應”隻會使情況更糟。直到現在，年輕人已經使中國勞動力的整體教育水平和技術素養不斷提高，但2005-2030年間，中國15-24[1]歲人口在絕對數量上應該下降，可以預見的計劃降低幅度將超過20%。事實上，從現在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增加的部分隻有年齡超過50歲這個群體。他們能為中國未來幾十年帶來我們所期望的活力嗎？

按照當前的軌跡，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開始長期下降。然而，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將經曆一次人口爆炸：老年人口將大量增加。2005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將可能翻一番以上，從1億到2.35億，或者更多。由於年輕人口變少，在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年齡輪廓呈“灰白”態。而且，其速度在人類曆史中幾乎前所未有。中國今天仍是一個相當年輕的社會，但到2030年，若用中位人口年齡來度量，中國將比美國呈更加“灰白”的狀態。

到2030年，中國的中位數年齡可能會超過41歲。也就是說，到那時，國家人口有一半或一半以上超過41歲。日本現在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社會，其中位數年齡也隻是在幾年前（大概在2000年）才達到41歲。但日本在2000年，即使是最樂觀的看法，也比中國在2030年時還要富裕的多。而且，不像中國，日本有國家養老金體係。麵對馬上來臨的老齡化社會，中國的老人們怎麽辦？

直到現在，中國事實上的國家養老金體係一直是靠家庭，但如今這種社會安全網正迅速消解。直到最近，多虧規模較大的中國家庭，幾乎每個中國婦女至少生一個兒子。並且，根據儒家傳統，兒子是父母可以依靠的首要對象。在不久的將來，情況將大為不同。在未來二十年，由於一胎政策的“成功”，約有三分之一的中國婦女到六十歲時就沒有可以依靠的兒子了。

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看到人道主義悲劇在緩慢上演，但在人口控製下，中國家族的消失還有更深遠的意義。稍微有點誇大地，在下一代，我們可能看到2500年之久的中國家族傳統在消亡。

回顧一下，在北京、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極端的低更替生育率已經影響了一代人。如果這種情形在下一代繼續延續下去，我們將看到一個新模式的出現：一個由四個祖輩，隻有兩個孩子和一個孫子或孫女組成的“4-2-1家庭”。在這種全新的家庭中，小孩子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叔叔姑姑，也沒有堂表兄妹。他們唯一的血親是他們的祖先。

這個社會劇變的影響有很多方麵。這裏，我隻想論述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是一個“低信任社會”，這不是一個秘密。個人和商業交易還倚重關係，主要是由家族關係界定的個人關係網絡。那麽，在“家族”和原子家庭以及孤立的個人越來越沒有區別時，什麽將作為未來中國鞏固商業和經濟發展的“社會資本”？

人口控製計劃需要評論的另一方麵是中國男女嬰的失衡。這種失衡很可怕，很不正常，而且越來越極端。一般地，人類出生的男女嬰比例是103-105：100，這是自然和生物規律。然而，一胎政策出現不久，中國開始報告在生物學上不可能的男女嬰失衡。而且，失衡還在持續上升。今天，中國報告的男女嬰比例是123：100。

在下一代，這些小男孩小女孩會長大成為準新娘和準新郎。即使你不是人口統計學家，從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中國下一代（或更短的時間）將麵臨“結婚市場”的巨大失衡。一下子出現數千萬基本不能結婚的年輕男性，中國該如何應付？

這裏敘述的所有問題，都和中國的人口控製計劃直接相關。即便如此，有人還是會想：難道結束一胎模式不會使我們回到四五個孩子（隨之而來的是一係列全新的問題）那樣的日子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國有些最好的人口統計學家也對此表示懷疑。他們已經在出版物中暗示很多，雖然隻是謹慎地表示這樣的看法。

記住，如果沒有高壓政治，決定最佳家庭規模的是孩子和父母真正希望的規模，也就是他們希望的生育率。他們的希望不僅受收入和教育影響，還受觀點、態度和期望這些微妙和複雜的係列元素影響。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比，所有這些似乎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廢除限製性生育控製政策，必將緩解中國開始的老年危機，迫切的家庭結構問題，以及令人不安的性別失衡，但又不可能使我們重新回到前工業化的生育模式。

歸根結底，在現代世界，國家的財富不在於礦山、森林或自然資源的沉澱。現代國家真正的財富在於其國民，在於人力資源。而且，人類是理性的計算主體，會尋求改善他們自身的環境，而不是生育時不考慮將來的禽獸。

中國人民不是禍根，而是恩惠。相信他們能按照自身利益行事，尤其相信他們在自己家庭規模問題上的選擇和偏好，可能決定著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未來幾十年和幾代人的時間裏，中國能否成功消除貧困並實現大多數人富裕。

　　（Nicholas Eberstadt是美國企業研究所政治經濟學亨利.溫特學者。本文摘自Eberstadt先生2007年9月7日在中國大連首屆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選擇周刊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