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獻的傳(chuan) 世

作者：傅剛（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廿五日丁醜(chou)

           耶穌2017年6月19日

先秦是一個(ge) 寬泛的概念，先秦文獻因時期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特征。夏商年代邈遠，僅(jin) 據《尚書(shu) 》以及尚有爭(zheng) 論的《詩經》中的《商頌》，或可略見一二。至於(yu) 西周以至戰國末，又可分西周、春秋及戰國三個(ge) 時期，各時期不同，其文獻特征亦不同。對於(yu) 先秦文獻的傳(chuan) 世與(yu) 傳(chuan) 播，本文僅(jin) 作略談。

先秦文獻傳(chuan) 於(yu) 後世者，可據《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略見大概。至於(yu) 先秦原本，則久已失傳(chuan) 。先秦文獻的載體(ti) 主要是簡書(shu) ，還有一些是吉金文字，載於(yu) 青銅彝器上。簡書(shu) 不易存藏，漢時中秘所存之文獻自然不可能保存到現在。近年來，隨著考古的進步，地下出土了數量甚巨的簡、帛文書(shu) ，可以說填補了這個(ge) 空白，使得後人對先秦文獻原貌以及載體(ti) 形態都有了深入認識。先秦文獻種類主要是後人定為(wei) 經類的六經文獻（《樂(le) 經》在秦時佚失，故隻有五經）、諸子文獻，其他如醫經、雜占、方術、神仙、圖譜等，亦見於(yu) 《漢誌》。先秦文獻與(yu) 漢以後文獻有較大的區別，因而也就具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它的載體(ti) 特征，先秦文獻主要是簡書(shu) ，戰國時出現了帛書(shu) ，考古發現的長沙子彈庫所出戰國時期帛書(shu) ，是為(wei) 實物，但帛書(shu) 的寫(xie) 作，在當時應當還不多見，如戰國時惠子，號稱其書(shu) 五車，皆為(wei) 簡書(shu) 。惠子身為(wei) 魏相，所用還是簡書(shu) ，可見帛書(shu) 未流行。先秦諸子學派蜂起，儒墨名法，皆有門徒，但大要以口說傳(chuan) 授，實因簡書(shu) 繁重，不便攜帶，製作亦不易，若帛書(shu) 流行，則不必以口說了。《論語》載子張記孔子的話，臨(lin) 時倉(cang) 卒而“書(shu) 諸紳”，亦見其時未用繒帛，而隨身又未有簡之緣故。簡有規製，無論其製作還是書(shu) 寫(xie) ，都不甚容易，因此先秦文獻能書(shu) 於(yu) 簡者，都需要有一定的財力和地位。簡書(shu) 體(ti) 製，亦有區別，鄭玄《論語序》注引《鉤命決(jue) 》說：“《春秋》二尺四寸書(shu) 之，《孝經》一尺二寸書(shu) 之。”孔疏謂因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先秦文獻書(shu) 寫(xie) 材料有簡、有策、有方牘，簡之所容一行字耳，30至40字不等。牘乃方版，版廣於(yu) 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wei) 書(shu) 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shu) 之於(yu) 簡，數行可盡者，書(shu) 之於(yu) 方，方所不容者，乃書(shu) 於(yu) 策。據其尺寸及所書(shu) 字數，六經中如《書(shu) 》《禮》《春秋》等，皆繁重不便攜帶，也自然不便流傳(chuan) 。

其次，先秦文獻文字當為(wei) 古文，漢時孔壁所出諸書(shu) ，皆用古文，學者考證，此古文並非先秦史籀文字，當為(wei) 六國時流行之文字。六國之前，當是史籀文字，孔子所讀應當是這樣的籀文。史籀文字書(shu) 寫(xie) 和閱讀都有難度，所以西周時小學生先要學識文字。《漢書(shu) ·藝文誌》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yang) 國子，教之六書(shu) ，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六書(shu) ，據班固說，即史籀文字，與(yu) 孔壁中古文不同。因此，先秦學者若不經學校教育，自然難以閱讀和理解文獻。

再次，先秦文獻保管有一定製度。先秦，尤其是西周時期，官府掌其文獻，《周禮·春官》記有太史、小史、內(nei) 史、外史、禦史之職，各掌專(zhuan) 門文獻，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係世、辨昭穆。鄭玄注引鄭眾(zhong) 說：“誌謂記也。《春秋傳(chuan) 》所謂《周誌》，《國語》所謂《鄭書(shu) 》之屬是也。史官主書(shu) ，故韓宣子聘於(yu) 魯，觀書(shu) 大史氏，《係世》謂《帝係》《世本》之屬是也。”內(nei) 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其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玄注引鄭眾(zhong) 說：“以《春秋傳(chuan) 》曰：王命內(nei) 史興(xing) 父策命晉侯為(wei) 侯伯，策謂以簡策書(shu) 王命。”是內(nei) 史掌策書(shu) 王命。外史掌書(shu) 外令、掌四方之誌、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掌達書(shu) 名於(yu) 四方。外令，鄭玄注謂王令下畿外。四方之誌，鄭玄注說：“誌，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三皇五帝之書(shu) ，注謂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達書(shu) 名於(yu) 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是見西周時文獻皆由王官管理，由此亦可知先秦文獻非普通人能夠見到。春秋以降，所謂禮崩樂(le) 壞，官學下移，諸子由是得興(xing) ，產(chan) 生了許多隨著社會(hui) 變化而來的新文體(ti) ，如《老子》《墨子》以及其後的《管》《莊》《孟》《荀》等，這些都是私家著述。至於(yu) 公家，因周天子位勢衰落，諸侯坐大，僭越禮製，會(hui) 盟征伐，皆不由天子。對於(yu) 文獻載籍的保管，春秋時自不如西周製度嚴(yan) 謹，諸侯至於(yu) 故意去其不利自己的典籍。《孟子·萬(wan) 章下》載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如何，孟子說自己也不清楚，原因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春秋典籍已遭到破壞，所以孔子自衛返魯正樂(le) ，《雅》《頌》各得其所，是見孔子前《雅》《頌》已亂(luan) 。雖然如此，如史書(shu) 及《詩》《書(shu) 》等文獻，仍然有專(zhuan) 職保管，如晉韓起至魯國觀《易》《象》與(yu) 《魯春秋》，歎為(wei) 周禮之所在。又孔子如周觀史，都見這些文獻尚有製度。

中國是一個(ge) 重曆史記述的國家，有記述就有文獻，我們(men) 從(cong) 殷墟卜辭裏可以見到當時的巫史是如何記述占卜活動的，同時，在一些甲骨的邊緣部位還補充記述了屬於(yu) 敘事的內(nei) 容，可見上古時人對於(yu) 事件本身的看重。商代文獻載錄於(yu) 《尚書(shu) 》為(wei) 後人所信者有《盤庚》，而《周書(shu) ·多士》則明確說：“惟殷先人，有冊(ce) 有典。”這是周公代成王訓殷士人的話，可見是事實。我們(men) 從(cong) 盤庚的訓話中，看到他熟練地引用前代賢人的語錄，可見出當時是有文獻存世的，故可以被學習(xi) 和引用。但以周時製度看，當時接觸到文獻的，主要是史官，而士子則通過學校教育來熟習(xi) 並掌握文獻。西周的教育還是比較普及的，地方有鄉(xiang) 學，王庭有國學，按照一定規定招收學生，如八歲入小學，習(xi) 書(shu) 、數等，所謂小藝，十五歲入太學，習(xi) 禮、樂(le) 、射、禦等，所謂大藝。因此，西周的文獻隻能由主管典籍的官員以及學校的學生可以接觸到。官學到了春秋時，逐漸衰落而終於(yu) 廢行，但據《左傳(chuan) 》襄公三十一年記子產(chan) 不毀鄉(xiang) 校的事，則知這時鄉(xiang) 校還存在。不過，私學也已經產(chan) 生了。《呂氏春秋》記鄭國子產(chan) 治鄭，“鄧析務難之。與(yu) 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鄧析教民學訴訟，似乎屬私學性質。私學最有規模者，自然非孔子莫屬。孔子號稱弟子三千，以《詩》《書(shu) 》《禮》《樂(le) 》《易》等文獻教弟子，今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孔子詩論》，是孔子教《詩》的實證。私學興(xing) 起，是春秋戰國時期文獻傳(chuan) 播的主要途徑。春秋時期社會(hui) 變化易型，而往日之官學一變為(wei) 私學，原先一統之學術亦為(wei) 天下裂，道、儒、名、墨、法等各家興(xing) 起，眾(zhong) 多的學術流派形成，正是文化普及的結果，而文獻的熟悉和利用，則是其基礎。論述先秦學派的文獻，如《孟子》相關(guan) 篇章、《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以及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等，於(yu) 其間可見各家學派在先秦時的發展。此外，齊宣王時的稷下論學，集天下各家學派討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yu) 髠、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wei)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這些都是拜私學興(xing) 起、文獻廣傳(chuan) 之賜。戰國學術除諸子外，策士亦是一大顯學，策士奔走於(yu) 諸國之間，以自己的學識和對諸國政治、外交的了解，遊說諸侯，欲使諸侯能夠接納自己的意見，這不僅(jin) 需要機敏的應對辯說的能力，更需要策士廣博的知識，能夠隨機引用古典文獻作為(wei) 證據，因此，戰國策士其實更需要熟悉文獻。蘇秦是戰國策士中較為(wei) 典型的人物，《戰國策·秦策》記蘇秦入秦，說秦王，書(shu) 十上而說不行，回家後乃“夜發書(shu) ，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wei) 揣摩”，文獻熟悉與(yu) 否關(guan) 乎個(ge) 人的榮辱存亡，自然馬虎不得。隨著私學的發展，諸侯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的變化，士人群體(ti) 的興(xing) 起，春秋以及戰國時期的文獻，較西周官學時有了很大改變，文獻數量和種類都遠遠超過西周。以盟書(shu) 為(wei) 例，春秋時盟不由天子，諸侯屢盟，《春秋》記盟450次，則見各國盟書(shu) 數量不鮮。又如公私間來往書(shu) 信隨諸侯外交頻繁而產(chan) 生，如《左傳(chuan) 》成公七年記巫臣自晉遺楚子重、子反二子書(shu) ，是春秋時一種新文體(ti) 。至戰國時，這種文體(ti) 已經很發達了。其他如語、傳(chuan) 、說、論，以及謠、諺、歌、賦等等，戰國時呈現出文體(ti) 繁榮昌盛的狀況。因此，我們(men) 才能在《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中見到數量如此眾(zhong) 多的先秦文獻。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