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與(yu) “事業(ye) ”：理解張栻義(yi) 利觀的兩(liang) 個(ge) 維度

作者：粟品孝

來源：原載於(yu) 《斯文：張栻、儒學與(yu) 家國建構》，周景耀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廿四日丙子

          耶穌2017年6月18日

一、“擴前聖之所未發”：張栻對義(yi) 利觀的嶄新見解

所謂義(yi) 利觀，是指人們(men) 對道義(yi) 、仁義(yi) 與(yu) 功利關(guan) 係的看法。它是社會(hui) 倫(lun) 理思想的組成部分，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普遍關(guan) 注和思考的重要問題。中華民族曆史悠久，文化燦爛，在義(yi) 利觀上進行了大量的探尋和論爭(zheng) ，為(wei) 人類的倫(lun) 理寶庫貢獻了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

本文要討論的理學家張栻，是我國宋代漢州綿竹（今屬四川德陽）人，時與(yu) 朱熹齊名，有“一世學者宗師”[i]的美譽。他在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對源遠流長的義(yi) 利觀做了新的詮釋。他在《孟子講義(yi) 序》中開篇就說：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wei) 莫先於(yu) 義(yi) 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wei) 而然也。無所為(wei) 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wei) 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yi) 利之分也。自未嚐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wei) 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wei) 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yu) 有所為(wei) ，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ii]

張栻認為(wei) 義(yi) 利之分的關(guan) 鍵不在於(yu) 是否追求“名位貨殖”，而是體(ti) 現人的意向即主觀思想上的“無所為(wei) ”與(yu) “有所為(wei) ”之間。那什麽(me) 是“無所為(wei) ”與(yu) “有所為(wei) ”呢？這裏有必要引錄張栻討論“漢家雜伯”時的一段論述：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ti) 。王伯之辨，莫明於(yu) 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wei) 而為(wei) 之，伯者則莫非有為(wei) 而然也。無所為(wei) 者天理，義(yi) 之公也；有所為(wei) 者人欲，利之私也。[iii]

綜合以上兩(liang) 段話語，可知張栻所謂的“無所為(wei) ”，就是順乎人的自然本性，不偏不倚，是天理，是義(yi) 之公；所謂“有所為(wei) ”，就是徇己自私，是人欲，是利之私；其義(yi) 利之辨是與(yu) 王伯（霸）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公私之辨緊密聯係，相互統一的。[iv]

張栻義(yi) 利之辨的核心固然是強調義(yi) 利的區分，本質上是重義(yi) 輕利，這與(yu) 儒家主流的倫(lun) 理思想並無二致。如孔子有“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論語·裏仁》）的名言；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時，也直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西漢董仲舒言之更為(wei) 絕對：“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宋代理學家則有進一步發揮。理學奠基人程顥指出：“大凡出義(yi) 則入利，出利則入義(yi) 。天下之事，惟義(yi) 利而已。”（《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十七）其弟程頤更為(wei) 嚴(yan) 苛，他說：“孟子辨舜、蹠之分，隻在義(yi) 利之間”，“君子異於(yu) 禽獸(shou) 也，以有仁義(yi) 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shou) 也。”（《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二十五）而且，理學家還把義(yi) 利之辨與(yu) 天理人欲之辨這一新的思想主題結合起來，如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就說：“仁義(yi) 根於(yu)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yu) 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四書(shu) 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朱熹也把義(yi) 利之辨與(yu) 王霸之辨統一起來，與(yu) 宣揚“義(yi) 利雙行，王霸並用”的浙東(dong) 功利學派學者陳亮展開激烈的思想論爭(zheng) 。

張栻與(yu) 先儒和時賢不同的是，他已經把義(yi) 利之辨提高到問學求道的出發點這一高度，並強調義(yi) 利之分在“無所為(wei) ”與(yu) “有所為(wei) ”的毫厘之間。對這一嶄新的見解，與(yu) 張栻講磨密切的朱熹十分嘉歎。他在為(wei) 張栻文集作序時不但主要圍繞其義(yi) 利觀來闡述，還特別讚賞其論說是“出於(yu) 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窮者”；[v]又在為(wei) 張栻撰寫(xie) 的神道碑中，先錄張栻之“常言”：

學莫先於(yu) 義(yi) 利之辨，而義(yi) 也者，本心之所當為(wei) 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wei) 而為(wei) 之者也。一有所為(wei) 而後為(wei) 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接著感歎道：

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yu) 性善、養(yang) 氣之功者歟！[vi]

所謂“同於(yu) 性善養(yang) 氣之功”，就是說張栻這種以“無所為(wei) ”與(yu) “有所為(wei) ”來分辨義(yi) 利的思想，與(yu) 孟子提出“性本善”、“養(yang) 吾浩然之氣”的思想一樣具有同等的曆史貢獻。評價(jia) 之高，無以複加！清修《宋元學案》有專(zhuan) 門的《南軒學案》，對朱熹的這一評價(jia) 也頗為(wei) 讚同，並專(zhuan) 門做了選錄。

張栻的另一講友楊萬(wan) 裏為(wei) 張栻立傳(chuan) ，在敘及其思想要旨時，也掂出張栻的義(yi) 利觀：

栻之言曰：“學莫先於(yu) 義(yi) 利之辨。義(yi) 者，本心之所當為(wei) 也。有為(wei) 而為(wei) ，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vii]

這一看法又為(wei) 元修《宋史·張栻傳(chuan) 》完全繼承。

可見，自張栻提出“學莫先於(yu) 義(yi) 利之辨”，並以“無所為(wei) ”與(yu) “有所為(wei) ”來分辨義(yi) 利之後，在由宋迄清的數百年間，不論是講友的碑傳(chuan) 書(shu) 寫(xie) 、文集序說，還是國史的專(zhuan) 門傳(chuan) 記，以及清儒對宋元學術史的特意梳理，無不給予極高的評價(jia) ，並認為(wei) 這是張栻整個(ge) 理學思想體(ti) 係的精粹，是由張栻率先提出的富有創造性的卓見，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甚至可以與(yu) 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說相提並論。

二、“無一毫功利之雜”：張栻對重義(yi) 輕利思想的踐行

正由於(yu) 張栻的義(yi) 利觀是其“講學之要”，是倫(lun) 理學史上的一大創新，所以長期以來學者給予了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viii]但筆者注意到，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給予的討論，即關(guan) 注的是張栻的“論說”；而對張栻如何踐行，在其“事業(ye) ”中如何體(ti) 現他的義(yi) 利觀，則鮮見學者留意。

事實上，朱熹在為(wei) 張栻文集作序時，開首就說：“孟子沒，而義(yi) 利之說不明於(yu) 天下”，接著在敘述張栻“會(hui) 歸”來自父親(qin) 張浚和老師胡宏的教誨，而形成自己的義(yi) 利觀後，這樣寫(xie) 道：

獨其見於(yu) 論說，則義(yi) 利之間，毫厘之辨，蓋有出於(yu) 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ye)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yu) 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ix]

這裏既從(cong) “論說”的角度，肯定張栻的義(yi) 利觀“有出於(yu) 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又從(cong) “事業(ye) ”的角度，認為(wei) 張栻在各方麵都能很好地踐行他的義(yi) 利之辨，“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應當承認，這裏的“論說”，主要是指張栻的講學和著述；而“事業(ye) ”，則是指他對現實情況的具體(ti) 應對，重點則是他對於(yu) 金朝的態度。

我們(men) 知道，張栻生活的時代（高宗和孝宗時期），是南宋與(yu) 北方的金朝激烈對抗的時期。金朝曾滅亡北宋，因此南宋人往往將金朝視為(wei) 不共戴天的仇敵。如何處理宋金關(guan) 係，是關(guan) 乎民族大義(yi) 的大事。在這方麵，張栻深受乃父張浚言傳(chuan) 身教的影響，是堅持抗戰、反對主和的傑出理學家。

早在孝宗皇帝即位之初，參讚父親(qin) 軍(jun) 事活動的張栻就曾進言力主恢複的皇帝，在讚揚其“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yu) 中而思有以振之”的抗戰態度後，即以理學家的口吻說道：“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x]而當“隆興(xing) 北伐”失敗，朝廷主和之聲一浪高過一浪時，剛剛處理完父親(qin) 喪(sang) 事、“不勝君親(qin) 之念”的張栻就立即上書(shu) ：

吾與(yu) 虜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來朝廷雖亦嚐興(xing) 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嚐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yu) 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wei) 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jun) 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誌，誓不言和，專(zhuan) 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顯然，張栻是從(cong) 當時的民族大義(yi) 出發，認為(wei) 宋金之間有“不共戴天之仇”，要皇帝從(cong) 思想上徹底放棄主和的念頭，做到“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堅持“誓不言和，專(zhuan) 務自強”；而且堅定地認為(wei) ，隻要如此堅持下去，終有一天可以打敗金朝。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當時朝廷正在與(yu) 金人進行“隆興(xing) 和議”的談判，張栻卻要上書(shu) 反對，顯然是把個(ge) 人利益置之度外的，是把國家民族大義(yi) 置於(yu) 首位的。

當然，在堅持民族大義(yi) 這一總原則的同時，張栻也反對那種懷有“私意”的“恢複”北方失地的言行。比如在“以恢複之說自任”的虞允文為(wei) 相、打算將主戰的張栻引為(wei) 同道時，張栻感到虞氏“所以求者類非其道”，因此不願意為(wei) 即將到來的可能好處而屈意迎合，拒絕與(yu) 宰相合作。不僅(jin) 如此，他還專(zhuan) 門上書(shu) 皇帝道：

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誌，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yu) 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雲(yun) 為(wei) 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扄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yi) 必精，守義(yi) 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

可見，張栻認為(wei) 當時以皇帝為(wei) 代表的執政者意欲“建事立功”的恢複之舉(ju) 不是出於(yu) 公心，隻是“私意之發”，因此要求他們(men) “克而去之”，拋卻各種私心雜念，做到“中扄洞然，無所間雜”；認為(wei) 隻有這樣，才能“見義(yi) 必精，守義(yi) 必固”，不為(wei) 功利之心所誤導。

而當宰相以為(wei) 金朝衰弱、有機可乘，建議遣使責難其輕待北宋皇帝陵寢（在河南鞏縣，時在金朝境內(nei) ）之時，張栻堅決(jue) 予以反對，認為(wei) 南宋自身實力不夠，根本“未有必勝之形”，尚“未足以圖彼”，目前最關(guan) 鍵的還是考慮如何“自強”：

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複仇之義(yi) ，顯絕虜人，不與(yu) 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yang) 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nei) 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wei) 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wei) 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

即是要求以皇帝為(wei) 首的執政者們(men) 從(cong) 思想上樹立起“複仇之義(yi) ，顯絕虜人”的堅決(jue) 態度，繼續走紮紮實實的“自強”之路，這樣才能形成“必勝之形”。

從(cong) 張栻上麵的幾次上書(shu) 可以看出，在對待宋金關(guan) 係方麵，其態度十分鮮明。他堅持民族大義(yi) ，有堅定不移的“複仇”意誌，要求“顯絕虜人，不與(yu) 通使”，並主張通過長期“自強”的努力，來實現“複仇”的願望。期間他敢於(yu) 逆風而行，根本不顧個(ge) 人的利益得失，既反對“主和”的言行，也反對懷有“私意”的“恢複之說”，表現出堅定的重視民族大義(yi) 、輕待個(ge) 人利益的崇高情懷。這些應該就是朱熹說張栻內(nei) 心“無一毫功利之雜”的主要內(nei) 容。

不僅(jin) 如此，張栻在對內(nei) 方麵，也注重實施仁義(yi) 之政，反對見利忘義(yi) 。如在知嚴(yan) 州（今屬浙江）時，“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為(wei) 請，得蠲是歲半輸”；在知靜江府（治今廣西桂林）兼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時，“傳(chuan) 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愛惜人命，為(wei) 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虜掠，仇殺生事”。他還堅決(jue) 反對那種“興(xing) 利擾民”的不義(yi) 之舉(ju) ，如在朝廷擔任尚書(shu) 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他就不顧個(ge) 人利益，敢於(yu) 在皇帝麵前指斥發運使史正誌“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的囂張行為(wei) ，認為(wei) 這是“巧為(wei) 名色而取之於(yu) 民”，是不仁不義(yi) 的。在知江陵府（今湖北荊州）時，又遇到對內(nei) 凶殘、對外懦弱的信陽（今屬河南）守臣劉大辯，劉氏一方麵“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戸熟田以與(yu) 之”，一方麵“聞北人逐盜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棄城郭，盡室南走數十裏”。為(wei) 此，張栻多次上章要求嚴(yan) 懲，指責他“詐諼”即弄虛作假、見利忘義(yi) 的本質：“虧(kui) 國大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張栻這些凜然之舉(ju) ，顯然是基於(yu) 他自身重視仁義(yi) 、重義(yi) 輕利的思想立場。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以儒為(wei) 本，又長期以儒治國，因而儒家的重義(yi) 輕利觀念就成為(wei) 思想家們(men) 倡導的主流倫(lun) 理精神，也是社會(hui) 大眾(zhong) 廣泛推崇的行為(wei) 準則。在儒學複興(xing) 運動基礎上形成的理學，是中華民族理論思維水平高度發展的產(chan) 物，為(wei) 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豐(feng) 富的哲學智慧和倫(lun) 理精神，其中在義(yi) 利觀上就提供了更為(wei) 完備的理論形態和思想體(ti) 係。[xi]作為(wei) 當時一位傑出的理學家，張栻順應時代的需要，強調義(yi) 利之辨是學人登堂入室必須首先跨過的門檻，提出以人的意向即主觀思想上的“無所為(wei) ”與(yu) “有所為(wei) ”來區分義(yi) 利，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義(yi) 利觀。張栻不僅(jin) 如此“論說”，在其“事業(ye) ”上也處處體(ti) 現出鮮明的重義(yi) 輕利精神。特別是在當時最為(wei) 重要的對外關(guan) 係即宋金關(guan) 係上，張栻抱持堅定的民族大義(yi) 情懷，反對主和，反對心懷“私意”的恢複之說，內(nei) 心澄淨，“無一毫功利之雜”。今天我們(men) 研究和討論張栻的義(yi) 利觀念，應當依循朱熹的思路，不單從(cong) “論說”的維度，還要從(cong) “事業(ye) ”的維度考慮，兩(liang) 者並重，方能完整和準確地理解張栻的義(yi) 利觀及其在其政治實踐中的反映。限於(yu) 時間緊迫，本文隻能初步討論至此，希望得到專(zhuan) 家學者們(men) 的熱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