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中產(chan) 生的理論——法蘭(lan) 克福學派在當今還有相關(guan) 性嗎？

作者：斯圖亞(ya) 特·沃頓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十三日乙醜(chou)

            耶穌2017年6月7日

法蘭(lan) 克福學派認為(wei) 理性危險，流行文化令人麻木，啟蒙是一場災難。他們(men) 的觀點對嗎？

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1959年的文章中寫(xie) 到“人們(men) 渴望擺脫過去的束縛，這之所以正確是因為(wei) 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陰影中，隻要犯罪和暴力遭遇犯罪和暴力的報複，恐怖就不會(hui) 終結；這之所以錯誤則是因為(wei) 人們(men) 願意回避的過去仍然活生生地存在著。”在過去的意義(yi) 及其被指望擁有的功能引發激烈爭(zheng) 論的時代，阿多諾的深刻見解以典型的雙刃劍方式提醒我們(men) ，人性既是由曆史構成又陷入曆史陷阱不能自拔。這種曆史觀體(ti) 現在過去世紀最大膽和最勇敢的哲學家：法蘭(lan) 克福學派第一代的著作中。他們(men) 的論證根本不缺乏理論抱負，即使到了今天也很少開始被同化。

這一代思想家的爭(zheng) 議要點源自這個(ge) 觀點：即按照歐洲啟蒙運動的敘述，社會(hui) 在從(cong) 野蠻走向文明的進步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基於(yu) 理性原則。在神話曾經當道之地，如今則是理性科學占支配地位。法蘭(lan) 克福學派最具挑釁性的反對意見是西方文明非常不聰明地踐行了該敘述的反麵。人們(men) 本來指望18世紀啟蒙的英雄階段將人類從(cong) 古代迷信和非理性魔鬼的手中解放出來，但20世紀的恐怖災難表明這種必勝主義(yi) 是個(ge) 徹頭徹尾的謊言。20世紀的歐洲遠非人類的解放，反而陷入幾十年的野蠻和瘋狂之中。為(wei) 什麽(me) ？法蘭(lan) 克福學派理論家認為(wei) ，普遍理性已經被提升到偶像地位。但其核心是他們(men) 所說的“工具理性”，人類事物的一切都建立在這種理性體(ti) 係的基礎之上。

理性能讓人用不再遭受恐嚇的方式解釋圍繞自身的自然世界，這是心智的解放性功能。但是，在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敘述中，其致命缺陷是它依靠支配性，依靠將外部世界納入抽象思想的過程之中。最終，通過漸漸的嚐試糾錯過程，現象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過科學調查的方式來解釋，這種探索將暴露從(cong) 前被隱藏起來的操作法則和原則，它們(men) 可能通過任何數量的新方式展現出來。按照法蘭(lan) 克福學派哲學家的說法，理性潛能因而變成了一種獨裁過程，據此，人類的所有世界體(ti) 驗都將受製於(yu) 可無限重複的理性解釋；在此過程中，理性從(cong) 解放工具變成了對無限多樣的現實進行範疇劃分和分類的手段。

文化本身受製於(yu) 電影產(chan) 業(ye) 和唱片產(chan) 業(ye) 的工廠生產(chan) 。法蘭(lan) 克福學派理論家對被稱為(wei) “流行文化”的東(dong) 西抱有高度的懷疑，它既不能啟蒙民眾(zhong) 也不能真正娛樂(le) 民眾(zhong) ，隻不過是讓民眾(zhong) 保持一種永遠得不到滿足的狀態，不斷要求喂養(yang) 的垃圾。這種才氣橫溢的分析的推動力是他們(men) 對過去的現在性這個(ge) 馬克思主義(yi) 主題發自內(nei) 心的承諾。曆史不僅(jin) 是發生在昨天的事，而且是在當今世界保持活躍的動態力量，自然有其物質產(chan) 品和後果。相反，工具理性的態度隻能產(chan) 生這樣一種過去，邁向當今時代開明民主社會(hui) 的勝利。

這些觀點被首次闡述以後就一直遭到廣泛的拒絕和誤解。拒絕所有曆史宏大敘述的後現代主義(yi) 竭盡全力去忽略西方哲學產(chan) 生的某些最宏大敘述。雖然如此，這些雄辯的理論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仍然不可或缺，因為(wei) 原來屬於(yu) 西方社會(hui) 獨有的困境和疾病已經蔓延擴展到全世界。隨著非理性主義(yi) 新時代降臨(lin) 人類社會(hui) ，腐敗和謊言多多少少成為(wei) 各級政府公開承認的辦事方式（modus operandi）。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分析再次敦促讓我們(men) 反思。

1923年在法蘭(lan) 克福社會(hui) 研究院建立的學術基地比20世紀其他任何思想冒險都更牢固地贏得了真正的機構性地位。雖然哲學和文化理論中其他有影響力的運動也能圍攏一批以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為(wei) 中心的群體(ti) ，但它們(men) 往往是暫時性的思想潮流，比如熱衷大陸理論的紐約群體(ti) 的曇花一現。相反，二戰後成名的法蘭(lan) 克福學派依靠其觀點持續影響了整整三代人，因為(wei) 研究者的研究範圍雄心勃勃，在變化的環境中不斷呈現新的意義(yi) 。

1918年德國戰敗後，由私人資助創立的研究院緊接著一場失敗的革命出現了，該研究院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教育機構。與(yu) 其激進左翼政治立場一致，它一直被稱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研究院，但是在魏瑪共和國不穩定的政治氣候下，為(wei) 避免顯出公然挑釁的意味，這個(ge) 名稱被修改了。它被認為(wei) 是學術機構，核心領導層下麵有長期研究員、從(cong) 事研究的學生和專(zhuan) 屬的房屋建築和附屬場地，鬆散地從(cong) 屬於(yu) 法蘭(lan) 克福的約翰·沃爾夫岡(gang) ·歌德大學（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不過，它不是從(cong) 早已存在的教育機構中脫穎而出，而是從(cong) 一開始就是獨立自主的實體(ti) 。它可能是西方哲學傳(chuan) 統中“學派”這個(ge) 詞的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最後一個(ge) 學派。從(cong) 此之後再也沒有圍繞一種思想體(ti) 係和持久批評方法而存在的學術群體(ti) 了。

工人被招募進入反對自身解放的陣營中去。

其主要理論家---包括阿多諾、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內(nei) 的擁有富裕資產(chan) 階級背景的猶太裔左派群體(ti) ---產(chan) 生了眾(zhong) 多跨學科的研究著作，涉及哲學、社會(hui) 學、社會(hui) 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文化理論等，其中很多至今仍然有人研究。該研究院的首要義(yi) 務是批判性地評價(jia) 現有社會(hui) 現實，如果標準的馬克思主義(yi) 曆史發展預測可信的話，其最早的使命是理解為(wei) 什麽(me) 西歐工人階級不能模仿俄羅斯工人階級在偉(wei) 大戰爭(zheng) 之前推翻資本主義(yi) ，導致舊歐洲帝國災難性地大打出手。

西方沒有出現無產(chan) 階級革命，反而是經濟權力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新老資本主義(yi) 勢力手中。1929年華爾街危機後蔓延整個(ge) 歐洲的經濟衰退成為(wei) 主要動蕩因素，但資本的統治仍然不受任何限製，加上私有化和失業(ye) 率高漲的背景，邪惡的新政治勢力正在集結。工人階級被招募進入反對自身解放的陣營，體(ti) 現為(wei) 群眾(zhong) 性的民族主義(yi) 運動，其發展的高潮就是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獨裁統治，緊接著就是新的、更加可怕的全球衝(chong) 突。

法蘭(lan) 克福學派自己的故事也因為(wei) 法西斯主義(yi) 的幽靈而成為(wei) 一場悲劇。這些思想家不僅(jin) 診斷出歐洲社會(hui) 起作用的破壞性力量，而且他們(men) 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遭遇這些力量的破壞。在1933年納粹統治德國的第一年，該研究院就被關(guan) 閉，研究院的成員被禁止教書(shu) 和短期流放。流亡者先逃往中立國瑞士，他們(men) 試圖在日內(nei) 瓦重建這個(ge) 研究院。阿多諾到了牛津大學，在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進行四年的博士研究。最後，研究院在美國找到集體(ti) 避難所，先在紐約，從(cong) 1940年代初開始到加州，那裏是被連根拔起的歐洲流亡者的聚居區。

一個(ge) 著名的例外是沃爾特·本雅明，他在德國屈服於(yu) 納粹淫威之後就一直拮據地隱身巴黎。當希特勒軍(jun) 隊在1940年開進法國，本雅明在占領軍(jun) 達到之前向南逃亡，甚至藏身於(yu) 充滿危險的普羅旺斯（Provence法國東(dong) 南部一地區---譯注）。他與(yu) 一群難民一起開始了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脈的艱難旅程，希望西班牙和葡萄牙提供安全通道，然後從(cong) 裏斯本坐船前往美國，那是他的同事為(wei) 他爭(zheng) 取的機會(hui) 。就在到達加泰羅尼亞(ya) 的波特博（Portbou）港口小鎮時，這個(ge) 流亡群體(ti) 得知弗朗哥當政的西班牙已經封鎖北部邊界，他們(men) 可能在第二天早上被遣返被占領的法國，從(cong) 那裏再送到德國集中營。本雅明顯然是在旅館房間自殺的，吞下了大量嗎啡。也有人相信他是被蘇聯秘密組織“內(nei) 務人民委員會(hui) ”（the NKVD）的當地代理人謀害的。

法蘭(lan) 克福學派在美國的居住並非自在的適應過程。他們(men) 對這個(ge) 國家收留他們(men) 心存感激，但是他們(men) 診斷出美國社會(hui) 的種種疾病，那是以放大的形式影響民主世界的東(dong) 西。他們(men) 被傳(chuan) 播廣泛的理論是1947年在德國出版的名為(wei) 《啟蒙辯證法》的書(shu) ，該書(shu) 是由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合作完成的。他們(men) 在其中嚐試提出了西方發展的新曆史，推翻了標準的緩慢進步敘述模式，即從(cong) 原始時代愚昧無知的神話觀念到現代初期理性的降臨(lin) ，最後是啟蒙時代自由思想和科學變革的大發展。對這兩(liang) 位作者來說，這種從(cong) 黑暗到光明的線性敘述忽略了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所謂開明的20世紀，人性屈服於(yu) 野蠻殘暴。

文章的開頭說“就進步的思想的最一般意義(yi) 而言，啟蒙的最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men) 擺脫恐懼，樹立自主性。總是旨在將民眾(zhong) 從(cong) 恐懼中解放出來並確立其自主性。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啟蒙辯證法》曹衛東(dong) 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4月第1版，第1頁。）”按照作者的意思，對此的解釋是西方啟蒙畢竟沒有代表人類思想從(cong) 神話思想模式束縛中解放出來。它隻是把古老的神話轉變為(wei) 被稱為(wei) 理性的新神話。雖然理性判斷的威力在某種意義(yi) 上是廢除迷信觀念所依靠的手段，但它很快就確立了不容置疑的僵化權威地位，作者將其稱為(wei) “工具理性”。當理性主義(yi) 變成人類事物中的自主力量時，其中冷冰冰的科學程序、演繹邏輯和真實性統治戰勝了人類天生的衝(chong) 動，為(wei) 批判理論所說的“物化”（reification）提供了施展空間的舞台：活生生的人和活動轉變了無活動能力的客體(ti) 和物體(ti) 。

雖然大眾(zhong) 的消費模式很重要，但個(ge) 體(ti) 消費者則什麽(me) 都不是。

《啟蒙辯證法》不是主張非理性主義(yi) 。它試圖顯示的是工具理性一旦成為(wei) 人類事務必須服從(cong) 的權威，最終將變成對人的獨裁，把社會(hui) 變成沒有靈魂的機器，影響個(ge) 體(ti) 之間的關(guan) 係。一旦它們(men) 成為(wei) 理性機械體(ti) 係的組成部分，他們(men) 的人性就會(hui) 被悉數剝奪。人類就與(yu) 原始時期生存所依靠的自然世界割裂開來。這種致命的分裂導致自然一點點地屈服於(yu) 人類的目的，正如發達經濟體(ti) 呈現出的越來越嚴(yan) 重的工業(ye) 化。人類偏離自然源頭的異化幫助準備了引人注目的非人性墮落，法蘭(lan) 克福學派對此有充分展開的論述。焚書(shu) 開辟了社會(hui) 各階級遭到官僚破壞的道路，數百萬(wan) 人在集中營中消失，因為(wei) 在那裏，殺戮就像其他一切一樣實現了工業(ye) 化。

但是，引發作者批判的不僅(jin) 僅(jin) 是極權主義(yi) 的明顯罪惡而且是社會(hui) 內(nei) 部在表麵上看似無傷(shang) 大雅的趨勢。該書(shu) 最具煽動性的章節談及“文化產(chan) 業(ye) ”，其中創造性藝術應該賦予的精神啟蒙被重新認識為(wei) “大規模欺騙”。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出現了一種新的工業(ye) 化文化，它被好萊塢電影工業(ye) 、唱片片公司或者商業(ye) 電台等媒體(ti) 公司巨頭控製。這些機構不僅(jin) 用大規模生產(chan) 的垃圾取代了真正的藝術品，還操縱民眾(zhong) 默許現狀並接受資本主義(yi) 價(jia) 值觀。消費者有機會(hui) 認識到雖然大眾(zhong) 的消費模式很重要，但他們(men) 作為(wei) 個(ge) 體(ti) 消費者什麽(me) 都不是。在此意義(yi) 上，作者看到了美國文化產(chan) 業(ye) 產(chan) 生的傳(chuan) 送帶式幻覺生產(chan) 與(yu) 歐洲獨裁者宣傳(chuan) 技巧的狂轟濫炸在功能上並無二致。

那麽(me) ，法蘭(lan) 克福學派與(yu) 傳(chuan) 統馬克思主義(yi) 的關(guan) 係如何呢？推動該理論的政治動機根源於(yu) 馬克思主義(yi) ，但它是這個(ge) 時代修辭化的馬克思主義(yi) ，期待的工業(ye) 社會(hui) 革命性轉型根本就沒有變為(wei) 現實。在俄國，革命已經墮落為(wei) 獨裁專(zhuan) 製，而在美國，在資本主義(yi) 最發達之地徹底遭遇失敗。自從(cong) 美國法蘭(lan) 克福學派第一代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在是否維持古典意義(yi) 上的真馬克思主義(yi) 問題上潰敗以來，很多批判能量已經被耗盡。即使它擁有與(yu) 青年馬克思著作（《1844年經濟學和哲學手稿》的作者）的明顯連續性，但是《資本論》（1867）中充分展開論述的經濟學在法蘭(lan) 克福批判理論看來是否保留權威性，則是充滿疑問的。

從(cong) 其生涯之初，馬克思擁抱了他所說的“對現有一切的無情批判”。如果要用顯微鏡式的細節準確和有效地診斷出社會(hui) 的失敗，任何東(dong) 西在批判理論內(nei) 部都不會(hui) 被看作微不足道的小事。馬克思繼承了前輩黑格爾的曆史是生成過程概念，其中人類不僅(jin) 產(chan) 生自己的意識，不斷朝著自身的解放取得進步，而且根本顛倒了黑格爾的因果關(guan) 係。不是人類在任何特定時代產(chan) 生最適合自己的社會(hui) 結構，相反，社會(hui) 結構本身是通過人們(men) 生活的物質條件而產(chan) 生人類意識的東(dong) 西。所有這些都是法蘭(lan) 克福學派社會(hui) 闡述的必要條件（a sine qua non）。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偏離馬克思之處在於(yu) 這個(ge) 觀點，即不公平的社會(hui) 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欺騙性的機構將不可避免地從(cong) 自身產(chan) 生一個(ge) 階級，其激進的不滿現狀將一勞永逸地破壞這些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大陸上的暴力鎮壓的大規模爆發和政治神話幻滅及革命無產(chan) 階級的勝利已經使其成為(wei) 傳(chuan) 奇。

接著是社會(hui) 集體(ti) 性問題，如果沒有集體(ti) 性，革命運動和政黨(dang) 就沒有機會(hui) 推翻現存國家機構。當集體(ti) 主義(yi) 事業(ye) 失敗，集體(ti) 主義(yi) 就會(hui) 被重新組織變成意識形態支配的工具。戰爭(zheng) 期間，該研究院在美國流亡中進行的哲學和應用社會(hui) 學調查的大部分就是對集體(ti) 社會(hui) 中的個(ge) 人命運的關(guan) 注。隨著西方工業(ye) 化經濟受製於(yu) 自動化和體(ti) 力和腦力勞動之間越來越野蠻的勞動分工，個(ge) 人越來越多地受製於(yu) 理論上所屬的集體(ti) ，但是這個(ge) 集體(ti) 現在很快變成了具有限製性權威的獨立機構，人人都必須服從(cong) 於(yu) 它。不是渴望解放的人可能信賴的中介，該社會(hui) 集體(ti) 現在成為(wei) 壓迫性結構，將置於(yu) 其支配下的一切都均質化。社會(hui) 變成了功能法則本身，遵循工具理性原則，在個(ge) 人及其心理層麵，由此產(chan) 生的結果是更加不顧一切的自我保護鬥爭(zheng) ，這比穴居時代的人就已經知道的情況更甚。那種鬥爭(zheng) 比其他任何東(dong) 西都更是曆史決(jue) 定性轉變觀點，破壞社會(hui) 的終結者是社會(hui) 中可失去東(dong) 西最少的人。

戰爭(zheng) 造成的破壞的大暴露，尤其是納粹政權的邪惡犯罪行為(wei) 給該研究院的曆史哲學帶來長長的陰影。縈繞在他們(men) 頭腦中的是證據，1949年阿多諾返回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後到處都能找到的證據，法西斯時代被人從(cong) 曆史上抹去，鎮壓行動中的集體(ti) 記憶也被抹去。恐懼不僅(jin) 是它被遺忘本身，而是如果不被記憶，災難就可能以無法預測的形式死灰複燃。

阿多諾返回德國後出版的首批書(shu) 之一是一本短文集，題目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來自已損生活的反思》(1951）。該書(shu) 寫(xie) 於(yu) 1940年代中期的美國，是過去世紀個(ge) 人哲學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涉及抽象的理論問題和瑣碎的日常生活，以在加州的歐洲流亡者的眼光觀察---高速公路和賓館、電影和雜誌、個(ge) 人演講風格和誘惑等。在文本中彌漫著深刻憂鬱的情緒，過去的世界已經消失的受傷(shang) 意識，歐洲啟蒙的古老文化沒有能實現其文明使命---留下的仍然是這樣一個(ge) 社會(hui) ：受到高度訓練的自動控製機器人，到處充斥著垃圾文化消費，除了娛樂(le) 什麽(me) 都不關(guan) 心，卻盡最大努力表達相反的印象。在本書(shu) 最後的短暫反思中，“最後（Zum Ende）”，阿多諾暗示在突然降臨(lin) 在這個(ge) 世界上的災難性事件之後，觀看墮落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借用神學中的救贖概念。整個(ge) 人類事業(ye) 終有一天以某種現在看來難以想象的方式得到救贖，如果考慮到不對無法調和的失敗逆來順受的必要性，無論這個(ge) 結果是否現實主義(yi) 前景事實上已經無關(guan) 緊要。這是阿多諾自己防止周圍社會(hui) 預先處理曆史記憶的頑固嚐試。

在弗裏德裏西·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領導下，這個(ge) 研究院在法蘭(lan) 克福重組，它繼續致力於(yu) 對納粹時代之後的真曆史描述，並進行社會(hui) 學領域的現場調查，了解普通德國人的態度和政治傾(qing) 向。雖然在萎縮，但類似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樣的事是否存在再次發生的可能性呢？法蘭(lan) 克福思想家對這個(ge) 問題是如此擔憂以至於(yu) 他們(men) 看到使用殺蟲劑實施大規模屠殺的預言，或者在顯然無害的東(dong) 西如新的滑動窗口預言（不是平緩溫和的打開個(ge) 封閉玻璃窗，而是使用要求更專(zhuan) 橫的運動）。雖然偶爾很極端，但這些恐懼反映了一種觀念，即民眾(zhong) 的心理並不是憑空產(chan) 生殺人意圖，而是根源於(yu) 思考習(xi) 慣、冷漠無情、嚴(yan) 格按時間表的機械生活---即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生活。

集體(ti) 性轉變為(wei) 社交媒體(ti) 的保持聯係並不是自由人的自發生產(chan) 。

當1960年代後期，大學校園裏和產(chan) 業(ye) 工人中爆發了廣泛的抗議，同樣的衝(chong) 突糾紛也出現在法蘭(lan) 克福學派第一代人中間。比如，赫伯特·馬爾庫塞雖然讚同法蘭(lan) 克福學派對無情社會(hui) 批判的承諾，但對常常戲劇性的動蕩和暴亂(luan) 采取更樂(le) 觀的路線。他的書(shu) 《單麵人：發達工業(ye) 社會(hui) 的意識形態研究》（1964）成為(wei) 這一階段反文化運動的必讀書(shu) 之一。學生的反叛橫掃西方世界，從(cong) 1967年以來，馬爾庫塞敦促所有持不同觀點的思想家都支持它。但在法蘭(lan) 克福，令他感到惱火的是，他們(men) 擁有非常不同的觀點。阿多諾如今是研究院的主任，他覺得大部分靜坐和示威抗議不過是沒有意義(yi) 的虛假活動。在1969年甚至采取了很多人看來屬於(yu) 罪大惡極的行動，喊來警察把占領研究院大樓的學生趕出去。

隨著第一代法蘭(lan) 克福學派思想家去世，學生激進化運動無疾而終。催淚瓦斯襲擊校園學生和演講大廳的喧鬧對抗政策持續不斷的壓力早地將阿多諾送入墳墓，1969年，在65歲時，他就因為(wei) 冠狀動脈血栓形成而去世。霍克海默1973年去世，馬爾庫塞1979年去世。

法蘭(lan) 克福學派無論留下了什麽(me) ，它都很快接近一百周年紀念。它的世係傳(chuan) 承現在變得如此廣泛以至於(yu) 創始人很難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學者的著作中辨認出他們(men) 開啟的批判工程。不僅(jin) 社會(hui) 學方法發生了變化，而且哲學立場已經偏離創始人試圖為(wei) 了自己的世紀改造馬克思主義(yi) 的激進左派承諾。法蘭(lan) 克福學派最初40年的推動性力量，即從(cong) 創立之初到阿多諾最困難的著作《否定辯證法》（1966）的出版之間高舉(ju) 的無情否定大旗不再是社會(hui) 哲學更喜歡的模式了。“批判理論”這個(ge) 術語本身曾經被專(zhuan) 門用來指代法蘭(lan) 克福學派思想家的著作，如今也變成了模糊的東(dong) 西，足以包括所有後結構主義(yi) 理論著作，無論它是批判性的還是溫和肯定性的。

雖然如此，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某些著作仍然引起回響。它要求讀者清醒意識到的深刻見解是，在大眾(zhong) 社會(hui) 的時代，人的意識變得越來越被封閉在意識形態城堡的高牆之內(nei) ，被牢牢控製在資本主義(yi) 觀念的無休止傳(chuan) 播和重複性的娛樂(le) 和幹擾之中，它們(men) 都是旨在掩蓋事實真相。在商品形式占至高無上地位的世界，文化產(chan) 業(ye) 理論的任何東(dong) 西都不缺乏牽引力。利用計算機生成影像技術製作的電影大片（CGI movies）、唱片產(chan) 業(ye) 無休止炮製出來的超級明星精選CDs、人們(men) 對視頻遊戲不顧一切的狂熱，其中成熟的成年人已經被拉入愚蠢遊戲的幼稚原則中且毫無羞恥感；曾經的集體(ti) 性社交媒體(ti) 的保持聯係：這些是文化的輪廓，這種文化不是自由人的自發生產(chan) ，而是竭力讓人變得越來越不自由。

如果組織起來的政治抵抗形式能夠被這樣的體(ti) 製有效化解的話，通常是通過微妙同化而非公然鎮壓，反對它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個(ge) 人，他自己要拒絕按事先規定的方式思考和做出反應。當今任何一種解放政治麵臨(lin) 的最艱巨任務就是鼓勵民眾(zhong) 自己思考，進行超越簡單口號和工具理性支配的那種思考。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要求不僅(jin) 拒絕認同社會(hui) 現狀和商業(ye) 文化，而且是深刻意識到現有死胡同的曆史發展趨勢，正是現在體(ti) 驗構成了當今困境。如果與(yu) 建設性地幫助體(ti) 製擺脫自身階段性危機的工程相比，批判衝(chong) 動維持了表達不同意見的火種，有一天它可能投身於(yu) 危機之中，從(cong) 而促成普遍和真正的解放。 

作者簡介：斯圖亞(ya) 特·沃頓（Stuart Walton），有文化史和哲學著作若幹，包括《感知領域：唯物主義(yi) 的視覺觸覺理論》（2015）、《人類情感的自然史》（2005）和《毒理學：飲酒吸毒的文化史》（2001，2016），小說《天堂裏的第一天》（2016）。曾經在《衛報》、《倫(lun) 敦雜誌》和《評論31》等報刊上發表多篇文章。最新專(zhuan) 著《遭到忽略和誤解：西奧多·阿多諾傳(chuan) 》即將由（ Zero Books (2017)）出版。目前居住在英國。

譯自：Theory from the ruins by Stuart Walton

https://aeon.co/essays/how-the-frankfurt-school-diagnosed-the-ills-of-western-civilisation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