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

作者：趙汀陽

來源：此文是《惠此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神性概念的中國》（趙汀陽 著 中信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緒論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廿四日丁未

           耶穌2017年3月21日

如果一個(ge) 文明的曆史具有屬於(yu) 自身的生長線索和內(nei) 在動力，或者說，具有把抽象的時間變成具體(ti) 的曆史的自覺意識、自主能力和創造模式，這種曆史就具有“曆史性”（histo ricity），非常接近中國曆史觀念中關(guan) 於(yu) 曆史變化之“道”與(yu) “勢”的概念，因此可以說，曆史為(wei) 文明運作之“事”，曆史性為(wei) 一種文明之“道”所內(nei) 含之“勢”。任何一個(ge) 文明的曆史性都表現為(wei) 三個(ge) 基本問題：何以如此？何以自立？又將如何？高更有一幅名畫的題目表達了與(yu) 此同構的三個(ge) 問題：我們(men) 從(cong) 哪裏來？我們(men) 是誰？又到哪裏去？這三個(ge) 問題之間構成互相解釋，其實可以合成一個(ge) 存在論與(yu) 曆史哲學合一的問題：一種存在是如何被創的？這意味著，對於(yu) 具有自覺意識的存在（人類社會(hui) 和文明）而言，存在不再是如其所是（as it is）的自然存在，而是具有曆史性的曆史存在，於(yu) 是，“存在”（to be）的問題轉換為(wei) 等價(jia) 於(yu) “因作而在”（to be made to be）的問題。“作”就是去創造一種“存在”的曆史，也就是使一種存在成為(wei) 不可還原（irreducible）為(wei) 一般存在概念的曆史性存在。

曆史敘事總是一種主觀解釋，這一點幾乎不可避免。除非完全排除其中的人文意義(yi) 而寫(xie) 成類似自然史或動物史的敘事，可是那樣的話又對人類曆史的曆史性無所說明，也就對生活意義(yi) 毫無說明，絕非我們(men) 試圖理解的曆史。然而，曆史解釋不是私人趣味，而是共同命運的證詞，因此，曆史敘事的主觀性必須被限製在一種具有客觀約束的分析框架中。這意味著，曆史解釋必須選擇（或者默認）一種哲學。不可懷疑的原則在於(yu) 先驗性，可是，曆史性直接就拒絕了先驗性。這是一個(ge) 難題，甚至是一個(ge) 悖論，但幸虧(kui) 不是邏輯悖論，因此並非無解。維特根斯坦講過，哲學解決(jue) 問題無非就像給瓶中蒼蠅指出逃離瓶子的瓶頸出口。我試圖為(wei) 曆史性找到的瓶頸出口是一種“存在論的約束”。

任何一種存在都不可能拒絕存在本身所蘊涵之意圖，可稱為(wei) 存在的本意，即存在本身必然蘊涵的或曰“分析地蘊涵”（analytically implies）的存在訴求。分析地蘊涵意味著有一個(ge) 邏輯標準，即排除任何附加含義(yi) 而僅(jin) 僅(jin) 從(cong) X本身的含義(yi) 推出X所必然蘊涵之性質。當把分析蘊涵用於(yu) 存在論，我們(men) 發現，存在的本意就是“繼續存在”，除此無它，因此可以說，存在就是為(wei) 了永在（to be is to be for good）。盡管任何一個(ge) 曆史性的存在的命運和故事都是偶然的，但都必然追求超越曆史性的永在性，而所有的偶然故事及其命運都因其永在的訴求而具有意義(yi) 。

“存在論的約束”要求在理解一種存在的諸多訴求時，以存在的本意為(wei) 準。當存在論問題被約束為(wei) 關(guan) 於(yu) 人的存在論問題時，存在就落實為(wei) 做事（to be is to do），無事可做就等於(yu) 不存在。做事所謀者，必定是利於(yu) 存在的最大資源或最大利益。經濟學和博弈論通常所理解的最大利益指物質利益，物質利益肯定是生存之本，但未能全麵表達生活所求。事實上，總有某些精神訴求也同樣是必要需求，即非要不可、寧死不棄的精神生活，因此，利於(yu) 存在的最大資源應該理解為(wei) 物質利益與(yu) 精神利益兩(liang) 者合取（conjunction）的最大值，其中自有兩(liang) 者之間因事取宜、因時而變的比例平衡。

在人類生活中，存在論的約束具體(ti) 表現為(wei) 人類行為(wei) 以理性選擇為(wei) 主導。表麵上，喧囂或變亂(luan) 事件似乎在曆史中最為(wei) 顯眼，因此容易產(chan) 生一種錯覺，以為(wei) 非理性行為(wei) 在創造曆史。其實，最利於(yu) 保證存在的是理性行為(wei) ，出於(yu) 存在之本意，人們(men) 最可能采取理性行為(wei) ，事實說明，對人類生活具有長久決(jue) 定性影響的生產(chan) 方式、技術發明、製度創建、規則製定、習(xi) 俗形成都是集體(ti) 理性選擇所致。按托馬斯·謝林的說法以及肯·賓默爾（Ken Binmore）的解釋，那些俗成之事都是人們(men) 一致選擇所生成的“聚點”（focal points）。因此，理性行為(wei) 不是都付笑談中的故事，而是真正需要理解的曆史問題。集體(ti) 理性選擇正是對曆史性的建構，其理性表現為(wei) 一種行為(wei) 的可模仿性和可重複性。隻有一種行為(wei) 能夠經得起普遍模仿和不斷重複，才是能夠形成存在方式的行為(wei) ，或者說，才能形成長存的“人道”。具有可模仿性和可重複性的行為(wei) 之所以是更為(wei) 有效的存在方式，就在於(yu) 此種行為(wei) 模式不會(hui) 導致報複（自取其禍），或者說，報複性趨於(yu) 最小值，因而能夠形成穩定連續的曆史性。

如果一個(ge) 文明的曆史回答不了自身曆史性的問題，就意味著，或者其曆史缺乏足以解釋自身的能力而沒有能夠形成自身獨立的曆史性；或者因為(wei) 無法恢複的曆史斷裂而失去了曆史性；或者其曆史一直附屬於(yu) 另一種具有支配力量或更大覆蓋能力的曆史。顯然，一種文明的長存能力在於(yu) 它自身具有一種難以解構而自足的“存在的秩序”（the order of being，沃格林用詞），從(cong) 而形成自足的曆史性。一個(ge) 自足的存在秩序必定來自一種自身生成的內(nei) 在動力結構，而使其能夠連續不斷地運行。這裏要討論的問題是：什麽(me) 是構成中國曆史性的內(nei) 在動力結構？

作為(wei) 曆史之中國與(yu) 作為(wei) 地理之中國並不完全重合。在今天稱之為(wei) 中國的這片大地上曾經發生的曆史並不完全屬於(yu) 中國的概念，其中在部分時間裏發生的某些事情雖屬今日中國之地，卻不屬於(yu) 中國曆史；另一方麵，曆史上部分時間裏的中國地域曾經遠大於(yu) 今日中國之地，部分地域雖已不屬於(yu) 現代中國，卻屬於(yu) 中國的曆史。於(yu) 是，在討論中國概念時難免遇到命名混亂(luan) 的問題。就今日的現實而言，中國同時是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文明和一個(ge) 曆史，但在時間上，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的中國與(yu) 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的中國卻不是同時發生的，而是逐步形成而最終合一的。究竟是何種力量、何種命運或何種理由使作為(wei) 國家的中國、作為(wei) 文明的中國及作為(wei) 曆史的中國凝聚為(wei) 一個(ge) 豐(feng) 厚概念，其中必定有跡可循。

首先需要明確一些概念以及分析框架。許宏提出的“最早的中國”既是一個(ge) 需要明確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ge) 富有意義(yi) 的問題。近年來關(guan) 於(yu) 最早中國的地點有著多個(ge) 選項與(yu) 爭(zheng) 議，尚無定論，有待更多證據。也許對於(yu) 考古學來說，地點問題很重要，但對於(yu) 我們(men) 這裏要討論的問題而言，最早中國概念的理論意義(yi) 更為(wei) 重要，它意味著一個(ge) 精神上的出發點，至於(yu) 地理上的地點，隻是一個(ge) 象征。首先我們(men) 把“最早的中國”定義(yi) 為(wei) ：一個(ge) 足以識別中國為(wei) 中國的文明起點。它當然不是中國土地上出現的最早物質文明或技術文明，中國的初步技術文明遠至萬(wan) 年前，但初步的技術文明尚未具有標誌性的精神世界，因此隻能說明某種發生於(yu) 中國大地上的最早文明，卻不足以說明最早的中國的概念，因此，最早中國的概念必須具有足以識別之“形”而含有中國生長之“勢”，即已經蘊涵了中國的生長傾(qing) 向。

我願意借用格式塔心理學的“完形”概念來說明中國概念的形成（完形性非常接近中國的“勢”的概念）：中國是一個(ge) 不斷生長的存在，在它尚未成熟之時，就已經具備了一些基本精神原則而形成完形之勢，盡管仍有開闊的演化餘(yu) 地，但完形之勢已經預示了完形的概念。中國形成其“完形性”至少需要達到三個(ge) 條件的重疊：（1）中國大地上的萬(wan) 民開始有了共享的曆史。共享的曆史並不排斥每個(ge) 族群或每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在共享曆史之外另有專(zhuan) 屬於(yu) 自己的曆史，所謂共享曆史，是在分叉曆史（forking histories）之交匯處由萬(wan) 民共同創作而成的曆史，而不是單方麵強加於(yu) 人的線性曆史（linear history）；（2）共享曆史的基礎是一個(ge) 共同參與(yu) 的博弈遊戲，四方之民都對參加這個(ge) 共同的博弈遊戲所可能獲得的利益回報感興(xing) 趣；（3）這個(ge) 共同的博弈遊戲有著足以保證其連續運行的條件。這三個(ge) 條件的重疊能夠大概預示中國概念的成形。同時，中國文明的“完形性”也需要滿足三個(ge) 條件的重疊：（1）初步形成一個(ge) 精神世界的基本原則；（2）這個(ge) 精神世界成為(wei) 了共同博弈必爭(zheng) 的精神資源；（3）這個(ge) 精神世界具有開放的共享性，因此足以成為(wei) 通用資源。如果不能滿足以上條件，中國大地上的萬(wan) 民就不可能凝聚為(wei) 中國之民，中國大地就不可能成為(wei) 中國。

地理學意義(yi) 上的中國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那時在中國地域上，有著從(cong) 遼河、蒙古、青海、甘肅到中原和長江流域的眾(zhong) 多平行並立的初始文明，大概屬於(yu) 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鬥”格局。那是一個(ge) 複數分叉曆史的時代，尚未交匯凝聚為(wei) 一個(ge) 共享的曆史。那時各地文明之間雖有交流互動，但尚未形成一個(ge) 共同參與(yu) 的政治遊戲，也就尚未整合為(wei) 一種共同的政治秩序。關(guan) 鍵在於(yu) ，在形成一個(ge) 共同的博弈遊戲之前，斷不可能形成一個(ge) 共享的曆史或共同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說，僅(jin) 有文化、信息和技術的交流互動並不足以形成共享的曆史和共同的政治，因為(wei) 文化交流不是文化合流的充分條件。真正形成文明核心而生成向心力的中國曆史大概從(cong) 夏商周之“三代”文明開始——中原何以成為(wei) 萬(wan) 民所向的核心文明係統，正是需要解釋的關(guan) 鍵問題。許宏把二裏頭看作是“最早的中國”，這是一個(ge) 頗具說服力的象征性起點，二裏頭很可能初步形成了中國概念的“完形性”（有待更多證據）。不過，三代之中國不是大一統模式的國家，而是一個(ge) 世界性的“無外”天下，是一個(ge) 在理論上潛在地容納世界萬(wan) 國的天下體(ti) 係，或者說是一個(ge) 世界政治秩序。盡管當時的中國隻是世界的一部分，卻被想象為(wei) 世界，並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因此，三代的曆史既是中國曆史，同時也是世界曆史。嚴(yan) 格地說，天下的世界史隻屬於(yu) 周朝，夏商可能已有了天下的想象和眼界，卻尚未在事實上建立世界性的天下秩序。成為(wei) 法定製度的天下體(ti) 係實為(wei) 周朝的創製，盡管在具有“厚古”精神的傳(chuan) 統敘事中，天下秩序往往有名無實地追溯至堯舜禹湯，甚至象征性地追溯至黃帝。大一統模式的中國則是從(cong) 秦朝開始而由漢朝鞏固的，秦朝放棄了天下秩序的古法，代之以大一統國家製度，自此，中國的世界史結束了，而中國的國家史開始了。

雖然秦漢以來的曆史格局不再是世界史而收斂為(wei) 中國史，然而秦漢以來之大一統中國卻仍然保留了天下的觀念遺產(chan) ，並將天下精神轉化為(wei) 國家精神，將世界格局濃縮為(wei) 國家格局，於(yu) 是，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內(nei) 含天下結構的國家。這個(ge) “內(nei) 含天下的中國”繼承了天下概念的“無外”兼容能力，或者說，“無外”的內(nei) 部化能力。天下之所以是神聖的，正因為(wei) 天下具有無外性質而與(yu) 無外的上天同構，因此，無外的天下就足以“配天”，而配天的天下因為(wei) 與(yu) 天同構而具有神性，如老子所言，配天乃自古以來之原則。正因為(wei) 中國內(nei) 含天下結構，所以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配天的神性概念，謂之“神州”。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內(nei) 含天下結構的中國也就不能削足適履地歸入民族國家或者帝國之類的概念，這些概念的政治含義(yi) 相對於(yu) 內(nei) 含天下的中國來說都過於(yu) 單薄了，甚至是概念錯位。

關(guan) 於(yu) 中國，有三個(ge) 幾乎家喻戶曉的共識：中國文明是自發生以來從(cong) 未中斷的文明，這意味著中國文明具有強勁的連續性；中國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構成，這意味著中國文明有著廣譜的兼容性；中國文明沒有產(chan) 生出一種普遍主義(yi) 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間宗教，而且大多數都不是超越性的宗教，於(yu) 是，中國文明被認為(wei) 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這些共識隻表達了現象以及基於(yu) 現象的默認結論，並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解釋。因此，我試圖把這些默認的共識重新問題化，並非質疑這些有目共睹的現象，而是試圖解釋事情為(wei) 什麽(me) 是這樣的，同時也試圖對這些現象進行重新理解。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與(yu) 其說是答案，還不如說正是需要分析和解釋的問題。首先，連續性和兼容性的成因關(guan) 鍵在於(yu) 其動力來源，為(wei) 什麽(me) 中國文明會(hui) 連續不斷？為(wei) 什麽(me) 具有兼容性？顯然，事實結果不是對原因的解釋。假如缺乏一種無法拒絕的博弈動力，那麽(me) ，一種遊戲就不可能具有持續的吸引力。一種傳(chuan) 統之所以能夠連續存在，不是因為(wei) 它是個(ge) 傳(chuan) 統，而是必定存在著某種穩定發生作用的客觀動力使之欲罷不能；同樣，一種文明的兼容性也不可能僅(jin) 僅(jin) 源於(yu) 善意或者包容心之類的倫(lun) 理觀念（如果倫(lun) 理不能使人受益，人們(men) 將對倫(lun) 理失去興(xing) 趣），而必定存在著某種無法拒絕的利益動力使得兼容的共在方式成為(wei) 共同最大利益之所在。總之，一個(ge) 存在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最終理由必定是一種在利益上有效的存在動力和存在方式，這才是一種傳(chuan) 統之所以成為(wei) 傳(chuan) 統的深層理由。而且，存在論的生存理由尤其有助於(yu) 理解曆史中行為(wei) 主體(ti) 的選擇。既然我們(men) 不可能穿越到古代去調查古人的心思，那麽(me) ，以古人所需要的生存最大利益為(wei) 出發點去理解古人的選擇，接近曆史真相的可能性顯然大於(yu) 以現代政治觀點去想象古人。以古人的生存利益去理解古人，此種解釋模式或許有助於(yu) 澄清關(guan) 於(yu) 古代的許多爭(zheng) 論，比如說，與(yu) “新清史”或“新元史”有關(guan) 的爭(zheng) 論。元朝和清朝為(wei) 什麽(me) 是中國王朝？這與(yu) 現代人的認同毫無關(guan) 係，而與(yu) 古人的生存利益有著密切關(guan) 係：成為(wei) 中國王朝是成為(wei) 中國之主的最可靠保障，元朝和清朝為(wei) 了保證“萬(wan) 世基業(ye) ”，必定選擇成為(wei) 中國王朝。生存才是硬道理。

因此，我試圖以存在論的理由，兼以博弈論的理解方式，去解釋中國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的原因。我將論證，早期中國的四方萬(wan) 民為(wei) 了爭(zheng) 奪最大物質利益和最大精神資源的博弈活動形成了以中原為(wei) 核心的“旋渦”動力模式，旋渦一旦形成，就具有無法拒絕的向心力和自身強化的力量，從(cong) 而使大多數參與(yu) 者既難以脫身也不願意脫身，終於(yu) 形成一個(ge) 巨大的旋渦而定義(yi) 了中國的存在規模和實質概念。旋渦模式能夠解釋為(wei) 什麽(me) 古代中國並非擴張型的帝國卻能夠不斷擴展，其秘密就在於(yu) ，中國的擴展不是來自向外擴張行為(wei) 的紅利，而是來自外圍競爭(zheng) 勢力不斷向心卷入旋渦核心的禮物。“中國旋渦”的形成一方麵與(yu) 爭(zheng) 奪核心的博弈遊戲有關(guan) ，另一方麵也與(yu) 天下秩序的發明有關(guan) 。天下秩序是能夠化解旋渦的激烈衝(chong) 突而兼收並蓄的萬(wan) 民共在製度，它開創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也創製了權力分治一體(ti) 模式。即使在天下體(ti) 係終結之後，天下精神也作為(wei) 遺產(chan) 而化為(wei) 中國國家的內(nei) 部結構，因此得以形成一個(ge) 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所謂大一統，實質就是以天下為(wei) 內(nei) 在結構的國家。

正因為(wei) 中國的內(nei) 在結構一直保持著“配天”的天下格局，中國也因此成為(wei) 一個(ge) 具有神性的存在，成為(wei) 一個(ge) 信仰。這可以解釋中國的精神信仰問題。任何文明都需要某種精神信仰，這是一個(ge) 文明的安身立命之處，也是自身確認的絕對依據。通常人們(men) 認為(wei) 中國缺乏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宗教，因此缺乏精神信仰，這種理解非常可疑。假如真的缺乏精神信仰，又如何解釋中國精神的整體(ti) 性以及穩定性？這是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釋的謎。比較流行的權宜解釋是把儒家理解為(wei) 一種準宗教去解釋中國精神的一致性，但這種解釋顯然無法充分解釋中國的整個(ge) 精神世界。也許儒家能夠大致解釋古代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和生活方式，但很難解釋中國的精神信仰，因為(wei) 儒家所立乃是倫(lun) 理原則。如果把倫(lun) 理說成宗教，難免導致名實混亂(luan) 。中國文化裏不存在人與(yu) 神的約定模式，所以確實沒有西方意義(yi) 上的宗教（religion），但另有信仰形式，即人道與(yu) 天道的相配，所謂配天，凡是達到配天的存在皆為(wei) 神聖存在，也就成為(wei) 信仰。中國的精神信仰之所以隱而不顯，是因為(wei) 被默認而不知，其實，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或者說，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為(wei) 存在原則的中國就是中國的神聖信念。

我願意把對中國曆史性的建構理解為(wei) 一種祭祖方式。對曆史性的建構意味著邀請古代之彼時當代性（contemporariness）再臨(lin) 當下，與(yu) 此時之當代性相會(hui) ，以便理解彼時之當代性如何預示或鋪陳了此時之當代性，是為(wei) 述古以祭祖。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