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幽雲(yun) 十六州

作者：施展

來源：《讀書(shu) 》2017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初九壬辰

          耶穌2017年3月6日

《讀書(shu) 》編者按：為(wei) 了幽雲(yun) 十六州，北宋和大遼幾經征戰，耗資靡費，以致被視為(wei) “積貧積弱”的王朝。到底這十六州是大宋的心頭病還是生命線？文章由此設問，引出中國曆史深層結構的探討，提出由於(yu) 地理自然環境、稅收模式、王位繼承製度等方麵的差異，草原帝國和中原帝國形成一種互動發展的密切關(guan) 係，隻有漢化、中原單線條演化的曆史，絕非客觀真實的曆史。

一說到宋代，人們(men) 的反應經常是“積貧積弱”。“積弱”最簡單的證據就是大宋始終未能收複幽雲(yun) 十六州，這構成了大宋的一塊心病，為(wei) 了這塊土地，與(yu) 大遼進行的幾次戰爭(zheng) 都失敗了；其他方向的對外擴張也始終不成，乃至最終因為(wei) 北方無險可守而亡國。

如果說這個(ge) “積弱”似乎還說得過去的話，“積貧”則全非如此。不僅(jin) 不貧，大宋在經濟、文化、技術等各領域幾乎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巔峰。陳寅恪先生曾讚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大宋確實配得上這種讚譽。

大宋廢除了唐代的坊製，市場自由度大為(wei) 提高，民間貿易高度發達；宋代是古代中國唯一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經商為(wei) 恥；帝國還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ye) 稅收和關(guan) 稅收入成為(wei) 政府財源中極為(wei) 重要的部分，形成了從(cong) 東(dong) 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島環中國海龐大的貨幣共同體(ti) ，這在古代王朝中是獨一份。宋代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chan) 業(ye) ，社會(hui) 中工匠甚多，並逐漸形成了工匠行會(hui) 製度，這意味著民間社會(hui) 自生秩序的深度發展。

文化層麵，宋代堪稱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時代。儒家複興(xing) ，影響力向下貫穿至今。民間講學的活動在宋代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書(shu) 院；伴隨著的是鄉(xiang) 約的發展，講求所謂“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wei) 鄉(xiang) 村帶來基於(yu) 宗族的基本組織原則和自覺意識，成為(wei) 後世鄉(xiang) 村自治的基本規範，與(yu) 書(shu) 院所傳(chuan) 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裏。宋詞的發展達到了中國文學的又一個(ge) 高峰；各種勾欄、瓦子的興(xing) 盛意味著發達的民間消費，消費型社會(hui) 反過來使得文學、繪畫、書(shu) 法等等一係列藝術的發展獲得了更為(wei) 廣闊的基礎，所以宋代誕生了一係列偉(wei) 大的文學藝術作品。

技術層麵，宋代的航海、造船、醫藥、工程、農(nong) 藝等等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發明當中有三個(ge) 是在宋朝才出現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沈括的《夢溪筆談》當中關(guan) 於(yu) 技術的一係列敘述，不過是當時技術發展高度活躍的一個(ge) 反映而已。

大宋能夠如此之富裕而又進步、開放，前提當然是其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最高的自由度，換言之，朝廷對社會(hui) 的壓製力是很小的，這樣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出來；但這也帶來一個(ge) 結果，就是大宋朝廷對於(yu) 社會(hui) 的動員與(yu) 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於(yu) 是，一個(ge) 吊詭的曆史邏輯就浮現出來了，經常被視作是大宋“積弱”之象征的無法收複的幽雲(yun) 十六州，實際上正是大宋賴以獲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會(hui) 狀態的前提；讓宋朝人如鯁在喉的這片北境土地，實際上卻是大宋之所以成其為(wei) 大宋的生命線。

要理解這個(ge) 問題，就必須展開來看看草原地區與(yu) 中原地區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了。這背後有著通常的中原視角史觀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東(dong) 西，也是我們(men) 理解宋遼關(guan) 係的關(guan) 鍵。

賀蘭(lan) 山岩畫中的狩獵場景。 賀蘭(lan) 山是中國農(nong) 耕民族和獵牧民族的交界地帶

仔細看一下中國曆史的話，會(hui) 發現一個(ge) 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從(cong) 來沒有過一個(ge) 純粹的中原王朝或說漢人王朝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漢人王朝隻能統治長城以南。這是個(ge) 需要獲得解釋的曆史事實。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問一句，曆史上人們(men) 是如何定義(yi) 漢人的？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對漢人的定義(yi) 並不是基於(yu) 血統，因為(wei) 從(cong) 血統上根本說不清楚，曆次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會(hui) 有北族的混血，更何況楚、越等在西周的時候還被視作蠻夷的人，進入帝國時代之後就被視作漢人的一部分，血統上更是無法追溯。所以，所謂的漢人是用文化來定義(yi) 的，具體(ti) 來說就是儒家文化。

文化隻有轉化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群體(ti) 的日常倫(lun) 理實踐時，我們(men) 才會(hui) 稱這個(ge) 社會(hui) 為(wei) 某文化的社會(hui)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轉化成日常倫(lun) 理實踐時，其所依憑的載體(ti) 與(yu) 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區別。對於(yu) 一神教來說，其載體(ti) 是個(ge) 體(ti) 心靈的皈依。耶穌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無論走到哪裏都可以按照一個(ge) 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來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島上或沙漠裏的人，也不會(hui) 因此就無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來生活，他甚至必須加倍虔誠，才能鼓起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否則就精神崩潰了。但是儒教要轉化成日常倫(lun) 理實踐的話，其載體(ti) 是一種表達著特定倫(lun) 理意涵的人際關(guan) 係結構。“三從(cong) 四德”“三綱五常”等等，都無法脫離開一種人際關(guan) 係結構而展開。這種人際關(guan) 係結構還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倫(lun) 關(guan) 係在物理意義(yi) 上比較穩定，倘若彼此經常不知對方所在，則其倫(lun) 理也無從(cong) 展開，這就要求人們(men) 過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須要農(nong) 耕，此時一個(ge) 硬性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浮現出來了，即隻有年降水量不少於(yu) 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農(nong) 耕來生活。

四百毫米等降雨線，其地理分布大致就是長城。越過長城以北若還想活得下去，必須遊牧化，否則是死路一條。而一旦遊牧化之後，就意味著中原式的人際關(guan) 係結構、家庭結構等等必須得放棄掉，也就是無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來生活了。從(cong) 文化上來看，這就不是漢人了。這是為(wei) 什麽(me) 純正的中原王朝的統治從(cong) 來沒有穩定可持續地越過長城的原因。它也許有能力派兵遠赴漠北驅逐遊牧者，但要說統治漠北，則必須駐軍(jun) ；而所駐之軍(jun) 的後勤補給，無法從(cong) 中原持續獲得，隻能就地取材，也就是隻能遊牧獲得，但一旦遊牧起來，也就不再是漢人軍(jun) 隊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強大時能夠掃蕩漠北，但事畢仍必須撤軍(jun) 南返，於(yu) 是隻不過是替草原上的其他遊牧者掃清崛起的障礙而已。

因此，長城南北兩(liang) 邊的統治邏輯、治理邏輯、財政結構、軍(jun) 事結構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樣的。長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龐大的官僚體(ti) 係完成治理的；君主在這裏主要起到的是象征正當性的作用，他不能無視官僚體(ti) 係的常例化規則而肆行己意，相反應當“垂拱而治”，倘若君主總是繞過官僚體(ti) 係行事，則後者將無所措手足，帝國的治理一定會(hui) 出現問題。君主的能力在這裏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繼承的穩定性，以便確保帝國正當秩序的穩定性，這就是中原的君主繼承原則會(hui) 落實在嫡長子繼承製上的原因。王國維曾說：“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chuan) 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zheng) 。任天者定，任人者爭(zheng) ；定之以天，爭(zheng) 乃不生。”“嫡長子”是天然的、無法引起任何爭(zheng) 議的身份。

帝國的官僚體(ti) 係之運轉，依靠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稅收。這裏就又浮現出一個(ge) 前提，即稅收的成本不能大於(yu) 稅收的收益。這還是隻有在定居地區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則完全做不到，因為(wei) 遊牧者居無定所，稅收的成本必定會(hui) 大於(yu) 收益。於(yu) 是，草原上無法建立起類似中原的中央財政，從(cong) 而就養(yang) 不起官僚體(ti) 係，這就進一步意味著草原上的統治規模不會(hui) 很大，因為(wei) 其隻能通過熟人關(guan) 係來完成治理。此時鄧巴數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會(hui) 起作用，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一百五十人（概數）之後，熟人關(guan) 係已經無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但按照規則統治就必須通過官僚來執行，可是草原上又養(yang) 活不起官僚。所以一個(ge) 部落一旦超過一百五十人之後，它就隻能分裂為(wei) 幾個(ge) 小部落各自遊牧。

但曆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遊牧帝國，它們(men) 從(cong) 何而來？這又是一個(ge) 需要解釋的問題。回答這個(ge) 問題前，我們(men) 可以再問一個(ge) 問題，那就是強大的遊牧帝國是什麽(me) 時候出現的？實際上它們(men) 是直到中原形成統一帝國之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從(cong) 未形成過值得一提的遊牧帝國。這裏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種財政—政治邏輯上去。

遼代錢幣（“天朝萬(wan) 順”，契丹文，藏上海博物館曆代錢幣館）

由於(yu) 生態原因，草原上的物產(chan) 有限，有一些必需品遊牧者隻能從(cong) 中原獲取，有兩(liang) 種辦法可以獲取，貿易或戰爭(zheng) ，而貿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隻要中原沒有統一，則中原的諸侯國會(hui) 競相與(yu) 草原部落進行貿易，因為(wei) 它們(men) 能從(cong) 草原買(mai) 到重要的戰爭(zheng) 品馬匹；不與(yu) 草原貿易的諸侯國在與(yu) 其他諸侯國的戰爭(zheng) 中很可能會(hui) 處於(yu) 不利地位。如此一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zheng) 關(guan) 係會(hui) 使得草原與(yu) 中原的貿易關(guan) 係達到一個(ge) 大致的市場均衡價(jia) 格。對於(yu) 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來說，這樣一種貿易條件是令人滿意的，無須聯合起來向中原爭(zheng) 取更好的條件，因為(wei) 聯合這件事本身將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約束，貿易的利潤也會(hui) 被盟主剝去一層，實際結果還不如聯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統一，則中原帝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guan) 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ge) 遠遠偏離於(yu) 市場均衡價(jia) 格的貿易條件。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麵對這種狀況，通過戰爭(zheng) 獲取必需品會(hui) 變成一個(ge) 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要想對中原發動戰爭(zheng) ，小部落便必須聯合起來成為(wei) 一個(ge) 大的部落聯盟，於(yu) 是強大的遊牧帝國出現了。

部落聯盟的首領大可汗通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可以形成一種衍生性的或者說附屬性的中央財政。隻要他能夠帶領大家持續地從(cong) 中原獲取戰利品，或者通過不斷的戰爭(zheng) 壓力迫使中原允許貿易，則大可汗便能持續此種衍生性中央財政，遊牧帝國的統一就能維係下去。但這就帶來一個(ge) 要求，即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否則衍生性的財政便難持續，部落聯盟必解體(ti) 。能征善戰的要求就意味著大可汗的繼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為(wei) 了確保統治者是個(ge) 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來說繼承製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但這會(hui) 帶來一個(ge) 麻煩，就是待到立國可汗這一輩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後，該由誰來繼位做可汗呢？子侄輩裏麵會(hui) 有不止一個(ge) 出來希望繼承汗位，並且由於(yu) 其父曾為(wei) 某任可汗，這種繼位的主張並非無根據，但又不可能全都繼位，於(yu) 是部落聯盟就會(hui) 分裂，發生內(nei) 戰。這是“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說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wei) 立國可汗的兄弟一輩加在一起也活不過一百年，待他們(men) 全都去世之後，下一代便一定會(hui) 發生分裂。隻要草原帝國發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對手的中原帝國便會(hui) 獲得分而治之的機會(hui) 。所以，曆史上所謂中原帝國擊敗草原帝國，諸如大漢遠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實際上是中原帝國終於(yu) 熬到了草原帝國分裂的那一天。回看曆史，會(hui) 發現中原帝國的這種勝利多半發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證。草原帝國會(hui) 麵臨(lin) 周期性的繼承危機，這種危機在草原上是無解的，於(yu) 是草原上一方麵會(hui) 對中原保持經常的軍(jun) 事壓力，另一方麵又會(hui) 周期性地陷入失序狀態。這種失序並不會(hui) 讓中原帝國更加好過，因為(wei) 它甚至無法找到一個(ge) 可以打交道的對象，外部安全格局處於(yu) 一種更加不確定的狀態。

宣化遼代墓群壁畫（資料圖）

草原帝國還麵臨(lin) 另一個(ge) 問題，即對大可汗來說，衍生性的中央財政的規模，完全不足以支撐他將麾下所有的兵都養(yang) 起來。草原上的遊牧者，生產(chan) 、生活、戰鬥的單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體(ti) ，大可汗養(yang) 不起，意味著聯盟內(nei) 小部落的兵仍然是歸屬於(yu) 小部落首領的，一旦諸多小部落首領聯合起來，則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約束。就像在八旗鐵騎入關(guan) 之前，努爾哈赤隻掌握兩(liang) 旗，後來皇太極多掌握了一個(ge) 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導的。這是滿洲人有“八王議政”傳(chuan) 統的根本原因所在。遊牧者會(hui) 持久地保持著一種軍(jun) 事貴族民主製——當然，東(dong) 北的統治者不是純粹的遊牧，而更多的是以漁獵為(wei) 生，但其政治—財政—軍(jun) 事邏輯與(yu) 遊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軍(jun) 事貴族的持續存在，使得對於(yu) 大汗的征戰能力同樣有著很高的需求。

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夠入主中原的話，則前述的草原邏輯就會(hui) 開始發生變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須能夠依照中原所需的統治邏輯來進行統治。但是，由前述討論可知，純粹的中原人實際上是無法理解草原邏輯的，純粹的草原人也無法理解中原邏輯，因為(wei) 兩(liang) 個(ge) 地方對於(yu) 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能夠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須能夠兼通兩(liang) 種邏輯，建立起一個(ge) 二元帝國，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來自農(nong) 耕—遊牧過渡帶的長城沿線或者中國東(dong) 北的原因，長城沿線是拉鐵摩爾特別關(guan) 注的所謂“邊緣地區”（蒙古是個(ge) 特例，但蒙古人最終真正統治中原是依靠了來自東(dong) 北的契丹人的協助）；倘不能兼通兩(liang) 種邏輯，則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統治必會(hui) 很快地坍縮為(wei) 其中的一種，無法兼製長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國，所以能夠穩定北方；但孝文帝南遷洛陽，實際上是放棄了草原邏輯，在他身後沒有多久北魏便亡國了，此為(wei) 一例。

拉鐵摩爾（1967）及其著作《中國的亞(ya) 洲內(nei) 陸邊疆》（來源：澎湃新聞）

從(cong) 大遼開始，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ge) 主動構建的二元帝國，不再追求最終的全麵漢化，通過南北二院製度，“以漢製治漢人，以國製治契丹人”。其最高統治者在長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皇帝；在長城以北按契丹的傳(chuan) 統遊牧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大可汗。兩(liang) 種身份凝聚在他一個(ge) 人的身上，由此來形成帝國的統一。此時帝國的財政邏輯變了，由於(yu) 一部分中原地區已經納入其直接統治之下，最高統治者無須帶人征戰也能通過官僚體(ti) 係而穩定地從(cong) 這裏獲得財政來源了；他還可以用這筆錢把草原騎兵都贖買(mai) 下來，軍(jun) 事貴族對於(yu) 君主的約束力因此也就喪(sang) 失掉了。這樣一個(ge) 財政邏輯的轉化，就使得君主不再“必須能征善戰”也能獲得穩定的中央財政，兄終弟及的繼承邏輯就可以轉化為(wei) 父終子及了。草原帝國所麵臨(lin) 的周期性的繼承危機這一困境於(yu) 是被化解，“胡虜”之運由此可以突破百年。

大遼國祚得以延續兩(liang) 百餘(yu) 年，對幽雲(yun) 十六州農(nong) 耕地區的掌控，是其關(guan) 鍵。幽雲(yun) 十六州的土地麵積雖然在大遼疆域內(nei) 隻占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卻占大遼總人口的六成還要多，從(cong) 而確保了大遼穩定的中央財政。也許還可以再加上個(ge) 次要原因，即大宋的歲幣，這對大遼來說更進一步補充了其中央財政。大宋通過“澶淵之盟”向大遼購買(mai) 了和平，相當於(yu) 帝國對外以財政手段解決(jue) 軍(jun) 事問題——“杯酒釋兵權”則相當於(yu) 帝國對內(nei) 以財政手段解決(jue) 軍(jun) 事問題。

在內(nei) 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發現的遼代“鷹軍(jun) 圖”（資料圖）

大遼的長壽，使其成為(wei) 一個(ge) 大宋可與(yu) 其進行穩定的長期交易的草原霸主，可以用確定的財政方案解決(jue) 軍(jun) 事問題；大遼則反過來替大宋解決(jue) 了無序的草原民族對於(yu) 中原構成威脅的問題。倘若大遼是個(ge) 短命帝國，大宋將麵臨(lin) 草原上各種無序力量的衝(chong) 擊，則大宋或者更早地亡國，或者隻能選擇大明的對社會(hui) 進行高度控製以確保國家動員力的方案，也就不會(hui) 有我們(men) 後來所知道的基於(yu) 和平與(yu) 雍容而成的“造極於(yu) 趙宋之世”的中原文化了。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被割走的幽雲(yun) 十六州，表麵上是大宋的心頭之病，但實際上是其安全保護傘(san) 的必要骨架。

而已經有效地解決(jue) 了自己的財政和治理問題的大遼，也沒有更大的興(xing) 趣南侵，宋遼兩(liang) 國交好百餘(yu) 年未曾發生戰爭(zheng) 。金庸先生在《天龍八部》中說遼道宗耶律洪基欲圖南侵滅亡大宋，實際上是小說家的虛構。真實曆史是，在宋仁宗去世之際，宋朝使者去到大遼通告，遼道宗握住宋使的手泣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直到後來徽宗朝的昏君佞臣聯金攻遼，中原才又遭兵禍。但是待到宋金和議成功後，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購買(mai) 和平，以財政手段解決(jue) 軍(jun) 事問題；而大金卻在帝國治理中沒有多久便放棄了從(cong) 大遼學習(xi) 來二元帝國結構，導致它無法有效處理草原問題，最終亡於(yu) 草原力量，大金也無法像大遼一樣構成大宋的一個(ge) 維持時間足夠長的屏蔽力量了。反過來，對南宋來說，執意北伐的嶽飛，其嶽家軍(jun) 已近於(yu) 私屬軍(jun) 隊，類於(yu) 軍(jun) 閥，是必須被剪除的。在這裏重要的並不是嶽飛的意圖，而是其實力；不能容許任何軍(jun) 閥坐大，這是宋以後帝國的一個(ge) 基本生存邏輯，與(yu) 從(cong) 兩(liang) 晉到大唐的豪族主導的帝國有著很大區別。

遼道宗皇帝、皇後契丹文、漢文哀冊(ce) 並蓋及拓片之一（藏遼寧省博物館）

從(cong) 後世的視角來看，中原帝國選擇與(yu) 草原帝國合作，用財政手段解決(jue) 軍(jun) 事問題，是個(ge) 最低成本的選項。中原帝國由此而不麵臨(lin) 外部威脅，不需要強大的動員與(yu) 控製機製，於(yu) 是其社會(hui) 層麵有著高度的活力。從(cong) 唐代開始浮現的海洋秩序，在大宋的主動推動下，進一步發展起來。通過海外貿易，刺激起大宋帝國內(nei) 部的經濟發展，從(cong) 而轉化為(wei) 帝國強大的財政能力（更不用說來自外貿關(guan) 稅的收入），以此再向草原帝國方麵購買(mai) 和平保障；中原的社會(hui) 則在此過程中獲得最大的發展空間。大宋在陸地方麵轉向內(nei) 在，但是在海洋方麵已經頗有進取精神。後世拒絕以財政方案解決(jue) 軍(jun) 事問題的大明，與(yu) 大宋正好構成鮮明對照。

對於(yu) 幽雲(yun) 十六州與(yu) 草原中國——中原中國之關(guan) 係的分析，可以讓我們(men) 窺見中國曆史的深層結構。中國曆史並不是由中原單線條地演化的曆程，而是整個(ge) 東(dong) 亞(ya) 大陸上的一部體(ti) 係史。草原、中原甚至海洋，互為(wei) 條件、互相構造，其間的複雜互動關(guan) 係，才是我們(men) 真正理解中國曆史的鑰匙。幽雲(yun) 十六州，在這裏仿佛是一麵鏡子，讓我們(men) 通過它看到中國曆史的本質。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