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治理中的識人之道

作者：陳家興(xing)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初四日丁亥

           耶穌2017年3月1日

用人的前提是識人。不能識，如何用?識之有偏、有誤，就會(hui) 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因為(wei) “用一賢人，則賢人畢至;用一小人，則小人齊趨”。

治國理政，人才為(wei) 本。“為(wei) 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用人的重要性，自古而今可謂至深至明。然而，知人之難乃是古今治理的第一大難題，如司馬光所言“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從(cong) 千百年來的曆史實踐看，這一難題始終都沒有“最優(you) 解法”。了解曆史上的識人之道，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做好人才工作大有啟發。

推薦與(yu) 明察

古人尤其是君主用大賢的，多重他人推薦、自己明察，或這兩(liang) 種辦法組合使用。倘若君主不加詳察，他人薦賢往往就會(hui) 私恩盛行，而致庸人塞路。但當麵詳察，要求用人者本身就很賢明，有雄才大略。他們(men) 往往思考治理難題夜不能寐而求之於(yu) 人，若所答能令己茅塞頓開就會(hui) 引為(wei) 高賢。曆史上，齊桓公之與(yu) 管仲、秦穆公之與(yu) 百裏奚、秦孝公之與(yu) 公孫鞅，都有所謂三天三夜長談的故事。但若為(wei) 庸主，即便是賢才他也不鑒識，有賢能他也不善用，而賢才也會(hui) 棄他而去。比如魯莊公之於(yu) 管仲、魏惠王之於(yu) 公孫鞅、項羽之於(yu) 韓信、袁紹之於(yu) 荀彧。

劉邦用人尤其注重在實踐中看實績。蕭何、周勃，起事時就在一起，可謂知根知底。張良、陳平是後來投奔，劉邦也是見到他們(men) 謀略的效用才逐漸起用的。劉邦甚至不太相信引薦這種方式，他不想把無能之輩用到官位上空享爵祿，即便如蕭何這般重臣所薦，他也未敢輕信。蕭何就多次向劉邦推薦韓信，但總不予重用。以致蕭何追韓信，才觸動劉邦，最終答應讓韓信當大將。但在設壇拜將之後，劉邦還要一試韓信有無真本領：“將軍(jun) 何以教寡人計策?”劉邦聽了韓信的一番話方大喜，才“自以為(wei) 得信晚”。

民意怎麽(me) 聽

借助人才的名聲與(yu) 業(ye) 績考核的辦法可以識別人才。然而，司馬光指出過這種方法的弊端：“是故求之於(yu)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於(yu) 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wei) 相冒。”意謂靠輿論的毀謗或讚譽，就會(hui) 有個(ge) 人的愛憎感情爭(zheng) 相摻雜進來，使善良和邪惡混淆;而用功勞簿進行考核，就會(hui) 巧詐橫生，真假不明。千載以下，可謂至理。

戰國時期的齊威王甚是明察。他曾召見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cong) 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責你的話傳(chuan) 來。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卻是田土開辟整治，百姓安居樂(le) 業(ye) ，官府平安無事，東(dong) 方十分安定。“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便封賜即墨大夫享用萬(wan) 戶俸祿。又召見阿地大夫，對他說：自從(cong) 你到阿地鎮守，每天都有稱讚你的好話傳(chuan) 來。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隻見田地荒蕪，百姓貧困饑餓。當初趙國攻打鄄地，你坐視不救;衛國奪取薛陵，你不聞不問。“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當天，齊威王下令煮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說好話的左右近臣。於(yu) 是臣僚們(men) 毛骨悚然，不敢再弄虛作假，都盡力做實事，齊國因此大治，成為(wei) 強盛的國家。

這說明，完全靠名聲評判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考察幹部，重視哪個(ge) 群體(ti) 的意見，很關(guan) 鍵。如果隻是聽自己身邊人的意見，覺得這個(ge) 人行，那個(ge) 人不行，看似身邊人與(yu) 考察對象沒什麽(me) 關(guan) 係，卻往往在實際上大有幹係。作為(wei) 領導者，最忌通過自己身邊人的臧否，來判定誰可用誰不可用。

對不同範圍的民意，孟子早就說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這裏，孟子提示了一個(ge) 更大範圍，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廣大群眾(zhong) 。

績效怎麽(me) 考

三國時期的魏明帝痛恨浮華之士，對吏部尚書(shu) 盧毓說：“選舉(ju) 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於(yu) 是讓散騎常侍劉卲製定考課法，劉卲製定了《都官考課法》72條供百官討論。

群臣對這種考績之法，多有非議，傅嘏的觀點最有代表性。他認為(wei) 這種考績是治國的細微末節，“本綱不舉(ju) 而造製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結果久議不決(jue) ，事竟不行。

的確，這種考績的具體(ti) 工作繁瑣龐雜，最後形成分數，多一分者就比少一分者優(you) 秀?當然未必，而且很容易被用來作弊徇私。

司馬光就此事寫(xie) 過一段很長的議論。他認為(wei) 識人之本“在於(yu) 至公至明而已矣”“為(wei) 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yu) 目中，無所複逃矣。苟為(wei) 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wei) 曲私欺罔之資也”。意謂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屬下能否勝任就會(hui) 看得清清楚楚，無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麽(me) 考績之法就會(hui) 成為(wei) 徇私、欺騙的憑借。這個(ge) 道理很有現實針對性，也比較在理。

司馬光認為(wei) ，“為(wei) 人上者，誠能不以親(qin) 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luan) 其誌，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wei) 善治經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wei) 善治兵矣”。其核心意思就是，內(nei) 心正，根據屬下的實績來選人，肯定能選好。他認為(wei) ，選人這種事，雖然要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jue) 斷在於(yu) 自己;雖然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要用自己的內(nei) 心。探討實情而斟酌是否適宜，最為(wei) 精密最為(wei) 細微，怎麽(me) 能預先定出法規而全部交給職能部門去做呢?今天看來就是，對於(yu) 一個(ge) 單位來說，可以聽取別人意見，但主要領導者最後要拿定用人主意，不能全部交給組織人事部門去做。

司馬光也指出了一種用人的實際：“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yu) 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jue) ，考求於(yu) 跡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他認為(wei) ，如果用人者憑喜好怒惡來選人，聽別人意見毀譽各半不能決(jue) ，考核事跡又文書(shu) 具備卻內(nei) 容空洞而不能覺察，這樣即使製定再好的考核辦法，也得不到真實情況。

司馬光的看法是，居上位的人，不隻是君王而已，太守居於(yu) 一郡之上，刺史又居於(yu) 一州之上，九卿居於(yu) 屬官之上，三公居於(yu) 百官之上，如果各級都用這個(ge) 辦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屬，君王也用這個(ge) 辦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就不會(hui) 有什麽(me) 煩勞。

責任編輯：姚遠